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實力下降之際，蘇聯國力日趨強盛。蘇聯以迅速發展的經濟實力為基礎發展軍備，與美國開展核軍備競賽，並推行擴張政策，美蘇冷戰格局出現了美守蘇攻態勢。勃列日涅夫上臺後在工業部門推行了新經濟體制，在農業部門也實行了一些改革，這些措施雖然還是在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下進行的，但確實促進了蘇聯集約化經營，也提高生產率。1965年至1970年，蘇聯經濟發展迅速，這一時期，蘇聯國民收入年均增長7.6%，工業生產年均增長8.9%，建設投資年均增長8.4%，勞動效率年均增長6.5%，而在同一時期，美國上述資料則分別為3.5%、4.3%、2.7%、3.1%。1950年，蘇聯經濟總量只相當於美國的30%，到1970年則達到70%，美蘇兩國經濟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蘇聯利用強大的經濟實力發展軍備，與美國開展核軍備競賽。

古巴導彈危機是美蘇兩國之間的一次核賭博，這場危機對美蘇兩國的發展戰略產生了深遠影響，危機對蘇聯產生的刺激作用又特別強烈。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坦率地回憶：“肯尼迪總統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我們把導彈和轟炸機撤出古巴……和肯尼迪總統交換照會的事是我主動提出的，我們看出我們必須改變立場，必須找出一個擺脫這次衝突的體面辦法。”顯然，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主動退讓的是蘇聯，蘇聯在這場“膽小者遊戲”中落了下風。蘇聯在這場危機中深受屈辱，其領導人知道本國核戰略力量明顯不如美國，退讓是不得已之舉。痛定思痛，蘇聯決心全力發展核武器，這又進一步導致美蘇兩國激烈的核武競賽。蘇聯軍事指導思想是既準備打常規戰爭，也準備打核戰爭。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蘇聯核武力量取得成效，每年以250枚的速度部署各類洲際彈道導彈，大大超過了預期；僅1969年至1970年初的一年時間，蘇聯就新建了75座各類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1971年又大規模修建了111座導彈發射井。蘇聯戰略潛艇部隊也在現代化。長期具有核優勢的美國第一次面臨美蘇戰略核力量基本平衡的局面，美國戰略力量遇到了蘇聯前所未有的挑戰。更關鍵的是，以雄厚的戰略核打擊力量為後盾，蘇聯開始利用其強大的常規軍事力量實行對外擴張政策。1968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和8月蘇聯又侵犯中國東北的珍寶島和新疆的鐵列提克，更不用說1978年12月蘇聯支援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12月，蘇聯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

總之，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的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總體上推行進攻型戰略，加緊了與美國的爭奪，蘇攻美守的態勢使美國疲於應對。美國作為西方公開對抗蘇聯的領軍國家，在兩虎相鬥的利益困窘下，雖然在整個70年代都不得不一邊進行戰略收縮，一邊採取相對緩和的外交態勢，但考慮到美國及西方陣營仍是在綜合實力上佔優的一方，這種緩和恰恰說明了冷戰的尖銳化。從尼克松到福特，對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人來說，緩和不表示遏制政策的結束，相反，用基辛格的話來說，“這是讓遏制政策現代化以重新煥發活力的一種手段。”

顯然，如果認為莫斯科與華盛頓都是用同一種思路去理解緩和的，那就錯了。美國是把緩和看作是懲戒蘇聯軍事力量的一種手段，而蘇聯是把緩和看作擴充套件力量的一個絕妙良機。這意味著緩和本身充滿著很多矛盾，華盛頓和莫斯科對緩和的期望各不相同。雖然無論是華盛頓還是莫斯科都不想承認這一點。莫斯科只想得到西方在軍控、貿易和中亞問題上的合作，而不打算接受其他地區的現狀。對此，亨利·基辛格明確無誤地表達了他的觀點。他認為，對美國來說，緩和意味著蘇美之間的競賽必須有個規範，兩大國在發展軍備和第三世界的問題上應提倡合作。然而站在華盛頓的角度上，緩和在兩個主要方面並沒有達到它的目的：即聯動和軍事均衡。聯動的目的是試圖用一系列正負強化的手段去改變蘇聯的行為。

之所以失敗，一部分原因是美國並不清楚究竟要從蘇聯那裡得到什麼，造成這一失誤的主要原因是總統與國會的權力分離：經常被反對黨控制的國會否決總統簽署的協定。比如，美國參議員傑克遜就要求蘇聯在取得貸款和最惠國地位之前增加蘇聯猶太移民，結果招致1972年的蘇美貿易協定付之東流。而此前尼克松政府已向蘇聯遞話，使其相信簽署貿易協定是報答蘇聯在柏林、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東和越南問題上的合作。緩和也沒有達到真正軍事均衡的目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目標是決不讓蘇聯在某些戰略武器方面佔優勢。

恰恰相反，尼克松政府希望在不受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協定限制的領域(如B-1轟炸機、“三叉戟”潛艇和MX 洲際導彈)尋求軍事優勢，但是越戰的噩夢使國會大砍所有軍費，因此，不但在某些戰略武器方面，美國落後於蘇聯，在常規武器方面美國也有了落後於蘇聯的趨勢。對此，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從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海軍水面艦艇部隊的建設趨於放緩和停頓，以至在70年代對美國的全球性制海權能力產生了明顯的腐蝕效果，進而影響到了美國對蘇冷戰中的主動權問題。但這種情況又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美國海軍都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雖然受制於因地緣政治博弈中的暫時挫折所導致的整體國力相對下降，在70年代美國海軍並沒有一個大張旗鼓完全恢復海軍建設的環境，但整個冷戰的態勢卻不可避免地要向更為尖銳化的道路走去（也就是說“緩和”的確僅僅是“緩和”，破裂只是時間問題），這就要求在最艱難的時期也要作好準備，要未雨綢繆地設計和實施種種方法，以在未來“重獲軍事優勢”，保障美國恢復其軍事“安全限度”。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作為一種特定時期物化的冷戰工具，“斯普魯恩斯”級驅逐艦研製週期短、建造規模大，其生產接近一種“戰時速度”的奧秘也就揭開了：對處於低谷中的美國海軍來講，短時間獲得大批次“斯普魯恩斯”級驅逐艦是“暗室逢燈”式的重要物質補充，是維持其基本制海權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時，高速大批次建造“斯普魯恩斯”級驅逐艦這件事情本身，又承負著為美國造艦工業預熱的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