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期光上將：文武兼優中華名將

首頁>軍事>興海晨曦2020-12-18 14:54

鍾期光上將：文武兼優中華名將—回憶粟裕同志

我和粟裕同志相識將近半個世紀，大部分時間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南征北戰,左右相助。時光易逝,戰友難留,但名將功勳卻永存。粟裕同志文武兼優的高尚品質,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我早就聽說,粟裕同志志大才強,剛勇善謀，一接觸,果然名不虛傳。那是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根據我黨同國民黨達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們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紅軍游擊隊,統一編入新四軍，會師皖南巖寺。部隊集中不久，即組成新四軍抗日先遣支隊，由粟裕同志任司令員兼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到江南去，深入敵後開展鬥爭。當時,敵情很嚴重，日寇佔據了主要戰略要地;國民黨正規軍節節逃跑,留下大批地方雜牌軍,盤踞長江中下游廣大鄉村。我們到江南去,人地生疏,力量單薄，能不能站住腳、能不能開啟局面,華東廣大愛國軍民對此寄予極大的關注。粟裕同志堅決執行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責無旁貸地肩負起這個歷史的重任,成為抗日先遣支隊的堅強領導核心。早在中央蘇區,他就深受毛澤東同志戰略戰術思想的薰陶。他說,在戰略思想上,我們要獨立自主,同日偽針鋒相對，國民黨頑固派限制我們發展,我們偏要深入江南敵後發展革命勢力。初到江南,針對日偽為奸,兵匪為患，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他響亮地提出:“本軍不拉伕、不派款”,要把群眾中流傳的“出門遇了兵,有理講不清" ,用我們的實際行動,改為“遇了新四軍、親如一家人，無理也可以說分明”,處處為廣大人民群眾撐腰壯膽。從而很快爭取了群眾，孤立了敵人，樹起了抗日救國的旗幟。在具體對敵鬥爭方法上，他又機動靈活地執行黨的政策，打擊與爭取相結合,以利我們的發展。安徽採石磯-帶,有個名叫“四十八村”的大莊子，地處皖蘇兩省交界的長江邊上,偏僻而險要，情況複雜，長期為一股大土匪盤踞，與地主豪紳勾結,成為獨立小王國,外人不敢進去。此地正是我們向南發展的必經之地,有人主張強攻。粟裕同志認為那樣代價大，費力費時，強攻不如智取。大家勸他派代表去談判，他堅持親自去做工作。果然他大膽地進去了,會見各方面頭頭，講明新四軍的由來與宗旨，曉以民族大義,爭取他們團結抗日。經耐心說服，允許我們先遣支隊進莊休息。在後來的鬥爭中，他們信守中立，不向我們進攻，也不得罪頑偽，但為我們讓出了通道。緊接著是韋崗抗日處女戰,粟裕同志親自領隊，打得日寇措手不及，俘獲甚多。初戰告捷,震動中外。先遣支隊的組成，每團派一個連，營長當連長,逐級下放,直到班長當戰士，強中選優，勇中挑智，加之訓練有素，所以部隊質量高，戰鬥力強。在粟裕同志率領下，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很快打開了局面。縣以上機構雖然掛著國民黨政府的牌子,但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都在我們一邊。先遣支隊由皖而蘇，活躍在溧水、溧陽、江寧、句容等廣大地區,建立了統一戰線，發展了武裝鬥爭，加強了黨的建設，為新四軍全軍堅持抗日和後來的解放戰爭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粟裕同志深入鑽研戰爭指導規律，形成了自已獨特的指揮藝術。他來自人民,熱愛人民;出身士兵，非常關心士兵。戰爭年代,他把毛澤東同志關於消滅敵人,儲存自己的軍事思想,既當作贏得戰爭的指導方針,又視為徹底的群眾觀念.過去紅軍時期，一般只對非戰鬥減員進行追究,處罰連長指導員，而對戰鬥減員不當成問題,不予追究。粟裕同志對此作了深入的研究，科學地提出了“評定傷亡”,不僅追究非戰鬥減員，而且對戰鬥減員也發動群眾進行具體分析;敵人在什麼位置,我們的指戰員處在什麼地形,應不應該傷亡,如何避免和減少傷亡。這樣一評定，就從實踐中總結出了戰鬥經驗,把勇猛頑強與戰術技術結合起來了,使指戰員懂得不僅要拚勇,還要鬥智鬥謀。過去只強調“三猛"戰術，就是猛打、猛衝、猛殺，部隊雖然表現英勇頑強，但往往傷亡太大。開展"評定傷亡”活動後,大大減少了不必要的傷亡,有利於儲存有生力量﹔同時也就減少了補充，減輕了地方人民群眾的人力負擔，有利於發展生產建設,具有戰略性的積極意義。

粟裕同志不愧為我軍傑出的軍事家，不愧為我軍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堅決執行者和忠誠的捍衛者。他善於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軍事才華,不少同志已有專題回憶。作為征戰一生、戰功卓著的高階指揮員,他雖然擇師眾廣，但總是深思熟慮,周密運籌,從不輕兵贖武，更不主張打拚消耗的“硬仗”,爭取用較小的代價奪取較大的勝利，儘量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他的這種愛兵如子的名將風度,不僅體現在戰役戰鬥的指導思想上,也表現在日常生活中。部隊行軍每到宿營地,他的第一個行動是看地圖,熟悉地名地形,安排新的軍事部署﹔第二個行動便是去看望機要員等機關勤雜人員的住宿和工作環境,為他們排憂解難,關心冷暖。大家親暱地稱他“粟司令”,士兵與將軍之間,親如手足，毫無拘束。

粟裕同志重視政治工作的領導，支援政工幹部的工作。抗戰期間，我們部隊相當一段時間政治主管幹部不在位，他兼主軍政，我為其輔之以政。原則問題他考慮得很細，具體工作放手讓我們去做。在戰爭環境裡，部隊流動性大,他常常邊行軍邊研究部署工作。蘇南蘇中是水網地帶,路窄騎馬不能並行，他在前，我在後，為了交談工作方便，他練就了倒騎戰馬的本領，背向前,頭朝後，在行進中我們相對交談,常常走一路談一路,許多重大戰役戰鬥的決心和政治工作部署，是在行軍途中的馬背上形成的。他提出;“軍隊政治工作應該服從和服務於軍事手段”，做到“扶弱為強,不要趨炎附勢”。政治工作的職責是"知心”,以求“掌握部隊，掌握群眾”。他強調,配備幹部應該是“選賢任能，寧缺勿濫”。他重視加強指戰員的素質教育,提高部隊的政治、文化和科學技術水平，尤其注重培養基層人才。他強調政工幹部要學習軍事,政治工作才有說服力。他要求文工團員不僅要"武裝”頭腦,還要武裝手足﹔把文化教員帶到火線上去訓練,既發揮他們宣傳鼓動的積極作用,又培養鍛鍊他們的實踐本領，使一大批文化教員成為連隊政治指導員和各級政工幹部。他重視加強部隊黨的建設，據一九四二年統計，新四軍一師的黨員佔全師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八強。他嚴格要求精兵簡政，從領率機關做起，一師師部師長以下全體只有二十六人，緊縮上層,充實下面,指揮機關精明強幹,得心應手,工作效率很高。

粟裕同志重才識才，十分器重知識分子。他自己早年就讀於常德湖南第二師範學校，有較高的學識。他深知軍事是一門綜合性科學，文化知識對於提高部隊戰鬥力是至關重要的。他充分利用以寧滬杭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文化科學比較發達的有利條件,招賢納能。對知識分子採取了正確的方針;熱情歡迎，以禮相待，委以重任,保護關懷,來去自由，從而，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投奔我軍。一師營職以下幹部(尤其是營連級)，百分之六十多是二十至二十五歲的知識青年幹部;師團職幹部中，有不少是留學生或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上海聖約翰大學深造過的。如先後在一師和華東野戰軍擔任過宣傳部長、組織部長、敵工部長等職的周林、楊愷、陳其五、謝雲暉、張崇文、丘東平、吳憲、韓念龍等同志，都是大學生,為新四軍和華東部隊的建設與發展貢獻了聰明才智。還有一批從上海、南京等地來的著名知識分子,陳毅同志和粟裕同志熱情接待後派專人護送至延安。由於充分發揮了知識分子的作用,新四軍和華東部隊是非常活躍的部隊，大大增強了軍隊素質,提高了工作質量，也培養鍛鍊了大批知識分子出身的優秀幹部,不少同志至今仍分別戰鬥在黨政軍各級重要崗位上。

粟裕同志作風踏實,胸有全域性。戰爭年代在蘇中,實行一元化領導,他不僅是部隊的軍政首長,還兼任蘇中區黨委書記。在年齡上他只比我大一歲多,那時我們都是三十三四歲的青年,但他考慮問題比我周到老練。由於戰爭頻繁，環境艱苦,工作難度大，加之年輕氣盛,我有時偏重和強調軍事需要過多,考慮地方工作的實際和困難較少，與地方工作同志時有爭執。粟裕同志總是從全域性出發，從實際著眼,全面分析需要與可能,既肯定我的工作熱情,又善意批評某些要求過高過急,並指出在軍政軍民關係上，部隊同志要負主要責任，從而,既端正了我的工作指導思想,又維護了軍政軍民團結。

粟裕同志身教重於言教。在水網地帶作戰，水多橋多路窄，許多指戰員尤其是不少幹部對此不適應。我不會游水，有位參謀處長害怕過獨術橋，粟裕同志就帶上門板作保險,親自教我學游泳，又親自為參謀處長作示範，騎著腳踏車透過很窄的木板橋。師首長的模範行動成為無聲的命令，部隊很快適應了水網地帶的作戰環境。

粟裕同志堅強的黨性原則和胸懷開闊、隱功謙謹的高風亮節，十分令人敬佩。在部隊多次整編擴編中，尤其是核心領導的人事安排上，粟裕同志總是從黨的事業需要出發，一貫堅持以革命利益為重、以團結為重.以他人為重的原則，正確地處理本部與友鄰、下級與上級的關係，讓自已所屬部隊的原正職幹部擔任攻編後的副職，把正職讓給參與合編的友鄰部隊，即使有的暫時不能到職，也要將正職空著留給友鄰。如成立蘇浙軍區和華中軍區等單位時，粟裕同志組建和長期指揮的一師的幹部，從上至下不少同志由正職改任副職。他很瞭解自己的部屬，一師的幹部也很理解首長的意圖，大家都以革命第一,習以為常，毫無怨言。

粟裕同志不僅以他出色的才華和高尚的品德感染著我，而且還由於他的敏捷與正確的判斷，挽救過我的生命。一九四五年初，由美國、英國訓練裝備的國民黨顧祝同部，打著“忠義救國軍”的旗號，不打日軍，專進攻我們，我們被迫進行反頑戰鬥。一次在浙江天目山地區，粟裕同志和我站在一個山頭上觀察地形，部署戰鬥。他用望遠鏡敏感地發現，對面山上的敵人正在組織對我們炮擊，便果斷地拉我跑開躲避。果然，我們跑出不遠剛剛隱蔽下來，敵人的炮彈就落在我原來站立的位置。那次要不是他，我早被“報銷”了，那個驚險場面終身難忘。十年內亂中，我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治迫害，長期被關押，全家受株連。孩子有的去了北大荒，有的自己投奔安徽農村插隊，有的失學閒住家中，他們的就業、參軍等問題受到嚴重影響。粟裕同志得知，公正地表示;“我瞭解鍾期光，革命幾十年，不能說他沒有錯誤，但絕不是壞人，再上綱也是人民內部問題。”他不顧自己正在遭“炮轟”，冒著風險為我的兩個無辜孩子的參軍政審作證，使他們參加了人民海軍，又託人將另外兩個女孩安排到工廠當了工人;也為後來解決我的問題定了基調。我愛人凌奔同志，本來身體就不好，加之為我遭受迫害而焦慮，得了精神分裂症。粟裕同志透過夫人楚青同志，送她到地方上的安定精神病醫院及時進行治療，得以康復。在那樣的時刻，粟裕同志能夠如此抗惡扶善，捨已為人,堅持真理，正大光明，充分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篆的高尚情操，實在是感人肺腑，堪稱楷欖，值得我們永遠懷念與學習。

此文摘自：《一代名將——回憶粟裕同志》第61頁—第67頁。

1958年9月鍾期光與廖漢生、張震陪同朱德副主席視察軍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