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大舉侵略東北，在國府“不抵抗政策”的惡果下，日軍三個月時間內就奪取了遼吉黑三省大好河山。1932年2月，日軍又發動了熱河戰役，三個禮拜攻佔熱河全境。至此，東北四省淪陷。

日軍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不少有血性的東北人奮起反抗。淪陷初期，從長白山到興安嶺，從遼河西岸到松花江畔，湧現出了以舊東北軍和綠林武裝為基礎的東北義勇軍。據統計，東三省154個縣中，有抗日義勇軍活動的就達93個。到1932年夏秋之際，東北義勇軍總人數達到30萬人以上。1932年全年攻打遼、吉兩省大城市30次，奪取縣城40餘座。

然而，由於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加上缺乏統一領導、各自為戰，到1933年春，東北義勇軍遭到嚴重挫折：30萬人的隊伍，在日寇的重兵進攻下，傷亡13萬人，被打散7萬餘人，退入蘇聯和熱河共6萬餘人，僅有4萬餘人分散在東北各地堅持抗日鬥爭。

東北義勇軍失敗後，我黨接過了東北抗戰的大旗，以楊靖宇領導的磐石工農義勇軍為基礎，組建抗聯第一軍。以延吉、和龍、琿春和汪清等游擊隊為基礎，組建了抗聯第二軍。以巴彥、海倫、珠河、湯原、密山、寧安等許多山林隊為基礎，組建了抗聯第三軍。

1936年—1938年，抗聯處在大發展階段，共編成11個軍，人數達3萬人。後又將十一個軍合編為第一、二、三路軍，分別由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為總指揮。

但人們驚奇的發現，建國後，出自抗聯絡統的將軍非常少。五五授銜時，全軍共有1048名幹部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加上56、58年兩次補授及1961年至1964年由大校晉升少將人員。到1965年取消軍銜制時，全軍共有1614名幹部獲得將官以上軍銜人員。其中當過抗聯的幹部只有7人，均獲得少將軍銜。

這7名幹部分別是：原抗聯第六軍第三師師長王明貴、原抗聯第七軍政委王效明、原抗聯第五軍第一師師長李荊璞、原抗聯第七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彭施魯、原抗聯第四軍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王靜敏、原抗聯第二軍戰士孫叄、原抗聯第五軍第三師第三團副團長朱光。

為何數萬人的抗聯隊伍只出了7名少將呢？筆者認為有三個方面原因。

西征後，關東軍在1939年對抗聯發動了數百次大大小小的討伐作戰，抗聯損失頗重。到1940年，抗聯第一路軍三個方面軍，除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金成柱率第六師88名幹部戰士成功抵達蘇聯外，其餘全部損失，楊靖宇、曹亞範等人犧牲。第二路軍和第三路剩下的人馬多一些，第二路軍友400多人、第三路軍有200多人抵達蘇聯。

抵達蘇聯後，蘇軍遠東軍區其編為第88獨立步兵旅，對外代號8461部隊，下轄4個步兵營，1個無線電連，1個迫擊炮連，1個教導連。此後，抗聯戰士們在南北野營進行集訓，並分批潛回國內蒐集情報。在四年的小分隊回國作戰中，抗聯又受到了巨大損失，共犧牲幹部戰士300多人。

據王明貴回憶：1942年，他帶70人的小分隊回國，結果遭到日偽軍重重圍剿，經過艱苦轉戰，這支小分隊僅有13人倖存。

到1945年8月，蘇軍實施八月風暴計劃進攻東北時，遠東八十八教導旅只剩下429人，其中中國籍有351人，朝鮮籍有78人。朝鮮人對比全盛時期3萬多人，減員率高達99%以上。

戰後，78名朝鮮籍幹部戰士跟隨金成柱回國，351名中國籍抗聯戰士跟隨周保中為蘇軍擔任嚮導，接管東北大中城市。當時東北極度混亂，土匪和反動武裝蜂起，許多抗聯戰士也相繼犧牲，比如李兆麟、張鳳岐等。

第二個原因就是建國後許多人轉業到行政系統工作。比如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大名鼎鼎的抗日名將周保中，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員兼東滿軍區司令員。解放後隨四兵團進入昆明，擔任雲南省副省長。後由於抗戰時期積累的傷病發作，周保中身體非常虛弱，因此到1954年就調離雲南，到北京治病休養。在北京生活的10年時間裡，只有1958年參加楊靖宇烈士陵園建成儀式時離京。如果周保中能授銜，根據資歷和職級，應當為上將。

原抗聯第六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陳雷，從蘇聯回國後就一直從事地方工作，先後任綏化中心縣委書記、龍南專署專員，西滿第三地委專職副書記、黑龍江省委秘書長等職，建國後任黑龍江省副省長、省長。

原抗聯第三路軍政委馮仲雲，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建國後任水利部副部長。

第三個原因就是抗聯自身因素了。抗戰勝利後，抗聯老兵跟隨蘇軍接管東北，為我黨組建武裝，積極擴大我黨影響力。但部分人在擴充隊伍時考慮數量因素多一些，對質量問題考慮得不多。因此第二次四平保衛戰失利後，共軍國軍在東北轉入全面進攻，這批武裝幾乎全部反水。

據黎原同志回憶：由於教導旅的成員大都接受的是蘇軍的建軍模式，長期在蘇軍工作、生活，同八路軍的作風有一定的差別。他們還不太善於開展群眾工作，沒有將主要精力放在部隊建設和鞏固根據地方面來，而是過於看重部隊數量的擴大，相對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和黨對部隊的領導，存在一定的脫離群眾的傾向。因此，儘管部隊數量發展很快，但戰鬥力不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