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意味著什麼 ?早在2000多年前，我國軍事家孫子就在《孫子兵法》中說道：“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以，戰爭從來是關係到無數人生死和國家存亡的大事，必須得到慎重的對待。
朝鮮半島
一國之戰如此，如果多國聯合，那麼，問題必然更加錯綜複雜，尤其涉及到多國軍隊配合和指揮權的問題，一旦處理不好，極有可能帶來一場戰鬥一場戰役，甚至整個戰爭的失敗。
因此，在多國聯合作戰之中，與友軍的配合以及指揮權的問題，從來都是極為關鍵的因素。這方面，哪怕是多國部隊聯合作戰經驗極為豐富的美國，依然頻頻犯錯。
例如，在2003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之中，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佔據了絕對優勢，然而即便如此，擁有高科技現代化裝備的美軍，仍頻頻誤炸友軍——英國軍隊，給英軍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在科技發達的21世紀尚且出現如此情況，可想而知，在上個世紀50年代爆發的朝鮮戰爭，志願軍與人民軍聯合作戰、尤其是指揮權問題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朝鮮戰爭是一場發生於中國境外的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是以客軍的身份前往他國境內作戰，其目的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既然在其他國家作戰，又與友軍配合，當然也就存在指揮權歸誰所有，或者說誰聽誰的問題了。
志願軍
令出多門，歷來為兵家大忌。老祖宗也早就告訴我們，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因此，當志願軍踏出國門進入朝鮮半島的那一刻，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在就存在如何配合和誰來指揮的問題。
而且，朝鮮戰爭，志願軍是以“萬國牌”武器對抗機械化的美國軍隊，因此，這場戰爭裝備相差極其懸殊，後勤補給更天差地別，在這種情況之下，本就屬於劣勢的志願軍如果想打贏這場戰爭，與“地主”朝鮮人民軍的配合變得更加重要。
事實上，早在新中國決定派遣志願軍赴朝作戰之前，在1950年10月上旬周恩來總理赴蘇聯就關於抗美援朝的問題同斯大林會談時，就曾提出過“志願軍進入朝鮮作戰，當其與朝鮮人民軍配合作戰時，在雙方指揮關係上應如何解決”的問題。
不過，由於當時的斯大林並沒有做明確回覆，因此，這個問題就拖到了志願軍入朝參戰之後。
出身抗聯、有過充分戰爭經驗的朝鮮人民軍司令官金日成，對於這一點當然也十分清楚。因此，在與彭德懷元帥進行協商之後，金日成派遣朝鮮勞動黨中央常務委員、內閣內務相樸一禹作為聯絡員，加入了志願軍的領導隊伍，而中共中央則將樸一禹任命為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同時，他還擔任中共志願軍黨委副書記。
然而，樸一禹畢竟不是人民軍的最高領導人，他對於人民軍既沒有隨時調配的權力，對於情況也無法全面掌握，再加上戰場瞬息萬變，所以，雖然有樸一禹在居中聯絡，但是，人民軍和志願軍在作戰之時依然產生了諸多問題。
志願軍
1950年10月19日，彭德懷元帥率領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到達朝鮮半島之後，由於當時的朝鮮已經只剩下三個師的殘軍，再加上當時朝鮮人民軍新組建的部隊正在中國境內整訓，因此，第1次戰役主要以志願軍為主力。
但即便如此，由於沒有統一的協調配合，配合志願軍作戰的人民軍依然發生了多起誤傷志願軍的事故。
例如第1次戰役期間，由於沒有統一的指揮和協調，朝鮮人民軍坦克師奉命向順川挺進，卻沒想到，當時的志願軍第39軍正在此地圍攻美國美軍第24師。
由於兩軍互不知情，因此，人民軍的坦克師將志願軍第三十九軍當成敵人發動炮擊，人民軍坦克師對於志願軍的誤炸，不但使志願軍遭遇了不小的損失，而且，也使得被圍攻的美第24師順利逃脫。
第一次戰役
由於沒有統一指揮，人民軍和志願軍之間產生的問題不僅於此，兩支軍隊在後勤補給、彈藥供應、運輸交通等諸多方面，都存在許多問題。
因此，雖然第1次戰役並沒有造成多麼嚴重的問題，但是，將志願軍和人民軍統一指揮作戰，已經成為極為現實且迫切的問題。
那麼，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究竟該由誰來指揮誰呢？
在許多人看來，志願軍是義務出兵幫助朝鮮人民抵抗美軍侵略者的，而且，由於朝鮮人民軍主力已經基本被美軍包圍殲滅，因此，作為這場戰爭的絕對主力，志願軍理所應當應該成為兩支軍隊的指揮者。
然而，事情遠遠沒有這麼簡單。志願軍畢竟是前往他國參戰，無論是獲得當地民眾的支援，還是基於社會主義陣營盟友的關係，志願軍都必須給予“地主”朝鮮足夠的尊重。
朝鮮戰爭
因此，在第1次戰役結束之後，由於人民軍和志願軍在第1次戰役中配合屢屢出現失誤的問題，彭德懷率先提出瞭解決方案，那就是：金日成領導的人民軍總部最好能夠與志願軍總部靠近，這樣一來，雙方便於協商志願軍和人民軍在作戰時產生的諸多問題，更便於統一指揮。
因此，彭德懷元帥請中國駐朝鮮大使館與金日成進行了協商，彭德懷元帥的這種考慮，更多的是基於軍事目的。然而，作為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日成不僅僅是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同時，他還是朝鮮內閣首相，集軍事、政務於一身。
因此，考慮到朝鮮政府運作及其他諸多政治問題，金日成表示，有許多問題亟待他去解決，朝鮮人民軍總部無法實現與志願軍總部設在一起的設想。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金日成表示可在十數日內與彭德懷元帥會面一次，共同協商解決作戰時產生的問題，但是，這對於瞬息萬變的戰場而言，仍是遠遠不夠的。
彭德懷
因此，聯合作戰、統一指揮依然沒能徹底解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50年11月7日，彭德懷元帥在會見金日成時，再次就兩軍如何配合作戰的問題進行了協商。
而兩人在協商這一問題時，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盟主，蘇聯一方的代表蘇聯駐朝鮮大使斯蒂科夫和蘇聯駐朝鮮軍事顧問瓦西列夫均在場。然而，兩人對於人民軍和志願軍的協調指揮問題認知並不一致，這進一步影響到了金日成的態度，因此，關於這一問題仍未得到明確的解決。
但是，時不我待，隨著戰事的日漸緊張，志願軍和人民軍指揮權的問題更加迫在眉睫。尤其是第2次戰役勝利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直接退到了三八線附近，朝鮮領土基本被收復，朝鮮人民軍原本被隔斷在敵後的兩個軍團也得以與志願軍勝利會師。
如果再加上本身就在北方的朝鮮人民軍隊，此時能夠參加作戰的朝鮮人民軍已經有三個軍團14個師約7.5萬餘人的兵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兩軍協同作戰的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
因此，1950年11月11日，彭德懷元帥專門致電毛主席，將以上問題做了彙報，同時建議，由金日成、蘇聯駐朝鮮大使斯蒂科夫和彭德懷本人組成的三人小組，共同負責作戰方面產生的協調指揮和軍事政策等諸多問題。
毛主席對於這一問題十分重視，他專門向金日成首相建議：“可否於本月10日前後到彭德懷同志處，同高、彭兩同志晤面，商討在朝作戰和供應，與朝鮮人民軍和機關進入東北後的訓練、安置及其他問題”。
彭德懷和金日成
與此同時，毛主席也向斯大林發了電報，指出了這一問題，他向斯大林講述了目前志願軍和人民軍都無法統一指揮的問題，並向斯大林轉達了彭德懷提出的“由金日成斯蒂科夫、彭德懷三人組成三人小組，負責決定軍事政策”的建議。
1950年11月15日，金日成到達志願軍總部，並與斯蒂科夫、彭德懷一起，再次就統一作戰指揮和其他軍事政策問題進行了協商，雙方的觀點基本達成一致，但依然沒能做出最後的定論。
而斯大林在接到毛主席的電報之後，1950年11月16日，他直接回覆電報，提出：“同意由中國同志統一指揮”，與此同時，斯大林還將這一意思用電報告訴了金日成和蘇聯駐朝鮮大使斯蒂科夫。
得知斯大林的這一態度之後，本身就是蘇聯一手扶持、且對蘇聯依賴極重的朝鮮，自然沒有反對的餘地。
斯大林
因此，在第2次戰役基本結束之時，金日成專程來到北京，與毛主席、周總理等人著就朝鮮戰爭的諸多問題進行了協商。而提到雙方目前最為關心的中朝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時，金日成說道：
“斯大林來電報同意志願軍和人民軍統一指揮，因中國志願軍有經驗，應由中國同志為正，朝鮮同志為副，朝鮮勞動黨政治局會議已同意”。
至此，中國、蘇聯和朝鮮三方就兩軍統一指揮問題徹底達成一致。雙方商談後最終決定，成立由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這個司令部的職責是：凡屬作戰範圍及前線一切活動均歸其指揮。
當然，朝鮮政府也有自己的職責，後方動員訓練、軍政、警備等諸多方面都由朝鮮政府直接管轄。不過，聯合司令部也有向後方提出要求和建議的權利。與此同時，由於戰爭時期後勤極端重要，所以，鐵路運輸修理也歸為聯合司令部指揮。
彭德懷
成立由志願軍和人民軍組成的聯合司令部之後，聯合司令部下設了兩個機構，分別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和朝鮮人民軍參謀部，兩部共同住在一處辦公，以方便隨時協商。
在成立聯合司令部之後，由於早已商定中國志願軍為正，因此，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兼政委彭德懷元帥擔任聯合司令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朝鮮方面，則將擔任朝鮮人民軍前線司令部司令官的金雄任命為副司令員，樸一禹作為副政治委員。
與此同時，為了充分聯絡，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還派來了一個軍事聯絡組，專門負責聯絡協調朝鮮人民軍和志願軍協同作戰的問題，而這個聯絡組，則由副政治委員樸一禹領導。
成立中朝兩方共同組成的中朝聯合司令部之後，為了保密起見，彭德懷、金雄、樸一禹三個人的署名命令，只限於發給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部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而下達的命令，則只轉述聯合指揮部命令，三個人的名字均不被提及。
第2次戰役結束之後，1950年12月上旬，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簡稱為聯司的機構正式組成，而聯司的成立，也徹底解決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統一作戰的問題。
抗美援朝
從此之後，從第3次戰役開始，一直到《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直在聯合司令部的統一指揮下作戰。
當然，隨著戰爭的形勢變化，中朝聯合司令部也曾隨之變化，例如1951年3月，由於空軍的參戰，中朝兩軍在3月份成立了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統一指揮志願軍空軍和人民軍空軍的作戰，劉震任司令員，常乾坤任副司令員，當然，作為慣例，朝鮮方面也有一名副司令員——王璉。
1951年8月，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成立，其目的是為了統一計劃和指揮戰時朝鮮鐵路運輸修復和保護等諸多問題。而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賀晉年擔任司令員，同時，還有四名朝鮮派出的副司令員和副政治委員。
而在1951年9月，隨著美軍蠢蠢欲動試圖在朝鮮半島東西海岸登陸，為應對這種風險，志願軍和人民軍一邊在東西兩海岸加緊修築防禦工事，另一方面，也成立了東西海岸防禦聯合指揮機構，負責指揮朝鮮半島東西兩海岸的志願軍和人民軍，從而完成海岸防禦部署、工事構建和作戰行動等任務。
宋時輪
1951年9月，防禦聯合指揮機構剛成立時，東海岸防禦聯合司令部司令由志願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擔任，而西海岸聯合指揮所的司令員則為韓先楚。其後，海岸防禦聯合指揮機構雖然屢次調整，但是，志願軍將領一直是聯合指揮機構的司令員。
1953年7月27日，隨著中國、朝鮮和美國三方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歷時33個月之久的抗美援朝戰爭終於宣告結束，在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結束之後，中朝聯合司令部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