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內部在“中國挑戰”問題上尚未達成共識

據今日俄羅斯電視臺網站（Russia Today）12月22日報道，德國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將軍、美國駐歐陸軍（U.S. Army Europe）參謀長賈裡德·塞姆布里茨基（Jared Sembritzki）接受德國《法蘭克福匯報》（FAZ）採訪時表示，鑑於使用軍隊打擊恐怖主義不甚有效，而中國又“太過遙遠”，俄羅斯仍是北約“最大的威脅”。2020年5月，塞姆布里茨基就任美國駐歐陸軍參謀長，他是第四位擔任這一職務的德國人。

塞姆布里茨基將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視為導致歐洲大陸不穩定的“決定性因素”，認為莫斯科的軍事現代化迫使北約加大在東歐地區的投入。不過他似乎也承認，將俄羅斯視為威脅幾乎是唯一能夠維持北約團結的事項。近年來，美國一直將中國描繪為除俄羅斯之外的另一個全球性對手。12月17日，美國海軍新公佈的戰略檔案將“愈加具有侵略性”的俄羅斯列為“全球和平時代最嚴重的威脅”，而中國則排名第二。但塞姆布里茨基“基於傳統軍事觀點”認為中國“太過遙遠”。

此外，塞姆布里茨基還表示，普通公眾可能會將伊斯蘭恐怖主義視為“比俄羅斯更大的危險”，但其對於軍方而言更加難以打擊。

據北約（NATO）官方網站12月1日報道，北約當天釋出了改革跨大西洋同盟的新報告《北約2030》（NATO 2030）。報告指出，儘管今後十年俄羅斯仍將是北約的主要對手，但北約必須更加認真思考如何應對中國及其軍事崛起。報告建議“最好將中國理解為全方面的競爭對手，而非單純的經濟參與者或僅僅聚焦亞洲的安全參與者”。

美國駐歐陸軍參謀長關於中國“太過遙遠”的表態說明，《北約2030》報告強調的“應對中國挑戰”的建議在北約內部仍存在分歧，短期內難以落實。

《北約2030》報告由美國國務院前歐洲及歐亞事務助理國務卿亞倫·韋斯·米切爾（Aaron Wess Mitchell）和德國前國防部長托馬斯·德邁齊埃（Thomas de Maizière）領導撰寫，由北約秘書長廷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釋出，更多地反映了美國的戰略需求和北約高階文官的意圖。報告對北約著手應對中國崛起的建議主要受兩大因素影響：其一，遏制中國崛起在美國已經成為兩黨的共識。美國作為北約“盟主”利用其在北約的地位將“私貨”塞進了報告，以期引導、推動北約逐步走出歐洲，成為維護美國全球利益的工具。其二，特朗普的“北約過時論”、馬克龍的北約“腦死亡”，以及歐盟公開提出的謀求“安全自主”、組建獨立防務等口號進一步加劇了北約的生存危機。報告將中國視為新的“假想敵”，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為北約“續命”的作用。

作為德國聯邦國防軍將軍與美國駐歐陸軍參謀長，塞姆布里茨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約高階軍事人員的觀點。他的看法表明，目前應對中國挑戰的戰略設想在短期內難以落實到一線。首先，北約成立的初衷主要是應對蘇聯（俄羅斯）的威脅。2014年克里米亞在烏克蘭危機期間公投“歸併”俄羅斯，引起中東歐國家的極度恐懼，也在一定程度上暫時緩解了冷戰結束後北約面臨的戰略目標迷失困境。隨著北約與俄羅斯的矛盾激化，二者在歐洲的角力大有恢復冷戰時期態勢的趨向。北約囿於東歐地區的壓力，顯然無暇他顧。其次，北約在後冷戰時代曾有干涉域外事務失敗的經歷，至今仍身陷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泥潭。塞姆布里茨基“基於傳統軍事觀點”認為中國“太過遙遠”，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擔憂。最後，《北約2030》也承認，“對於大多數盟國而言，中國既是經濟競爭者，也是重要的貿易伙伴”。要在奉行協商一致原則的北約將中國樹為僅次於俄羅斯的挑戰仍存在客觀困難，許多成員國包括軍事人員並不想被美國的利益裹挾。

12月17日，英國國防參謀長尼克·卡特（Nick Carter）在英國皇家聯合研究所（RUSI）發表年度演講稱，“要想打敗中國和俄羅斯，就必須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他指出，英國需重視中國在科技、軍事方面日益增長的力量。在數字競爭中，應重點關注中國的數字絲綢之路、北斗導航衛星等科學技術發展，以及中國在技術標準制定上的雄心。卡特稱，中國的數字絲綢之路可能會成為“一帶一路”倡議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中國已推出替代GPS的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在全球195個主要國家中，其對165個國家首都的覆蓋精度都要高於GPS。卡特表示，由於智慧手機需要依賴定位服務來執行，智慧城市建設必然伴隨著“威權主義監視行為”，而且隨著網際網路空間面臨日漸碎片化的風險，中國正試圖透過提供數字基礎設施來吸引大部分欠發達國家進入其勢力範圍。

在軍事方面，卡特表示，根據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的關於軍事和安全發展的最新年度報告，以及北約關於中國的重要報告，應更加重視日益崛起的中國軍事力量，在北約現有結構中加入應對中國挑戰的部分，使相關政策與軍事戰略緊密配套。北約必須迎接一個政治競爭更加激烈的時代，加大力度評估中國技術發展的影響，監控“可能會對北約集體防禦、應變能力帶來影響的中國活動”。

12月24日，英國與歐盟在“脫歐”過渡期結束前的最後一週就未來合作達成協議，表明英國可以擺脫無協議“脫歐”的不良後果，但達成協議並不代表英國可以避免“脫歐”給英國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等帶來的損害。為拓展英國的國際空間，解決“脫歐”後面臨的經濟、安全問題，英國在外交、安全等方面緊跟美國步調，其中重要表現就是積極響應美國“遏制中國”的主張，一方面派遣航母到南海與美、日軍隊一同演習，另一方面附和美國關於北約要強調應對中國挑戰的論調。同時，英國在“脫歐”後須儘快和歐盟貿易協議國重新分別簽訂新的貿易協議，其中有不少國家在亞太地區。此次英國國防參謀長直接將中國稱為“嚴重威脅”，也是考慮到可以透過加強在亞太的軍事和安全存在，以及深化與印度、東盟國家的各領域合作，來推動在貿易協議上取得更多利益。

就卡特講話的內容而言，他著重提到了中國在數字領域的發展勢頭和已取得的優勢，體現出英國在衛星定位、大資料獲取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焦慮。今年11月，英國要求其國內通訊企業在2021年9月後禁止安裝華為5G裝置，此前也已經跟隨美國的步伐，要求到2027年年底在5G網路中停止使用華為裝置。這些都表明，與歐盟在2019年將中國定位為“制度性對手”相比，英國在全球戰略調整之後對中國的政策將更為激進，更容易受到美國對華競爭策略的影響。

此前，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對今年前三個季度的經濟資料進行了向上修正。統計局稱，7月至9月間，英國經濟較2019年年底下降8.6％，而此前的評估則是下降9.7％。但安永統計俱樂部（EY Item Club）首席經濟顧問霍華德·阿徹（Howard Archer）指出，經濟預期在9月之後惡化，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簡稱“疫情”）可能會導致第四季度GDP下降約2％；即便統計局對前三個季度的經濟資料進行向上修正，2020年的GDP也將以10.6%的下降幅度創下新記錄。

報道稱，雖然第四季度的官方資料尚未公佈，但實時資料和經濟預測都表明，第四季度GDP的下降趨勢很可能會延續到2021年第一季度。投資銀行Panmure Gordon首席經濟學家西蒙·弗倫奇（Simon French）表示，基於因變異新冠病毒而延長防控措施的假設，2021年第一季度更可能出現雙底衰退。目前，只有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的部分地區處於最高級別的第四級防控限制。倘若英國政府為了遏制病毒的快速傳播而在更多地區採取第四級防控限制，很可能會加大經濟損失。

報道稱，經濟資料表明第二次衰退很可能比第一次衰退來得輕微，並且一旦疫情因疫苗普及而開始平息，英國經濟將有很大的反彈空間。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經濟學研究員朱利安·傑索普（Julian Jessop）表示，迄今為止的證據顯示經濟對於第二波疫情的反應“令人放心”。傑索普認為，2021年1月將與2020年11月的情況相似。較之2020年12月，2021年1月的GDP可能下降4％，即70億英鎊。這在正常時期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但在疫情背景下則相對較小。

經濟學家指出，一旦出現永續性的經濟復甦，家庭儲蓄就會回落到更加正常的水平，繼而帶來家庭支出的大幅反彈。英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20年第三季度的家庭儲蓄率為16.9％，遠高於過去20年8％的平均水平。該局負責經濟統計的副國家統計師喬納森·阿索（Jonathan Athow）就此分析道，工人在夏季返回工作崗位推高了家庭收入。隨著支出的同步增長，家庭儲蓄率開始回落，但仍遠高於此前的歷史峰值。凱投國際宏觀經濟諮詢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高階英國經濟學家露絲·格雷戈裡（Ruth Gregory）表示，第三季度的高儲蓄率“令人樂觀”，只要疫苗被證實有效且得到廣泛使用，GDP就將在明年下半年強勁反彈。

自上世紀80年代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以來，英國經濟就在“脫實入虛”的道路上一去不返，以致服務業佔英國GDP的比重達到七成以上。今年疫情暴發後，多年來英國經濟發展的弱點在短時間內迅速暴露：英國商業投資本就萎靡不振，2020年上半年更是創下遠大於鄰國的下降幅度。與此同時，英國經濟嚴重依賴消費者支出，但在封鎖期間，英國消費者支出下降幅度也大於其他國家。如今，傳播速度更快的變異新冠病毒席捲英國，使英國經濟再度蒙受第一次封鎖時的打擊，有美國媒體報道，英國進入30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截至12月25日，中國、德國、義大利、加拿大、印度等國已經暫停從英國出發的所有航班；美國、希臘等國僅允許持有陰性證明的英國旅客入境；西班牙、葡萄牙、新加坡等國只允許本國國民入境。

此前約翰遜內閣憑藉政府信用大舉借貸，支援企業向第一次封鎖期間被迫休假的員工支付80%的工資（但每個月不得超過2500英鎊的上限），為企業與員工的僱傭關係“續命”。此舉不僅避免了大規模的失業浪潮，維護了社會穩定，而且有利於企業在疫情平息時迅速恢復生產或營業，實現經濟的快速反彈。但像其他西方國家一樣，英國在並未實現病例清零的情況下即結束封鎖、重啟經濟，導致9月以來的新冠病例數激增以及採取11月以來愈加嚴格的第二次封鎖措施，可謂前功盡棄，而且還出現了破壞力更強的變異新冠病毒。根據英國輿觀調查公司（YouGov）10月的報告，超過三分之一的英國僱主計劃在年底前裁員。英國“脫歐”帶來的陣痛與變異新冠病毒的影響相互疊加，使約翰遜內閣面臨極大考驗。倘若無法妥善控制變異新冠病毒的影響，化解可能出現的失業浪潮，不僅會加劇社會危機，降低英國社會的穩定性，更會刺激蘇格蘭等地加速“脫英”程序，對英國未來發展帶來更沉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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