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王朝時期，中國不斷向前，取得了許多輝煌的成績；與此同時，中國的各民族也遭受著苦難與苦難。這是一個光明與黑暗交織、進步與落後交織的年代。我們在分析、認識和把握這段歷史時，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與方法，既要注意其顯著的進步性，也要注意其發人深省的落後。

元朝的進步

元朝結束了五代以後四百多年來各國並立，各統治集團不停地征戰，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國家，疆土比漢唐要寬廣得多，統一的程度也比以前更好，為中國打下了堅實的根基，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元朝劃區設置中書省直屬行政機構，在全國範圍內，包括遼闊的邊陲，都設有行中書省。青藏地區雖未設立行省，但設立了宣政院，並由大喇嘛、國師、皇帝等管理西藏。

八思巴是首位掌管宣政院的喇嘛，他被中央委派為西藏的省級行政機構（《薩斯迎世系文》德格，第90頁）。宣政院將西藏分為三個主要的軍事和行政地區，各設有宣慰司、都統領。

在新疆，忽必烈派遣他的兒子那木海出鎮阿力麻裡（今霍城），在高昌等地設立了“達魯”，並設立了行中書省、樞密院，結束了五代、宋以來新疆的分裂。臺灣、澎湖一帶，“隸泉州晉江縣，至元年設立監察使”（汪大淵《島夷志略》），每年都要繳納鹽稅，對該省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元王朝強化邊疆管理的舉措，在以後的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都受到了元朝大一統的影響。

元朝除對邊疆實行政治管理之外，還實行了其他一些有效的政策。例如雲南有一種土官體制：在行省之下，由各部落的頭目擔任土官，以鞏固其統治。在西藏，中央成立了一個宣政院，負責西藏和國家的宗教事務，這是西藏政教合一的開始，也是西藏實行的一項新舉措，把西藏納入國家統一的統治之下。

在經濟上，通過對邊陲少數民族的開發，使其與中原的差距縮小。中原地區先進的經濟文化影響，使邊疆民族的凝聚力、使命感增強。這一點毋庸置疑，是一種長期的戰略，也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

在文化領域，我們也有相應的對策。尤其是在宗教上，喇嘛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都是包容的，他們的信仰也是可以自由的。這也使邊區各族團結起來，對治理有效。

在交通上，廣興站的建立，有利於與大陸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有利於鞏固和統一。其中有很多具有開拓性的政策和措施，為建立我們的國土疆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後世的明朝統治者，尤其是後來的清朝統治者，在部分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改土歸流”和“從宜從俗”的做法，想必也是從中吸取了不少教訓。

蒙古國建國至元一統，蒙古族從草原奴隸到封建制度的轉變。從蒙古族自己的歷史上來說，這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另外，元朝對漢族的科學和文化知識的傳承和發展，在科技發展史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元朝的歷史貢獻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組成的、多民族的封建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有其獨特的作用。

元代是中國史無前例的大統一。從唐末元一統的三百餘年間，中國的歷史上處於軍閥割據、地方民族政權紛爭的局面。政治動亂、戰亂不斷，對社會生產和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人們急切地要求國家重新團結起來。所以，元朝的大一統是順應歷史潮流和社會發展趨勢的。

這就基本地決定了有元一代對於中國歷史的貢獻。隨著新的國家統一，行省制度正式在元朝全面推行。又在全國設立了一千三百八十多個站赤，以驛站和郵局為依託，大多有通向西藏的釋道。

行省與驛站制度，是國家統一的基礎，加強國家內部的各種關係，使得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治理，即使是偏遠的少數民族，也是如此，元設嶺北，甘肅，雲南，遼陽四行省，專門管轄邊疆；設立宣政院，統領烏斯藏、納裡速、古魯遜三路統領、西藏、屯兵；新疆設有提刑司（1278）、北庭都護（1281)；1360年，澎湖、臺灣亦由澎湖監察使設立。由此，為中國的領土打下了堅實的根基。

在元朝史無前例的疆域中，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民族融合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峰。元代在邊陲廣興安嶺。漢族農業發達的農業經濟由原始社會移植到了邊陲。雲南引進絲蠶技術，至元中、後期，西夏人遷入合肥，與本地漢族並無太大區別。《元史》中，契丹和女真被稱為漢人。

《輟耕錄》中提到的八個漢人，就是其中之一。元末明初期，許多留在中原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改了漢姓，改了漢俗，與漢人並無太大的區別。元朝時期的回族，是由中亞，阿拉伯，波斯，漢族，蒙族，維族等民族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蒙古族在漢族的統治下，也是徹底的封建。元世祖（《元史·不忽木傳》），提倡“蒙漢雜處”。

蒙古族的統治者在政治上遵循漢法，在經濟上採取了“以民安業、以農為本”的方針（《元文·世祖紀》）；《皇明經世文編》卷七三，《區處瓷降書》，蒙古族與漢族人民之間，更是“相忘相化”。明太祖朱元璋在有元一代的時候，做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融合就是進步”。元朝各族人民的共同進步，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元代的社會和經濟也得到了發展。元朝的統治者十分注重農業，並採納了姚樞等漢族學者的“重農務，寬賦稅，省勞役”，大力推行耕作。

《農桑輯要》於1286年頒佈於全國。後來成宗、仁宗時期，更是如此。元王朝還設置了都水監、水渠等部門，負責水利建設。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這三條新開闢的水利項目是有名的。杭州至大都的大運河建成，河南的航線改為山東，航程縮短，節省了人力和財力。

元朝時期，由於長期的戰亂，北方的農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恢復。江南地區在統一之戰中受到的損害要比北方小得多，這與元世祖在宋國之戰中一再禁止濫殺、禁止踐踏莊稼有關。就拿臨安來說，這就是“九年來，萬年不變，盛世依舊”的原因（《元史·伯顏傳》）。江南地區的農業生產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

南宋滅亡後的幾年裡，“物產日增，倉促積聚，內憂外患”（《元代名臣事略·參相東平忠獻王》）。元朝的農業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同時也使其手工業和商貿繁榮起來。江南一帶有大量的棉花種植，來自松江府的黃道婆，把黎族的先進的棉紡技術和工具——碾子、彈弓。

元代棉紡織業的發展，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經濟和生活。直到元朝，景德鎮瓷器才真正成為中國陶瓷的代表。元末的手工業中，資本主義的雛形已初露端倪，其著名的《始豐稿》“織工對”就是這種發達的經濟現象。

在商務上，大都，杭州，泉州都是世界著名的大城市。元朝朝政，在泉州和杭州設市、漕運，專司外貿。《危(素)太僕公文集》卷九，以“大都”為代表的“中外商貿中心”，集中描寫了“大都”的繁華景象。

元朝在文化和科學技術上的成就也是相當顯著的。郭守敬《授時歷》一年的時間是365.2425天，與地球公轉一週的時間相差26秒，是當時最高級的一種曆法。《宋史》，《遼史》，《金史》，是宰相脫脫的專長，已列入《二十四史》。

《文獻通考》是馬端臨的一部重要的史學著作。而在元朝都市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出現了與唐詩宋詞並駕齊驅的元雜劇，而著名劇作家關漢卿的出現，比莎士比亞早了三百多年。王禎《農書》是一部較為系統地總結了元朝的農業生產實踐。

印刷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錫版和木版是在宋代的基礎上產生的。中西兩國的文化交流，比如指南針、印刷術、火藥，通過阿拉伯傳入歐洲，阿拉伯人也把天文學、醫學和數學的知識帶到了我們國家。

結論

元朝是中國少數民族所建立的一個統一的封建社會，建國90餘年來，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乃至民族融合等各方面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進步就是功勞，所以元朝在中國歷史上的位置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