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聯合辦公巨頭WeWork宣佈創始人亞當諾依曼辭去CEO職位，由現任副董事長塞巴斯蒂安和首席財務官阿蒂接任，後兩者將擔任聯合CEO。
這成為了WeWork近段時間遭遇寒冬時節的又一場大雪。
亞當諾依曼的“下臺”在相當程度上與其套現的騷操作有關，如他首先向公司以低於1%的利率貸款買房，然後作為房東租給公司使用，再用鉅額租金還貸，通過這種空手套白狼的操作，獲利超過數百萬美元。
再比如，亞當在創業過程中以私人身份購買了we.co這個域名，並且註冊了we的整套商標，然後主導WeWork母公司改名為We.Company，之後通過公司向自己支付了590萬美元已購買前述域名和商標。這一做法被業內人士評為“綁架了自己的親兒子所要贖金”......
拋開掌舵者的種種騷操作不談，WeWork自身也是噩耗不斷。
在外界對於其究竟是一家地產公司，還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質疑聲浪中，今年1月軟銀原計劃對WeWork的160億美元投下調至20億美元，步入下半年之後WeWork估值從巔峰的470億美元斷崖式下跌到150億美元，又在9月底宣佈暫停IPO計劃。
在這背後，是WeWork糟糕的盈餘狀況，根據其招股書顯示，WeWork 2018年營收為18億美元，同比增長高達103%，營收大漲並沒有幫助其實現盈利，反而是淨虧損從12億美元暴漲至22億美元。
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國股票策略師邁克威爾遜評論稱，WeWork首次公開募股的失敗，標誌著資本市場為沒有實現盈利的企業提供慷慨資金的這樣一個時代結束了。
12008年，因工作相識的亞當諾依曼和米蓋爾麥克維聯合創辦了旨在發展綠色可持續的聯合辦公空間Green Desk，提供可迴圈利用的傢俱、綠色辦公用品和風力發電。
在彼時房地產市場不景氣的大背景下，Green Desk取得了良好的發展態勢，但在2010年，兩位創始人賣掉了這家企業並創辦了WeWork，亞當諾依曼在後來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們意識到綠色環保是我們做任何事時都應該注意的，而社群化才是未來的趨勢。”
2011年4月，第一家WeWork辦公空間在紐約市蘇豪區的一棟廉租公寓風格的建築裡誕生，此後2年，WeWork新開了4家辦公空間，並引起Benchmark、軟銀願景基金等風投大戶的注意。
在資本助推下，WeWork開始頻頻出擊爭奪房源，繼而頂著虧損跑馬圈地，快速搶佔市場份額，不僅將聯合辦公空間業務拓展至全球29個國家和地區的111個城市，還開闢了面向年輕人群體的租房業務平臺WeLive和麵向兒童群體的共享學習空間WeGrow。
一個足以說明其擴張迅速的最直觀例子是，截止2018年末，WeWork的辦公空間為4500萬平方英尺，這個數字在一年前僅為1000萬平方英尺。
而相較於WeWork一度高達470億美元的估值，在發展時間、會員數量、辦公空間、覆蓋國家和城市等多個方面都處於優勢地位的比利時聯合辦公品牌IWG估值僅為37億美元。
儘管WeWork一再標榜自身是科技公司，提供的是空間即服務，但始終無法擺脫外界對於其估值泡沫的質疑聲浪。
用甲骨文創始人兼CEO拉里埃裡森的話說，“WeWork從我這裡租了一棟樓，然後裝修一下，接著再轉租出去，然後他們對外宣稱，我們是一家科技公司，我們的目標是技術多樣性。太可笑了。”
領頭羊涼了，跟隨者也不好過。
有資料顯示，去年一年僅中國市場的聯合辦公品牌就關張40家，且運營時間均未超過兩年，而如優客工場、方糖小鎮等領跑陣營玩家也放慢了腳步，裁員的裁員，關店的關店，融資及上市程序紛紛推遲。
2其實，聯合辦公行業的境遇只是整個共享經濟領域潮起潮落的一個縮影。
共享出行的發展軌跡與聯合辦公幾乎如出一轍，兩大上市巨頭Uber、lyft股價連月下跌，並創下歷史新低。根據Uber公佈的年報顯示，其2018年全年虧損達18億美元，僅2018年Q4就虧損達7.68億美元。
事實上這已經是Uber在極力扭虧為盈的基礎上所能交出的答卷了，Uber CEO科斯羅薩西上任兩年以來已經力主推進了一系列“撤退”措施——包括退出俄羅斯市場、將虧損的東南亞業務出售給東南亞出行巨頭Grab、力推送餐服務Uber Eats成為另一項核心業務等等。
而Uber在美國市場的最大競爭對手、網約車第一股lyft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根據8月初其釋出的最新一季財報顯示，在營收超預期同比增長72%的基礎上，lyft當季仍虧損6.442億美元。
再把目光投向國內市場，最新資料顯示，滴滴仍然以佔據90%市場份額的絕對優勢領跑行業，但與此同時，其成立6年至今仍未實現盈利。
在這種全球共享出行巨頭都深陷盈利困境的情況下，甚至有分析師開始對叫車服務商業模式的可行性提出質疑。
另一方面，不妨再看看已經告別風口的共享單車行業，作為共享出行下轄的一個垂直細分行業，在ofo退出領跑陣營，摩拜單車委身美團之後，當前行業已經呈現出了“三國殺”格局。
簡單地說，阿里加持的哈囉、滴滴旗下的青桔、更名美團單車的摩拜組成了共享單車領跑三強。
在背靠巨頭之外，尋求盈利同樣是共享單車玩家們的最主要議題，而漲價成為了最直接的方法，今年4月，哈囉、摩拜先後宣佈在北京地區漲價，如摩拜騎行價格為15分鐘內收取1元，每超過15分鐘加0.5元，而哈囉單車的價格從此前的每小時2元漲至每15分鐘1元。
8月初，摩拜再次漲價，15分鐘內起步價為1.5元，此後每30分鐘多收取1.5元。青桔單車的漲價幅度與摩拜相仿。
除此之外，各家也紛紛開始強調精細化運營，以謀求降低運維成本。如摩拜推行“飽和城市地區只置換不新增”策略，哈囉開始藉助大資料等技術解決車輛丟失、損壞問題等。
歸根結底，在於隨著資本寒冬的到來和經濟週期的變化，對於科技企業尤其是上市科技公司而言，能夠自己造血活下去顯得愈發重要，可付費活躍使用者資料的重要性甚至開始比肩活躍使用者資料。
3有趣的是，並非所有的共享經濟細分垂直領域都呈現被寒冬所困擾。
一個最直觀的例子當屬如共享物品領域的代表共享充電寶行業，同樣是在一大波行業集體漲價的大背景下，根據艾媒諮詢的資料報告顯示，街電、小電和怪獸充電三家已實現盈利，剩下的一家來電科技則自稱是行業首家實現盈虧平衡的企業。
這四家恰恰組成了瓜分超過95%市場份額的共享充電寶領跑陣營，這無疑代表著共享充電寶行業整體已經基本實現盈利，或至少是盈虧平衡。
共享充電寶的成功，不僅僅取決於手機充電技術的發展瓶頸和廣大消費者尤其是年輕消費者群體的“懶惰”，還在於依託微信/支付寶的支付生態，解決了共享單車行業長久以來的押金痛點。
而和共享雨傘、共享籃球、共享輪椅等其他共享物品領域細分行業相比，共享充電寶固然同樣具備成本低利潤高的優點，卻不受侷限性強、非高頻需求、噱頭意味重的等痛點影響。
但更重要的一點是，在當前國內移動網際網路和智慧手機普及率已近天花板的環境下，手機已經成為了人們每天早上睜開眼和晚上入睡前所接觸的那個事物，有資料顯示，現代人平均每6.5分鐘就會看一次手機，這促成了人們的“電量焦慮症”，從而為隨處可見、隨時取用的共享充電寶提供了可觀市場空間。
共享民宿市場則是另一個逆勢向好的領域，7月初國家資訊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釋出的《中國共享住宿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中國共享住宿市場交易額為165億元，同比增長37.5%，預計未來3年將保持50%的市場規模增速。
所謂的共享住宿市場其實就等同於共享民宿，在國內主要玩家則有小豬短租、途家、木鳥短租、榛果民宿等。
和其他共享經濟領域動輒千億甚至萬億的市場概念相比，國內共享民宿行業只有百億級的市場規模，也從未誕生如滴滴這樣的巨頭存在，甚至行業發展歷程也並不像其他共享經濟行業般具備高熱度話題性。
之所以說共享民宿行業“逆勢向上”，不僅在於整個行業正處於快速發展階段，從業企業也並沒有過於沉浸燒錢補貼，還取決於共享民宿與旅遊業的融合，成為了支撐其未來前景的地基。
換句話說，正日益成為主流消費者群體的95後、00後等年輕人群，他們對共享民宿的接受度和消費意願非常高，尤其是在外地旅行中更青睞當地特色民宿，而非整齊劃一的酒店。
當然，已經步入爆發前夜的共享民宿市場並非高枕無憂，當前民宿行業的法規監管依然不夠完善，在安全、隱私等方面仍然潛伏著一些亟待解決的痛點。
4所謂的共享經濟，最早是在1978年由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科斯·費爾遜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瓊·斯潘思共同提出的，他們基於人類生態學家阿莫斯·霍利的共生合作是為了滿足人們可持續發展需求的觀點，提出協同消費是一種滿足日常需求並與他人建立關係的日常活動。
因此共享經濟原本是指通過盤活閒置資源，有償與他人分享，從而提升社會資源利用效率的商業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平臺只是起撮合交易的作用，賺取的是服務費、中介費及流量帶來的廣告收入，並不擁有物品、服務的所有權，具備輕資產、C2C的特點，Uber、Airbnb是其中典型代表。
隨著網際網路時代新經濟產業的發展，共享經濟背後的“平臺”、“服務”等元素成為了資本市場眼中更具價值的概念，也成為了後者所極力推動的模式。
事實上，現在泛指的“共享經濟”本質上是網際網路+短時租賃，如共享單車並非是真正的連線普羅福斯家裡的閒置單車，而是自己整合甚至搭建供應鏈生產、投放單車，更應歸類為商業行為而非共享。
這意味著，包括聯合辦公在內的絕大多數共享經濟領域，既具備網際網路企業在前中期依賴燒錢搶佔市場，後期通過規模效應改善商業模式的特點，也有著租賃企業斥巨資進行重資產投入、運營和維護的要求。
基於此，在經濟環境上行時，無論是資本市場的助推、消費市場的熱捧還是行業本身的信心，都足以支撐企業頂著不斷上升的虧損數字進行燒錢擴張，在企業體量成長到足夠龐大之後再以規模效應降低成本，改善商業模式進而盈利。
而現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經濟下行趨勢明顯，重資產的特點更是讓企業和投資方騎虎難下雪上加霜。如果說在可預見的短期內無法實現盈利還算是小問題，那麼上述企業的高估值被業界越來越多的質疑為需要被戳破的泡沫就是大事了，這種“共享經濟”模式自然愈發體會到寒冬凜冽。
有趣的是，這恰恰成為了共享充電寶、共享民宿等不受重資產所累的行業能夠逆勢向上的一個根本原因。
而共享民宿行業當前的主要模式是C2C，輕裝上陣決定了品牌企業即使未能實現盈利，也沒有在燒錢和補貼這兩個困境中陷得過於深，市場規模的蒸蒸日上也給共享民宿企業發展不斷輸送著希望。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說，手機充電和出遊民宿這兩大方向切實命中了年輕消費者群體的需求及喜好。
抓住年輕人群體就抓住了商業的未來，這並不是一句虛言。
拋開概念之爭不談，共享經濟的降溫是大勢所趨，但並非所有行業都會跟著感冒，得益於智慧手機與移動支付的高普及率，那些能夠真正滿足消費者尤其是年輕消費者需求的共享經濟行業在中國市場其實極具潛力，我們無法阻止潮起潮落，那就只能選擇乘風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