十一、那時候，我好想有個家
人生的四大生活要素：衣、食、住、行，住就佔了一席，可見住房的重要，現在住宅房價高踞不下，儘管如此，還是引得人們趨之若鶩，我的生活經歷就告訴自己，房子實在是太重要了！
我和我愛人是1973年結婚的，她也是我正式談的第一個物件。為什麼怎麼說呢？在以前的“磊莊回憶”中我也談到，由於種種原因，我提幹較晚，1963年入伍，一直到1970年才提幹，沒有提幹之前肯定是沒有資格談物件的，而且我一直以來家庭的經濟負擔較重，也沒有條件考慮“個人問題”（那時談物件的別稱）。1970年提幹時我已二十四、五歲了，是有條件考慮“個人問題”了，但部隊幹部的休假制度是：已婚的一年一次，時間一個月；未婚的兩年一次，時間20天。自從家裡知道我可以談物件後，我母親和我姐姐沒少動腦筋幫我物色，真的不好意思說，難得一次回家探親的20天要相親的物件可以排成隊了，可一個也看不中，大概我姐姐說的好，蘇州的好姑娘都上山下鄉去了。其實不完全如此，我相物件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是家裡的大兒子，我父親死後留下了一大筆債務我要還，我母親是家庭婦女沒工作我要撫養，這種情況看你是否願意？把條件一擺立刻嚇退了一大半，剩下的說考慮考慮，我也不願意耽誤人家就主動回掉了，所以一直到1972年底我還是孤家寡人一個。那年底我從思茅“五七”幹校回來後，排程室的老Z給我介紹了我愛人，第一次見面我依然提出這些老問題，誰知我愛人沒有含糊全部答應，這一下真的令我刮目相看，也許這與她本人出身高幹家庭，從來對經濟的窘迫沒有切身體會有關。不管怎麼說，她既然願意和我一起受窮，我當然求之不得，再說民航的同志都說她為人善良，這也符合我擇偶的標準，就這樣我們徵得雙方家庭同意後，很快就在1973年的“五一”結婚了。又不好意思再透露一點內情，我沒有一點積蓄，結婚的費用是她爸爸寄來的800元錢，應該說800元錢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錢了，所以長期以來我對我愛人一直抱有一種愧疚的心情。
我們結婚沒有舉辦婚禮，我怕那些繁文縟節，因此對臺裡說我們回家舉辦，對家裡說我們已在部隊舉辦過了，只請親戚朋友聚了個餐，而逃過了這一場熱鬧。可結婚回來以後馬上面臨一個現實問題，家安在哪裡？我愛人去向她們民航要房，可民航領導很乾脆地回答：民航沒房子，請部隊解決。可按當時部隊規定，我根本沒有資格在部隊要房，因為級別不夠，皮球仍然踢回民航。那時我們就像林憶蓮唱的：“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很大的地方。”可偌大的機場就是沒我們的立錐之地。那個階段我愛人差不多把民航貴陽管理局的領導找了個遍，甚至還和他們的政委吵了幾句。這位政委是個大老粗，我愛人後來告訴我說太有意思了，在爭吵的中間我愛人無意說了句“胡說八道”，政委便說：“你怎麼罵人?” 我愛人說：“說你‘胡說’怎麼是罵人？”政委緊接著說：“還有那個‘八道’呢？”以後每次說到這件事，我們兩人都要笑上很久。
民航沒有房子分配這個事實我們無法改變，因此我每個星期回去只能住他們的招待所。我們想小家庭開個夥自己搞菜吃，只能用我愛人原有的一個酒精爐，還找了塊木板放在椅子上當餐桌。好在那時沒有孩子，我們兩人隨便怎麼都對付得了。我愛人還繼續進行向領導申請要房子的持久戰，大概民航領導最後忍受不了我愛人的聒噪，抑或感到良心發現，我們結婚一年後終於在民航職工家屬樓裡分配給了她一間大約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房子小到放了一張床後就沒有多少空餘地方了，沒有衛生間，廚房是幾家合用的，但不管怎麼說，總算有了個安身之處，我們也挺高興。為了慶祝這個小屋臺裡有不少人都來過，H、W、G等人是少不了的，ZW、WM、FC、LS四位女同胞肯定也來過，甚至在簡陋的廚房中搞過菜、聚過餐。做飯用的爐子已經進步到用鐵的煤爐了（帶煙筒的那種），鍋碗瓢盆也置辦了些，我愛人也像模像樣地當起了家庭主婦，儘管做的飯被稱為“幹稀飯”（比稀飯幹，比干飯稀，那時沒有電飯煲），炒的菜或鹹或淡，難以下嚥，但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且我愛人她隨和的性格使她與左右鄰舍相處得十分熱絡，我們在屋內經常會聽到隔壁那個叫唐紅的女孩一口甜甜的貴州話：“阿姨，水開哦！”現在想起來心裡還是暖暖的。
我們第一個孩子我愛人產後就留在老家由姥姥、姥爺帶養，可一年多以後她又懷上了老二，總不能兩個孩子都讓姥姥、姥爺帶養吧，房子問題再次擺上議事日程。好在這時民航領導也感到職工住房是個大問題，計劃在年內建造一幢新的家屬樓，我們就眼巴巴地盼著新的家屬樓樹起來。果然家屬樓建好了，我們分配到了一個一間臥室、一個客廳、一間廚房外加一個蹲坑衛生間的一個小套，面積比、原來大了一倍多，有二十多近三十平方米，我們真是興高采烈，總算有了一個真正像樣的家。我們又學著旁邊新拿房子的人家，趁熱打鐵在樓前空地上建了一間存放煤炭的儲藏間，那是在民航一幫上海兵的齊心協力下，花了一天勞力的成果，用的就是民航建房剩餘的磚，按現在的觀點看毫無疑義是個“違章建築”，但誰也沒想過要給它辦房產證，違章就違章吧，那天晚上我和那幫上海兵可喝了不少酒，以至於他們什麼時候走的我完全沒有印象。
有了套房就意味著有了個家，不但星期天我和我愛人過起了有滋有味的小日子，也給臺裡沒成家的兄弟姐妹戰友們提供了一個聚會的場所。我記得我們臺裡不少人都去我們家聚過餐，民航的那幫上海兵更是把我們家當作他們聚會的根據地。那時雖然物資匱乏，但我們大家動手，挖野菜、採蘑菇、摸田螺、河蚌，運氣好的話還能抓到黃蟮，回來放點豬油燒上一大鍋，再來上幾瓶包穀燒酒，那個熱鬧勁能把房頂都掀起來。無論是洗菜、燒菜還是吃完以後收拾鍋碗瓢盆，都是大家一起動手，我很煩吃完以後那滑溜油膩的盆碗不好洗，可ZW這位姑娘最聰明有辦法，她在洗碗盆裡倒些洗衣粉（那時還沒有洗潔精），立馬盆碗就洗得光潔無比，再用清水一衝就乾淨了，我真的很佩服她。
1976年我愛人回老家生下老二後把老大帶了回來，孩子在身邊，我們這個家才真正完整了。可新問題也來了，誰帶孩子呢？好在民航這樣大小的孩子多了，民航就辦了一個簡易幼兒園，其實跟放羊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大孩子幫著帶小一點的孩子，我記得我愛人告訴我，一天到傍晚了，我們的孩子還沒回來，我愛人到處找、到處問都沒有蹤影，可把她急壞了，後來有人告訴她，看到下午有個大一點的女孩子帶著一幫小孩上山，估計是去採蘑菇了。果然天快黑了，我們家孩子手裡拎了個小籃子跟著小姐姐回來了，籃子裡採的都是不能食用的石灰菌，我愛人這才鬆了口氣。其實那時機場裡安全得很，大門口站崗的哨兵都認識那些孩子，根本不讓他們出機場。山坡上除了蘑菇、野菜、草莓、松子，不可能有狐狸、狼之類的野獸，最多有隻把小兔子、小松鼠的，也不會咬人，而且那時沒有人販子，孩子在野外玩得可瘋了，對他們的身心健康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兒子如今已經四十多歲了，還隱約記得磊莊機場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
當然，說沒有危險也不是絕對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件事，一天下午，我正在臺裡大概是搞業務學習還是什麼的，民航的小韓（也是我們的好朋友）急衝衝地來找我，一見我就說：“老C你快回去吧，你們家孩子掉糞坑裡了！”我以為他開玩笑，不以為然地說：“開什麼玩笑！”他著急地說：“真的，不騙你，現在被人已拉起來了，你們家孩子媽不在，你快去看看吧。”我一聽，連忙跟身邊的同志打個招呼，就快步跑去了。果然見在一塊菜地邊站著我們家孩子，渾身沾著糞水，旁邊聚著一幫小孩邊笑邊喊：“臭死了！臭死了！”孩子一邊揮手趕那幫孩子：“去！去！”一邊用手摘身上的髒東西。我見了是又好氣又好笑，一問才知道他去追一隻蝴蝶，追到菜地，一不小心掉進漚肥用的敞口大缸，幸好糞缸裡只有半缸糞水，又及時被人拉了上來，才無大礙。回家從裡到外從上到下給他洗了幾遍，還總感到臭味猶存。
貴州冬天陰冷陰冷的，必須要烤火過冬，安順以南遍佈著小煤場，大約十四、五元錢一噸，買上一噸煤一個冬天足夠燒了，只要提前跟民航後勤提出掛號，他們就會安排汽車去拉煤，當然拉來後是需要自己賣苦力往儲藏室裡裝的，為烤火我們還專門去購買了帶煙筒的鐵爐子。我們家對門住的是民航一位副政委家，他家的老二在讀高中，他經常跟著小韓來我家玩。1976年，周總理、朱德委員長和毛主席先後離世，那年哀樂和葬禮進行曲經常回響在空中，他家老二就拿了根簫學吹哀樂和葬禮進行曲，搞得我們那樓道老是悲悲切切的。前幾年和老二聯絡上了，他在成都，現在已是一個小有名氣的畫家了，真是人事滄桑，世上新人推舊人啊！那個小套房我們一直住到1978年我們轉業回蘇。要走了，對那套鐫刻著我們生活印記，迴盪著同志們歡聲笑語的小房子，我們還有著深深的留戀，那間搶建起來的“違章建築”，還有裡面沒用完的煤炭，以及專門去購買回來冬天烤火的沉重的鐵爐子都留下了。就像徐志摩寫的《再別康橋》：“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