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17刊發Andrew J. Bacevich的文章，批評指出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勢力希望維持美國在海外的軍事力量，期待美國再打一輪戰爭。指出，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面臨一場重要的辯論，其焦點是：意識形態自戀所導致的軍事行動主義，是否能夠成為健全政策的基礎。作者是昆西研究所所長。

國防民主基金會（FDD）剛剛發行了一本論文集，書名為《保衛前方：透過向海外投射軍事力量確保美國安全》，顯然，副標題才是最能說明問題。該卷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對任何重新評估現有的美國全球軍事態勢。

在他們的思維邏輯裡，重新評價顯然有可能面臨縮減海外軍事力量的風險，而縮減表面上意味著孤立主義，而孤立主義必然會導致像納粹那樣的惡人試圖掌管世界。而且，眾所周知，歷史本身就明確地證明了這一點。不用說，在這樣的集子裡，引用溫斯頓-丘吉爾的話的機會很多。

《保衛前方》中包含的藥方，往往具有令人厭煩的、衍生的、煽動性的一面，有時乾脆就是沒了誠實。一位撰稿人寫道，主張對政策採取更剋制的做法的人認為，過於強大的美國是造成世界問題的主要原因。但是，他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來支援這一指控。

另一位撰稿人提出了一個假問題。美國部隊回國後會發生什麼？事實上，美國人從來沒有在任何意義上回家，甚至在獨立之前就選擇以各種方式與世界接觸，有些成功，有些則不太成功。當蓋世太保敲門時，畏縮的公民蜷縮在地下室裡的想象，代替了恐懼製造的理性分析。

前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在對這本集子的介紹中警告說，美國絕不能退縮到防禦性和孤立性的蜷縮狀態。事實上，各個撰稿人都是激烈批判那些傾向於防禦性和孤立性的基調。例如，帕內塔本人就哀嘆，辯論所謂的越戰綜合症，幾十年來一直困擾著美國的戰略思維。

回顧一下，越南綜合症，實際上標誌著美國人對發動海外軍事幹預持謹慎態度的一個非常短暫的間歇期。這種不願干預的情況，從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大概持續了10年，直到1991年波斯灣戰爭的後果而被明確踢爆，正如喬治-H-W-布什總統自己所宣稱的那樣。

在此後的幾十年裡，在諸如FDD等好戰實體的慫恿下，連續幾屆政府都屈服於越戰綜合症的反面。其結果是一種輕率的模式，使美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卻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然而，FDD則是另一種說法，伊拉克戰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關於FDD對伊拉克問題的看法，人們會徒勞地尋找諸如災難、潰敗或慘敗等詞彙。在FDD的圈子裡，首選的策略是承認犯了錯誤，但又將其視為無關緊要。當然，根據FDD分析人士的說法，近幾十年來美國在伊拉克或其他地方的軍事失誤，並非要求對美國政策的目標或追求這些目標的手段進行任何重大調整。

在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中，一位撰稿人，一位在2003年為副總統切尼工作的人認為，與伊拉克有關的最大意義的教訓，不是來自於入侵的魯莽決定和隨後長達數年的荒唐的佔領，而是來自於2011年撤出美軍的決定，離開才是大錯特錯。然而， 這種爭辯就相當於說，濫用酒精的職業生涯最糟糕的事情，是當你最終放棄飲酒時得到震顫性譫妄的前景。顯然，它忽略了主要原因。

或者考慮一下這段可能來自阿甘正傳的選擇分析。"唯一的問題是，美國是在海外積極應對聖戰分子的恐怖威脅，還是在美國本土遲遲沒有應對"，對此，只有兩種可能：在整個大中東地區發生永久性戰爭，或者在時代廣場出現自殺式炸彈襲擊。

由此可以看出，滲透在FDD文章中的是一個隱含的假設，那就是我們仍然生活在2000年的世界。當年，政策精英們以及不止少數普通美國人說服自己，美國正掌握著歷史的方向盤，同時擁有讓歷史朝著正確方向發展所必需的軍事力量。

20年後，FDD的分析家們認為沒有理由質疑美國所持續擁有的意識形態和軍事優勢。推而廣之，他們認為沒有必要批判性地思考華盛頓近幾十年來一再濫用軍事力量究竟帶來了什麼，以及誰為其埋單。他們也不願意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當美國專注於無謂的戰爭時，歷史卻朝著美國政策制定者沒有預料到的方向發展，而FDD的成員似乎更願意忽視這種可能性。

但是，2020年不是2000年。9/11事件後指導美國政策的運作前提，導致了一系列猶豫不決、曠日持久的軍事行動，現在已經不再適用。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只是FDD不會承認而已。

一場重要的辯論正等待著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辯論的焦點是：意識形態自戀所導致的軍事行動主義，是否能夠成為健全政策的基礎，或者說，現在是否已經到了對美國基本政策進行全面調整的時候，放棄自我毀滅的軍國主義，轉而採取務實、謹慎和軍事剋制的態度，並結合大量的外交、經濟和文化接觸。

根據《保衛前線》中的證據，保衛民主基金會打算確保這樣的辯論永遠不會發生。他們已經腹背受敵，卻還是期望讓公民義務支付新一輪的戰爭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