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貞

在1955年授銜的開國將領中，有一位女將軍格外引人注目，她叫李貞。授銜時，周恩來握著她的手親切地說到："李貞同志，你是我國第一位女將軍！"除了這個第一，李貞還有一項第一，她和丈夫——一同被授銜的上將甘泗淇，是我軍開國將領中，唯一的一對夫妻將星。

這段美談的起點，是在1934年的湘贛軍區，那時的李貞擔任湘贛蘇區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則是工農紅軍第六軍團政治部主任，兩人因革命事業而走到一起，在此後的三十餘年間，兩人相濡以沫，開創了我軍史上的一樁美談。

與很多出身貧寒的將軍一樣，這對夫妻將星同樣生於微末。丈夫甘泗淇出生於湖南寧鄉縣的一個山村中的普通家庭，而李貞的出身則更為窮苦，是湖南瀏陽一戶李姓農民家庭的第六個女兒，參加革命前，在古家做了數年的童養媳。直到1926年，共產黨部隊輾轉來到該地區，才宣告李貞童養媳生活的終結。

作為家裡的第六個女兒，李貞的到來讓父親大為失望，甚至連個正式的名字都沒有起，只是隨口起了個"旦娃子"的小名。父親去世後，母親獨自拉扯六個女兒，直到李貞6歲時，迫於生計母親將她送出做了童養媳。

青年時期的甘泗淇

相比之下，甘泗淇的少年時代就顯得非常幸福，即使家庭條件不算優渥，但足以支援他上學讀書，在李貞做童養媳的時候，甘泗淇就已經上了小學，後來考入了湖南師專，再後便參加了革命。在所有的開國上將中，甘泗淇的學歷是最高的，他於1926年加入共產黨，而李貞，也是在這一年參加革命。

那年，當共產黨部隊來到李貞所在的地區時，18歲的李貞聽聞後，迫不及待得報名入伍，因為多年的童養媳生活已經讓她受盡了生活的磨難，決心抓住這個機遇改變命運。報名時，因為沒有正式的名字，這個"旦娃子"被要求改個名，她想了想便說"李貞"，後來李貞晚年時曾說："當初起這個名字，是"忠貞"的意思，參加革命，就要忠貞。從這時起，昔年那個童養媳"旦娃子"已經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嶄新的革命同志李貞。

李貞入伍後的第二年，便加入了共產黨，堅定了在革命的道路前進的信念，同時她還數次勸說丈夫古天順也參加革命，但是都遭到了拒絕，因為古天順是一個安於現狀，且貪生怕死的人，這一點在這年5月的一次事件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八路軍戰士

1927年5月，國民黨反動軍官許克祥在湖南地區大肆對共黨機關、團體進行破壞，大量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被殺害，這次事件後來被稱為"馬日事變"。當訊息傳到鄉下，古天順擔驚受怕，恐遭牽連，隨後反動勢力來到古家，面對真槍實彈，古天順和母親堅稱早已經和李貞斷絕了關係，這才倖免於難。

此時的李貞，為了躲避搜捕，正躲在一個山洞裡，送走了反動軍，卻迎來了夫家的一紙休書。面對休書，李貞喜極而泣，因為這代表她可以擺脫古家兒媳這層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業中來。而這一年對於甘泗淇來說，同樣有著非凡的意義，他於這年遠赴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為日後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礎，可以說，李貞和甘泗淇都在這一年掀開了人生的新篇章。

在和甘泗淇相遇之前，李貞有過兩段婚姻，一段便是和古天順，另一段則是和張啟龍，也是她的入黨介紹人。在結婚之前，兩人已經共事數年，暗中互生情愫，但都沒有坦白，直到張啟龍為了解決隊伍槍支彈藥的問題而被捕，使得兩人第一次吐露心聲。

紅軍時期的張啟龍（右三）

那次為了營救張啟龍，李貞情急之下想到了扮新娘躲過檢查的方法，待到達目的地後，隊員當即展開行動，經過一番槍戰，張啟龍被成功救出。此時，有隊員說到："這次能夠救你，要多虧了李貞同志啊！"因為李貞的新娘子裝扮，又有人起鬨道："要不你們成親吧！"

張啟龍倒是沒什麼顧慮，當即表示同意，而李貞也點了點頭。不久後，兩人便成婚了，一年後便有了身孕，但是在那段戰爭歲月中，很多革命女同志都因為一些原因而沒能有孩子，李貞也是這其中的一位。

當時敵人追至獅子崖，意欲將他們活捉，但是李貞和幾位戰友體現了革命黨人的本色，縱身一躍跳下懸崖，這雖然讓他們免於被敵人逮捕，可李貞的孩子卻沒能活下來。休養一段時間後，李貞和張啟龍繼續踏上征程，前往湘贛蘇區，在這裡，她將會遭遇第二次婚變，也會遇到後來陪伴三十餘年的丈夫甘泗淇。

在李貞前往湘贛蘇區的同時，甘泗淇也被組織派到這裡工作，兩人第一次有了交集。在此之前，甘泗淇於1930年歸國，在上海從事翻譯工作，直到此次調遣為止。當時的湘贛省委，在王明"左"的領導下，對甘泗淇等人進行迫害，一同被迫害的，還有張啟龍。

如今的獅子崖

張啟龍被錯誤地認定是"改組派"，並且撤銷了一切職務，李貞也因此受到牽連，在這種形勢下，張啟龍為了不牽連李貞，被迫選擇離婚，李貞的第二段婚姻也隨之結束，而此時的她，不過27歲。

組織見離婚後的李貞整日情緒低落，便決定將她送到瑞金中央黨校學習，在新的環境中，李貞逐漸走出陰霾，也正是這段經歷，為他日後的履歷，平添了一份色彩。而此時的甘泗淇，同樣被撤銷了在紅軍中的職務，被派到湘贛省政府任職，直到後來被重新啟用，擔任工農紅軍第六軍團政治部主任。

1934年，李貞回到湘贛蘇區，進入紅軍學校擔任政治部主任，也正是在這期間，她和甘泗淇有了交集，成為一樁美談的開端。

那天，李貞正在學校操場上指揮學員練歌，甘泗淇從這經過，駐足了一會。李貞忽然跑來報告："學員集合完畢，請首長指示，紅軍學校政治部李貞。"這是兩人之間的第一次對話，李貞一身幹練的裝扮吸引了甘泗淇的目光。

甘泗淇（右一）

此後甘泗淇便常常將李貞作為學員的榜樣，號召學員向她學習，也經常誇獎她。但此時的李貞，對甘泗淇更多的是敬仰，而沒有情感上的想法，直到後來被戰友撮合，才促成了這樁姻緣，這個媒人，是任弼時的妻子陳琮英。

李貞和陳琮英不僅是革命中的好戰友，也是生活上的好姐妹。那天，陳琮英找到李貞，對她說："已經過了好幾年了（指李貞和張啟龍離婚），你也該是時候找個人陪伴了。"當李貞得知陳琮英給他介紹的人是甘泗淇後，很是驚訝。

陳琮英見此，還以為是李貞不願意，便意欲勸說，李貞這才說出心中的顧慮："我是童養媳出身，沒讀過書，甘主任是去蘇聯留過學的人。""我不也是童養媳嗎？甘主任是知識分子，正好可以幫助你進步啊！"陳琮英說到。

李貞一時也做不出決定，後來又經過陳琮英的一番撮合，並且得知甘泗淇對她的印象很好時，有些心動，畢竟文武雙全的甘泗淇，是湘贛蘇區出了名的才俊。此後，李貞和甘泗淇的交集越來越多，常常在一起談論工作，李貞還特地親手為甘泗淇納了一雙鞋，兩人的感情也急劇升溫。

紅軍時期的李貞和甘泗淇

在長征的前夕，李貞和甘泗淇在任弼時的見證下完婚，沒有隆重的婚禮，他們所懷揣的那顆熱忱的革命之心，就是他們最好的見證。兩人結婚沒多久後，便開始了長征，李貞跟隨甘泗淇離開湘贛蘇區，踏上萬裡征程。

此時的李貞已經有了身孕，經歷過一次失去孩子的痛苦後，這個孩子被李貞寄予厚望，但不幸的是，這個孩子在長征途中早產，再加上惡劣的環境，出生不到半月便夭折了。而且在早產和環境的影響下，李貞再也不能生育了。

在長征途中，一路的艱辛不僅磨鍊了將士們的意志，同時也是李貞和甘泗淇夫妻情深的見證。在越過草地時，李貞因為身體虛弱不能自己前行，也不能騎馬，甘泗淇便揹著她，堅定地前進著，哪怕是戰友特地做了擔架，他也是始終抬著一端，直到走出草地。

肖華、鄧華、甘泗淇和李貞

在這段長征中，甘泗淇不僅對李貞愛得深沉，對全體將士同樣如此。在紅軍走過一些險惡之地時，糧草奇缺，戰士們只能吃野菜、樹皮、草根度日，而許多野菜都有劇毒。甘泗淇為了防止戰士們吃到有毒的野菜，便第一個試吃，這是很危險的行為，且當時的甘泗淇，是紅二方面軍的高層領導，僅次於賀龍和關嚮應。

在當時紅軍的醫療條件下，一旦戰士中毒便很難挽救，但甘泗淇並沒有因此止步，也正因此在長征後，甘泗淇多了一個"神農"的綽號，就連毛主席見到他後，也萬般感慨地說："神農嘗百草，為的是天下人的安危，你這個神農，是共產黨人的榜樣，是共產黨的神農！"

同樣在紅二方面軍越過藏區時，甘泗淇作為革命同志的高風亮節再次一展無疑。由於很多藏區的人民不瞭解紅軍，看見戰士們扛著槍，還以為是土匪，紛紛躲到深山老林中。彼時正逢青稞等農作物成熟，而紅軍又急需糧食，在這種形勢下，領導決定讓戰士們收割莊稼，但是一定要按照市價付錢。

長征中，紅軍戰士翻越雪山

由於藏區鄉親紛紛躲在山中，家中無人，而紅軍戰士也經歷了數重磨難，很容易發生違反軍紀的情況。甘泗淇為了解決問題，首先派遣宣傳員進山，將百姓找回來，同時承諾不會白拿糧食，會按照市價付錢，不清楚價格就多付，即使是找不到主人的莊稼田，也一文不差。在甘泗淇的工作下，藏區百姓對這支隊伍產生了好感，而紅軍的困境也得到了較好的解決。

抗戰全面爆發後，李貞在冀中地區展開抗日活動，後來回到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擔任八路軍婦女學校校長，後來又歷任一二零師教導團組織科科長、師直屬政治處主任等職位。

與李貞不同，甘泗淇則一直身處抗日前線，他隨一二零師開闢晉綏敵後抗日根據地，並且協助賀龍和關嚮應指揮了百團大戰，為抗戰勝利做出了突出貢獻。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李貞擔任緊隨軍區政治部秘書長等職位，甘泗淇則在戰爭前線，參與了諸多戰役，而這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甘泗淇調任西北野戰軍後的成就。

1948年，甘泗淇和彭德懷、趙壽山等商議戰術

甘泗淇進入西北野戰軍後，大力推廣了"訴苦三查"的治軍方法，所謂三查，即查階級、查工作和查鬥志，這種方法也是我軍開展新式整軍運動時所普遍採用的方法。甘泗淇在這方面的突出成就，讓他得到了毛主席和彭德懷的認可。彭德懷征戰西北，解放西北五省的戰鬥勝利，正是在甘泗淇的鼎力相助下完成的，後來又清剿殘餘勢力，屯墾戍邊，對新中國的建立有很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李貞和甘泗淇都在西北軍區任職，直到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1951年，李貞和甘泗淇一同奔赴朝鮮戰場，再次投身於戰鬥之中。戰爭結束凱旋後，李貞先後轉任空軍政治部幹部部部長、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等職位，甘泗淇則出任全軍參謀長、總政治部副主任等職位。

在1955年的授銜儀式中，夫妻二人一同獲銜，甘泗淇是上將，李貞則是少將，她也是我軍歷史上第一位女將軍，二人也是諸多開國將領中，唯一的一對夫妻將星。

1955年，李貞在授銜儀式上

李貞的人生，從童養媳到開國將軍，不可不謂傳奇，如果說她的人生有遺憾的話，那一定是沒能擁有自己的孩子，甘泗淇同樣如此。雖然沒有孩子，但兩人卻並不孤獨，因為他們收養了20多名烈士遺孤，這些人都是他們的孩子。

在這20餘名由李貞夫婦養大的孩子中，姜毅南和姜學清（甘泗淇本名姜鳳威，故養子女不少都姓姜）在李貞身邊生活了40餘年，據他們後來回憶，李貞向來節儉，穿的衣服除了部隊統一發放的軍服外，幾乎沒有買過新的衣物，甚至將舊軍服染成黑色作為便裝穿。

每當開飯時，家裡總要擺上個幾大桌才坐得下，一日三餐也只是簡簡單單的幾個素菜，只有逢年過節時，才會吃頓肉。組織上見這一大家子生活不易，提出為他們置辦一套大房子，配備專車，但都被夫妻倆斷然回絕。

除了照顧孩子，兩人還經常做公益，為災區等困難人民捐款，還曾經為了推動湖南老家發展，捐助了5輛大型拖拉機，1輛汽車，但卻對那些孩子卻非常嚴格，從不搞特殊化。養女李裡曾經回憶到，每次父母收到老家的鄉親來信說有困難時，都會很迅速地讓秘書匯一些錢過去，有鄉親來拜訪，李貞都會讓他們帶上一些東西回去，還給報銷路費。

和平年代中的李貞夫婦

李貞的這些暖心舉動，讓她獲得了家鄉父老鄉親們的厚愛，他們認識到，這位從這裡走出去的將軍，並沒有忘記他們，而他們同樣不會忘記李貞，哪怕是在那段動盪的歲月。

當時的李貞受到錯誤批判，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她的弟弟受到牽連，被關押了四年之久，侄子李益岐也丟了參軍名額。而此時那些淳樸的父老鄉親們，聯名向政府打報告稱："既然李貞犯了錯，那麼就讓她解甲歸田，回到家鄉吧"。

不僅李貞心懷厚愛心繫家鄉，甘泗淇同樣如此。曾經有老家的官員向甘泗淇請求翻新他少時的舊居，但甘泗淇拒絕了："現在我們國家還很窮，不應該把錢浪費到這種事情上面。"後又向寧鄉縣捐款捐物推動家鄉發展。

和妻子一樣，甘泗淇的衣物同樣只有數件軍服。據甘泗淇侄子回憶，在伯父的家中，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唯一一個可能值點錢的，是甘泗淇奔赴朝鮮前，花錢買的一個皮箱。哪怕是這個皮箱，也是歷經滄桑，縫縫補補，一直用到去世。

身著軍裝的李貞和甘泗淇

1959年，彭德懷因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而遭到錯誤批判，甘泗淇因為戰爭時期與彭德懷長期共事，也受此牽連，受到林彪的打擊，被認定為"右傾分子"，這對甘泗淇影響很大，但他仍然秉持良好心態，積極工作，任勞任怨。

五年後的2月5日，甘泗淇在辦公室工作時突發心臟病而不幸去世，終年60歲。甘泗淇是最早去世的開國上將之一，只有"獨臂將軍"賀炳炎和"特工之王"李克農先於他去世。甘泗淇去世後，李貞又走過漫長26載春秋，於1990年3月11日去世，終年83歲。

晚年的李珍，雖然沒有了甘泗淇的陪伴，但並不孤獨，因為她的20多個孩子圍繞在身邊，讓她安享晚年，享天倫之樂。有人曾經評價李貞："氣勢如虹，品格如玉"，這句話在李貞的侄女左義霞口中得到了印證。

晚年的李貞仍然精神健爍

左義霞是李貞的姨侄女，從10歲起便跟隨李貞一起生活，據她回憶，雖然李貞是一位英姿颯爽的女將軍，但是在生活中，也有著柔情似水的一面，大愛無疆。她還說到："小時候我睡覺時總愛蹬被子，姨母每晚都會起來給我蓋被子，後來到了上大學的時候，姨母認真準備所有物品，在我看來，姨母雖然是一位女將軍，但更多的還是一位慈愛的母親。"

左義霞還說："姨母的一生沒有自己的子女，因此把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我們二十幾個孩子身上。無論什麼時候，她都會要求我們好好學習，努力工作，做個對國家有用的人，她自己也一直不曾放棄學習。她的一生撫養了20多位烈士遺孤，自己生活非常節儉，家中的兩隻皮箱，用了整整40年，這份大愛，深深影響著我們，使我們受益終生。"

李貞生活雖然節儉，但並不吝嗇，從她數次大力幫助鄉親和援建家鄉可見一斑，晚年生活雖然平淡，卻不平凡，20多位被他們撫養成人的烈士遺孤便是最好的證明。李貞和甘泗淇夫妻二人都以節儉著稱，1990年，李貞去世後，人們在整理她的遺物時，竟然發現，這位參加革命64年的女將軍，留下的遺物，除了4枚閃閃發光的勳章外，只有幾件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物品。

80年代，已然古稀的李貞

這些遺物是四把用了十幾年的老式藤椅、一個用了整整40餘年的皮箱、以及一臺用了十幾年的單門電冰箱、11,000塊人民幣和2500元國庫券，一個鬧鐘兩件棉衣，再加上戰爭時期留下的兩根小金條，除此之外別無他物。李貞的侄子李益岐從老家來到北京，帶走了那兩件棉衣和一個鬧鐘，他說要留個念想，如今李益岐仍精心收藏著這兩件遺物。

如果說這些遺物不夠震撼人心的話，那麼當人們看到李貞的遺囑，內心的敬佩油然而生。在遺囑中，李貞交代："兩根金條，一根捐給自己的家鄉瀏陽縣，一根捐給丈夫甘泗淇的家鄉寧鄉縣，而那11,000元同樣分為兩部分，一半捐給北京市少年宮，另一半則全部上交國家，作為自己的最後一筆黨費。"

李珍就是這樣一位令人敬仰的革命同志，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獻給了他所鍾愛的革命事業，哪怕在寫遺囑時，他也是在為國家，為人民著想，是一位高風亮節的革命戰士、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