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刀賤笑

“如果世界上還有人比索羅斯更不可信，那就是索羅斯本人了。”

在香港大公報曝光老索羅斯二度“襲港”失敗後，網上又有人把那個“金句”翻了出來。

2015年1月，年近85歲的索羅斯在瑞士達沃斯經濟論壇晚宴上宣佈“終極退休”，不再管理投資。大鱷容顏老邁，言之鑿鑿，但很多金融觀察家反應謹慎：索羅斯真會退隱嗎？畢竟，這樣的煙霧彈早就放過不止一次，但只要市場滲出丁點腥味，他又總是聞風返場。

在達沃斯告別中，一輩子都在夢想成為哲學家的索羅斯撂下一句警句：“世界經濟史是一部基於假象和謊言的連續劇。”港媒曝光他趁著香港亂局策動金融戰配合顏色革命後，不少人又想起這句話，發覺他好像早就為後來食言“謀港”埋了伏筆。

20年前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時任中國航油（新加坡）公司Quattroporte的陳九霖正在新加坡，親眼見證了索羅斯的做空手法。“從索羅斯一直以來的言行舉止看，”陳九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斷言，“他的確仇恨香港且做空香港之心不死。”

潛伏

港島中環的國際金融中心（IFC）二期，是香港作為世界級金融中心的一處著名地標。2010年11月，這座摩天大廈35層一片大約400平米的辦公區域，在長時間施工後終於撤掉圍板。樓層電梯旁出現一塊新指示牌：SFMHK Management Limited （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香港辦事處）。

這就是索羅斯基金在香港的辦公室。開張當天，老索羅斯的二公子喬納森親自到場主持儀式。但不少人還是感覺，索羅斯這事兒辦得“悄無聲息”，有些鬼祟。

媒體注意到兩個細節，一是知情人透露索羅斯籌建香港辦事處用了整整10個月時間，但卻一直未事聲張。二是辦事處選址，就在“老對手”香港金管局樓下，很有“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來”的意思。1998年，正是這家香港金融體系最高監管機構，力挫索羅斯等國際炒家。

有些人說索羅斯到香港開公司只是順應形勢。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歐普遍加強金融監管，尤其加大對內幕交易的打擊，大批對衝基金公司被迫“東遷”，前往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拓展亞洲業務。但另一些人覺得這不是主因，“索羅斯就是在密謀復仇”。

SFMHK開門後這些年，香港金融市場甚至內地股市每有鉅額熱錢流入，都被懷疑背後有索羅斯操作。2015年A股和港股同陷股災，更有傳言說老索羅斯當時曾現身香港。

“大鱷索羅斯在香港都幹了啥？”新浪財經香港站時任站長彭琳當年寫了一篇觀察文章，標題就提出這個問題。文章追溯索羅斯香港公司成立5年間的運作，說SFMHK始終保持低調，股市和外匯市場操作有得有失，總體上看不出有啥出格行為。

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潛入港島並埋伏下來後，索羅斯暗地裡一直在尋覓時機。

在開頭提到的那篇文章中，陳九霖似乎有意提供“內情”：“2015年，一位朋友告訴筆者，索羅斯曾邀請他一起做空香港，但他沒有答應。”陳說，一心謀求做空香港的索羅斯，“總是在尋找機會”。

報道梳理近三個月的市場資料，發現國際炒家6月起就開始籌集彈藥，大舉買入空單建倉。但港府緩和局勢和維持市場穩定的努力，讓他們願望落空。“索羅斯一夥”9月5日最後一搏，大筆拋售空單，卻遇港交所電子交易系統故障暫停交易，出貨逃命不成而被“關門打狗”。

1992年狙擊英鎊一戰成名，1997年製造亞洲金融危機，2012年做空日元，2013年參與“黃金大屠殺”......一些媒體歷數索羅斯投機生涯中的“傳奇之戰”，以此反襯為何他對1997年狙擊港元慘敗耿耿於懷。

但老索羅斯22年後捲土重來，真的只是為報當年的仇嗎？

“慈善”

事情顯然不止這麼簡單。在達沃斯解釋為何徹底退休時，索羅斯說，他想全力投身慈善事業，“慈善與管理資產不可兼得”。有人統計，1988年介入“慈善”以來，索羅斯“捐贈”數額高達80億美元。

但此“慈善”非彼慈善。BBC中文網去年5月刊文，標題是“億萬富翁索羅斯的爭議慈善路”。

“迄今為止，87的索羅斯已花費數十億美元支援全球人權及自由民主類的專案，”文章說，他因此被一些人稱為“民主操作大師”，或顏色革命的幕後黑手。

一直希望成為思想家的索羅斯，有著強烈的個人政治傾向。

旗下量子基金在對衝基金界名聲大噪的同時，他在1979年成立號稱要覆蓋全球的“開放社會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持續支援全球人權運動，宗旨是“建立有活力、有包容的民主體制。”

開放社會基金會目前有37個地區辦公室，專案遍及包括香港在內的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東歐劇變，喬治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國顏色革命，背後都有索羅斯和這個基金會的身影。

2015年宣佈退休後，索羅斯罕見地沒有食言,真的加大“慈善投入”。BBC說，他把個人財產的80%都注入了開放社會基金會。但這個基金會的真實面目，卻越來越藏不住。過去幾年，俄羅斯、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和土耳其等國，都把這它列入了非法組織。

知道了索羅斯對顛覆政權事業的執念，就明白了他對香港“賊心不死”，絕不只是“報仇”的事，而更多是如他在《華爾街日報》專欄文章中所言，出於“打敗中國的興趣”。早在九七回歸前後，香港就已被索羅斯鎖定，作為“打敗中國”的突破口。

在這次揭發索羅斯“通過黎智英支援亂港行動，出人工、出裝備，煽動青年上街”的同時，香港《大公報》還細數近幾年索羅斯在港活動，清晰勾勒他的“亂港路線圖”。

早在2015年，“開放社會基金會”就已活躍在“佔中”發起人戴耀庭任職的香港大學法學院，以及他任副主席的港大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CCPL）。基金會出席和贊助港大法學院活動，借港大法學院運作人權獎學金等。與索羅斯有關的機構，還屢次幫戴出書。

今年6月，開放基金會在香港的負責人托馬斯·克洛格撰文，抹黑“修例”是“綁架合法化”，當時正是這輪香港動盪開始之時。這個克洛格，還曾揚言要制定計劃，影響中國的外交政策。​

港媒的跟蹤揭發，使“索羅斯在香港都幹了啥”這個問題，有了再清楚不過的答案。

執念

索羅斯1930年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家庭，今年已經89歲。年屆耄耋之年，為何他仍處心積慮搞亂香港，甚至幻想打敗中國，執著於以“慈善”之名煽動顏色革命呢？

一個原因，可能與他早年經歷有關。索羅斯的父親蒂瓦達是一名猶太律師，1930年代納粹佔領匈牙利期間，蒂瓦達·索羅斯一家通過偽造身份掩蓋猶太人身份，僥倖逃過屠殺。1947年索羅斯17歲時，一家人移民英國。9年後，年輕的索羅斯又移民到美國。

在後來的一篇專欄文章中，索羅斯寫道：“我出生在匈牙利，先後經歷過納粹和共產黨統治，因此我從小就知道，國家施行何種政治體系是何等重要。”

這番經歷使索羅斯對“威權社會”充滿敵視，早早就對東歐國家“轉型”產生興趣，那也是他“慈善”生涯的開端。

另一方面，則是受猶太裔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影響。

1947年移民英國後，索羅斯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卡爾·波普爾。波普爾在二戰後持續呼籲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寫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著作，批判馬克思主義等對所謂“開放社會”構成威脅的思想主張。

波普爾的政治思想深刻影響了索羅斯的意識形態和金融生涯，“開放社會基金會”就得名於此。通過基金會，索羅斯四處宣揚和推廣“開放社會”理念，資助一些國家內部反對派勢力推翻政權，“增進民主政治”。

2011年，英國曆史學家，也是當代最傑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的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對英國《衛報》回憶起一段與索羅斯共進午餐時的對話。席間，索羅斯問起如何評價馬克思，接著又自問自答：“這個人150年前就發現了資本主義制度中我們必須引以為戒的一些東西。”

這句話充分展現了索羅斯的政治傾向：他極度信奉資本主義，但又時常尖銳批評這套制度內部的“一些東西”。批評的目的當然不是像馬克思那樣埋葬它，而是對它進行補救、完善和鞏固。顛覆任何非資本主義的制度，當然也算是對資本主義的鞏固。

一些崇拜“索羅斯傳奇”的人，喜歡用強烈的“救世主情節”來解釋索羅斯的政治傾向。可惜的是，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