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先生：一個炮製5·19行情的文藝青年

股市莊家，一群玩著收割散戶遊戲的大戶們的統稱。自1994年8月以來，中國股市莊家林立。他們可以隨意看到散戶們的底牌，猶如開啟上帝視角般，操縱散戶於鼓掌之間。

那些年，A股仍是一片野蠻生長的江湖。從當年的銀廣夏、億安科技到德隆系旗下的湘火炬、啤酒花和合金投資。那些妖股叢生的歲月，誕生了無數莊股大佬。

當年，《財新》社長鬍舒立還是《財經》雜誌的一名記者。那時年輕的胡舒立也許不知道，在2001年1月那個普通的日子，她的筆下即將誕生中國股市史上一篇前無古人，後也不可能有來者的報道。

比起呂梁這個名號，散戶們更熟知的可能是K先生的稱呼。那些年，每週發行的《證券市場週刊》雜誌上，呂梁以K先生的筆名接連發表4篇《世紀末與中國資本市場的對話》的專題文章。

文章高屋建瓴，既有技術理論分析，又夾雜著巨集大敘事與家國情感，一路唱多中國，唱多行情。這種寓情於理，情理交融的文風，一問世便在那個諸多專業人士不看好中國市場的論調中橫空出世。

日後回溯這段歷史，這種說理中夾雜著煽情，煽情中撩撥民族大義的文章最能擊中股市散戶的下懷。

1999年5月8日，呂梁的第四篇對話系列文章發表後，中國南聯盟的大使館被炸。到處都是上街遊行的學生和工人，民族情緒高漲。而股市則開始震盪，但隨後的5月19日，滬深兩市在毫無預兆的情形下發生井噴。“5·19行情”的大爆發則使K先生——呂梁坐實了“中國第一股評家”的名聲。

平心而論，呂梁在《證券市場週刊》的這幾篇文章的確大氣非凡，技術中透露著理想主義的才華。當時有散戶好奇K先生是何方神聖，有人甚至懷疑他是官方筆桿子，奉旨辦事。

但其實，筆鋒犀利的呂梁靠的是真才實學。

把時間線拉長，80年代中期的呂梁還是一個文人。他寫過小說、戲劇，還出版了不少紀實性圖書。同時還為一些報紙充當自由撰稿人，1992年5月2日，《中華工商時報》刊登了他的系列文章《1990～1991年中國“股市狂潮”實錄》。

1992年深圳“8·10事件”爆發，他在深圳交易所待了幾個月，寫下《百萬股民“炒深圳”》的報道。這篇報道讓呂記者名滿天下，一時間各大報社約稿不斷，洛陽紙貴。

於是，呂記者開始淡出文化界。先是搞了諮詢公司，後來自己找了些資金開始投資。但文人出身的呂梁不善投資，尤其是那個年代凶狠的短線炒作。他唯一仰仗的就是自己犀利的股評，漸漸地他的身邊聚攏起一些大戶，這些大戶經常為他的投資事業提供資金。

但那時的呂梁，前前後後的炒股已經虧損了近1000萬，一連串的虧損壓力山大。

但上帝往往在關上一扇門的同時，還會開啟一扇窗。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虧得快要放棄的呂梁在1998年的那個深秋，與來自深圳的朱大戶相遇了。

深圳大戶朱煥良，早年間在工地開渣土車，他農民出身沒什麼文化。後來靠著倒賣國庫卷和認購股權證掘到了第一桶金。後來成立深圳英泰投資諮詢公司，他與呂梁不同，他擅長短線，選股眼光毒辣。

嗅覺靈敏的他被人稱為股市朱大戶，在滬深兩市的散戶中很有影響力。當時有散戶過年貼春聯稱“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感謝朱煥良。”

朱大戶是滬深兩市最早的億萬富翁之一。但沒承想，1997年的爆發的一場禽流感，徹底讓朱大戶生平第一次被套牢。

1996年前後，股票坐莊風潮四起。按捺不住的朱煥良選中了來自深圳的股票康達爾。

康達爾本是深圳的一家養雞公司，1994年11月在深圳上市，香港70%的活雞全靠它供應。朱煥良跟深圳當地的一些領導相熟，自認為有坐莊的便利。於是在二級市場上購入了90%的康達爾流通股。

但中國有句古話，家財萬貫，帶毛的不算。老祖宗們早就意識到，那些活蹦亂跳的活物比不上土地和田產的抗風險能力強。

天有不測風雲。正當朱煥良每天在5000多萬康達爾流通股上睡大覺時，H5N1禽流感爆發了。

康達爾的股價從15.4元跌到了7元多，跌幅達到·了50%。手握5843萬康達爾流通股的朱煥良心裡拔涼拔涼的。康達爾公司的5萬多隻雞一夜間全部得雞瘟而死，更有無數被懷疑感染禽流感的雞被撲殺。

緊接著，香港特區政府便宣佈全港戒雞。訊息一放出，朱煥良的2億元便徹底被套牢。他那時時常對友人講，自己是全深圳除了那些雞以外，最可憐的人。

朱煥良天天在自己的豪宅裡嘆氣，那邊的呂梁也在北京一籌莫展。結果，朱煥良有個朋友給他出主意要他去北京找找K先生。

在北京，酒過三巡之後。理想主義的呂梁便振振有詞地講，“自己要做中國的巴菲特。”他想搞一個私募基金，不搞短線，只做價值投資。

那邊沒文化的朱大戶一聽，頓時覺得機會來了。於是他告訴呂梁自己願意入夥出資，前提是希望王呂梁幫他從康達爾裡解套。

呂梁那時對朱煥良有所耳聞，其實在圈子裡，朱煥良這個人名聲並不好。他之前幾次和機構聯手都背信棄義，中途離場。

但此時的呂梁負債累累，太需要一次翻盤的機會了。他分析後認為，康達爾雖然是一隻“病雞”，但流通盤小，收購成本低，炒作起來比較容易。

於是1998年12月13日，呂梁跟朱煥良簽了一個為期5年的戰略合作協議：

呂梁負責組織資金接下朱大戶手中50％的康達爾流通股，而朱大戶必須配合長期鎖倉，還必須幫忙安排購入康達爾部分國有股，最終實現對康達爾公司的控制和重組，將康達爾打造成“金融加高科技”的投資控股公司。

同時，朱大戶當即承諾日後無論股價怎麼上漲，他都將以13元的協議價向呂梁轉讓手中的股票。

就這樣，一個被股市套牢2億資金的炒家和一個負債2000萬的職業股評人開始合作了。

呂梁派出手下，中國股市第一操盤手的丁福根去四處融資。丁福根號稱股市天才，他對呂梁的理論深信不疑。他接連飛往上海、深圳，與各地的營業部洽談委託理財業務。

丁福根找的這些人都是呂梁之前的債主，這些債主也很有意思。明明都知道呂梁欠著他們幾百萬的債務，但一聽到這個計劃，還是願意把錢交給丁福根。

當時的中介費是15%，高的離譜。但也正是在這個高息的誘惑下才特別順利。營業部介紹來了不少資金方，呂梁用這些錢去買朱大戶手裡的股票，然後把股票再抵押融資。

如此迴圈往復，到1999年的3月前後，丁福根通過投資理財、合作協議、抵押貸款等各種形式，與各色人等共簽下100多份協議，融進3.98億元資金。呂梁用這些錢，先後從朱大戶手中買下1300萬股，並轉託管了1700萬股，完成了控盤3000萬股即50％的既定建倉目標。

同時，為了規避個人持股達到5％就要舉牌公告的法規，丁福根先後動用了1500個個人賬戶，這些賬戶八成以上是由各地證券營業部以每張股東卡190元的價格賣給他的。

當時康達爾這家垃圾公司的股權結構是這樣的，近6000萬股都在呂梁手裡，外面只有1000多萬股。所以拉抬股價很簡單，但問題是該如何脫手這麼大的持倉量。

於是1998年12月起，他們就在股市上畫圖了，遙控各個營業部買進賣出，製造股票交易的假象。他們經常同時打通兩家營業部的電話，同時指揮比如多少錢，多少股，然後兩家營業部一個出錢一個拿股票，就在這個價位上成交。雖然股價穩步攀升，但沒有股民參與，根本就是自娛自樂。

此時，呂梁開始化身股評師K先生。於是便出現了文章開頭那4篇刊登在《證券市場週刊》上的《關於世紀末中國資本市場的對話》的系列文章。

隨後的5·19行情，滬深兩市一路井噴。呂梁瘋狂拉抬康達爾股價，從20元漲到36元，到1999年7月，已經漲到了40元。

8月，呂梁在《中國證券報》上組織了一個整版文章，全面介紹“重獲新生的康達爾”。文章宣稱，康達爾已完成了重大重組，將涉足優質農業、生物醫藥、網路資訊裝置、網路電信服務、高技術產業投資等多個新興產業領域，通過專案投資、股權投資等多種投資方式，以及其他資本運營手段，逐漸發展成為一傢俱有一定產業基礎的投資控股公司。

5·19行情一炮打響，它為中國散戶帶來了網際網路浪潮。呂梁深知科技成長的重要性，於是將康達爾改名為中科創業。

這個名字一聽就是科創領域的公司，在A股市場不到800支的股票裡甚是搶眼。“中”字給散戶以誘導，隱隱透露著跟國家或者中央有關；而“科”字則是呂梁找的一個傀儡董事長，這個人在科技部下面的一家研究所找工作，但金燦燦的科技部工作履歷方便包裝。

此時呂梁決定玩一盤大的，他開始組建中科系。

2000年起，他通過受讓法人股和直接購買的方式，成為中西藥業和歲寶熱電等企業的大股東。

據說，那時出了名的呂梁只要往營業部一站，往他身上靠的投資人絡繹不絕。那時出資額少於1000萬的投資人，呂梁都不愛搭理。

接著又是一連串的輿論炒作：鉲252中子癌症治療儀、西北苜蓿科研院、中國電子商務聯合網、天威資料網路、中國飼料電子商務。

每一個概念被投向市場時，中科創業的股價便上漲一波。中科創業還曾連續26個月被權威媒體列為投資風險最小的10只股票之一、可以放心長期持倉的大牛股，甚至入選道瓊斯中國指數，成為當時受人追捧的香餑餑。

知識分子出身的呂梁此時並沒有高位套現，轉身離場。這與一些股市割韭菜的老莊並不相同，他開始不斷去買入其他中科系下的股票，希望築起自己“中科系”的帝國。

這種想法類似於大洋彼岸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他表示，“自己要做東方的巴菲特，成為股市的‘善莊’，不割散戶，而是帶著散戶一起賺錢。”

從事後的角度看，頗具理想主義的呂梁給自己選擇了一個天梯難度的任務。他在拉高股價之後，還需要不斷的丟擲利好訊息穩住急於套現離場的散戶。這樣他才能拿下更多公司的股權去搭建他的“金融大廈”。

但事與願違，理想主義的呂梁遇上了心懷鬼胎的朱煥良，文人的理想主義遇上了農民的小農情結。故事的結局早在開頭便已寫好，這注定是一個關於背叛的劇本。

呂梁一邊在股市裡衝鋒陷陣，但另一邊的朱大戶開始盤算著自己的小算盤。與呂梁合作時，兩人簽訂了一份5年內朱煥良必須鎖倉的協議，但朱煥良眼看著原來的康達爾股票從虧損2億到獲利10億，心裡癢癢的不得了。

但還有3年的等待，這對於朱煥良是一種煎熬。

2000年5月，鏖戰正酣的呂梁接到丁福根的線報，市場上出現一個不明拋家，每天都在1500萬元左右。而據丁福根判斷，此人非朱大戶莫屬。

呂梁打電話給朱煥良，但朱煥良推託稱另有其人，要呂梁填平。呂梁前後填進5個億，仍未填平，才知道朱煥良鐵了心要離場了。

當時的朱煥良，一邊指示著手下快速拋盤。一邊安撫呂梁，他每賣出1500萬股，就快速從營業部提現，換成一麻袋一麻袋的現金。

8個月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朱煥良將前後套現的11億人民幣，塞進了一個個箱子，裝上幾輛租來的“大飛”（走私用的快艇），避開海岸巡邏隊，偷偷運到了香港。

“我只是賣了我自己的股票。”

朱煥良只是中科系的叛將之一。中科創業股票20多個月連續上漲，公司內部不少人都把股票拿去質押，偷偷建倉。

呂梁初期對此睜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等後來朱煥良案發，他想下令清查時，才發現從“左臂右膀”的申杲華，到普通員工都有私倉，都在恍然出貨。意識到問題後的股民也紛紛割肉，建在一片謊言之上的中科神話轟然倒塌。

從2000年12月25日開始，高傲了將近兩年的中科創業連續9個跌停，50億元市值煙消雲散。

呂梁深知大勢已去，無奈的他將《財經時報》總編輯楊浪約至位於現在奧林匹克公園旁的北辰花園別墅家中，徹底自爆了坐莊中科創業的始末，這是A股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莊家獨白。

媒體曝光後，連續10天跌停的中科創業止跌。散戶們開始將怒氣撒在呂梁和丁福根身上。有人給丁福根帶話，“敢踏進北京一步，就剁你手腳。”

呂梁則是在公安監視居住期間，披了一件軍大衣，翻過家中圍牆，打了一輛計程車，消失在北京的茫茫夜色裡。

呂梁當年坐莊炒作，無論是否真像他自己標榜的“善莊”。他的行為已然構成了對股市行情的操縱。

覆盤呂梁坐莊康達爾的經過，可以發現他思維縝密，整個鏈條所有環節都在自己人手中的控制。

1. 股票抵押融資

他開始買入朱煥良手中的流通股，靠不斷的股票抵押貸款，成為實際上的控股方。

同時通過控股權最終控制了康達爾董事會，在康達爾董事會11個席位中佔據7席，為此，呂梁花了7個億。當然，這筆錢也來自股票質押貸款。

整個環節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全程自己沒有動用一絲自己的資金，玩著左手進，右手出的輪轉游戲。

2.畫餅前景

2000年7月，呂梁在剛剛得手中西藥業時便急匆匆宣佈：中科創業與中西藥業等公司成立全資公司，著手先進癌症治療儀器中子後裝治療機(簡稱中子刀)的生產與銷售。

其後又宣佈兩家公司將共建“中國電子商務聯合網”，組成18家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大聯合，建立一個跨區域、跨國界的大型網路平臺；之後再修建一座“極具創新意識的超級電子商務大廈”，組建“中國飼料業電子商務投資有限公司”。但後來證實，他實際投入資金只有除苜蓿專案的100萬元。

3.忽悠

呂梁“中國第一股評家”的聲譽被他利用的淋漓盡致，1999年8月，為拉昇康達爾造勢，呂梁在某證券報上組織了一個整版，全面介紹“重獲新生的康達爾”。這只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為莊家親自下場搖旗吶喊是那個時代的一大特色，現在的遊資很少有人敢這樣做了。這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莊作為那個年代特殊的產物，已經慢慢消散在歷史的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