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中國的，可能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兵團。

200多萬人的一個群體，分佈在新疆的每一個角落，可以說新疆有多大兵團就有多大；兵團人來自五湖四海，中國所有省份的人都能夠在遙遠的異鄉找到同鄉，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有多大兵團就有多大。因此，想深入了解兵團幾乎是不可能的，想描摹兵團人更加的不可能。

幾代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歲月磨洗，竟變得如此的繁雜和深厚。

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兵團的人又都是相同的，無論是一個偏遠的高山上的牧工，還是兵團的指揮員，他們被共同地放入“兵團”這個模具中打碎了重新糅合，經過重塑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兵團人。

自1954年中國組建第一個兵團，至今整整50年。一直以來，他們都是一群遠離人們視線的人，一群生活在邊疆塞外的人，一群以獨特方式被編制起來、過著獨特生活的人，一群為國家的安寧和邊疆的發展作出不朽貢獻的人。

10萬鑄劍為犁的兵，10萬大上海的知青，250萬五湖四海的人，在新疆，在天山的兩側，在崑崙山、阿勒泰山造就的塔里木和準噶爾盆地裡，在2000多公里的邊境線上，他們組合成一個特殊的群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在中國的東北、西南、西北都曾經有過“兵團”這樣的組織，但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後期，其他的兵團都解散、消失了，曾經在兵團戰鬥過的人們也四散而去，只有新疆的兵團留了下來，直到今天。

鑄劍為犁

“生在井岡山，長在南泥灣，轉戰數萬裡，屯墾在天山”(王震詩)。1949年，來自南泥灣及和平解放新疆的10萬軍隊面臨生存困境：新疆的生產現狀不足以養活這麼多的軍人，糧食成了威脅生命的大問題。

“你們現在可以把戰鬥的武器儲存進來，拿起生產建設的武器，當祖國有事需要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鬥的武器，捍衛祖國”———這是毛澤東向這十萬人釋出的命令，這道命令從此改變了許許多多人的命運，並且改變了他們子子孫孫的命運。這道命令就懸在那裡，直到現在，當年等待重新拿起武器的人也沒有聽到新的命令，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就以緊握犁鏵的姿態凝固成了一座群雕。

他們脫下了軍裝，但一直都自認為是一名軍人，他們說自己是一支不穿軍裝、不吃軍糧、不拿軍餉的軍墾部隊。

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從來沒有過像兵團這樣的人口大彙集。10萬，20萬，100萬，200萬，轉業的軍人，中國內地的農民，城市的知識青年，工人，知識分子，50年間兵團彙集了來自不同地區、不同身份的人。

兵團人的職責不僅僅是牧羊種地，兵團職工說，他們“放羊就是巡邏，種地就是站崗”，在2000公里邊防線上，在曾經存在的國界爭議地區，本來可以走更近更好走的路轉場，但兵團人卻要走那些充滿危險的路，因為對中國來講那是我們的領土，中國的公民必須放牧生活在那片土地上。

兵團農九師曾有一個叫胡漢成的指導員，帶領隊伍趕著12000只羊轉場的時候，遭遇了暴風雪，有的人被凍壞了雙腿，有的被截去了手指，他繼續趕著羊到必須到達的放牧點去，風雪阻隔，山下的妻子和團場的人找不到他，以為他已經死了。第二年的春天冰雪消融，當他趕著羊群回來時，妻子不敢相信，真以為他從另一個世界歸來。他的半邊臉被嚴重凍傷，並永久地錯過了醫治的時機。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屯墾之地，早在西漢時期就有軍人在此屯墾戍邊，環塔克拉瑪干沙漠處處都有屯墾遺蹟，歷史上的高昌、米蘭、Murano的繁盛和絲綢之路的暢通都是有屯墾的保證。屯墾興而國家興，這是歷代帝王總結的一個經驗。

屯墾與戍邊，這是兵團人的兩大使命，也是延續2000多年的所有屯墾人的使命。遙遠的漢代屯墾人已經無法追尋了，而兵團人，就活在今天。

遙遠時空間的穿越

兵團人的命運都是相同的，他們都是受那一道命令來到了遙遠的邊塞，這裡和江南水鄉和黃河流域和東海之濱有著天壤之別，這裡的遙遠和荒涼是所有人都無法想象的。

不與民爭利，不與民爭水，不與民爭地，這是他們的原則。在荒原，在風頭水尾，在不毛之地，兵團人墾下了他們的第一犁。

在這片土地上流傳著一段悽美的關於命運的故事，那就是“八千湘女上天山”。一群十八九歲的湖南女子應徵入伍來到新疆，被按照連一級未婚幹部的分佈情況分配到天山南北的各連隊，她們沒有想到的是，懷揣浪漫想法的她們到新疆的一個任務，就是和那些經歷了戰爭的大齡軍人們結婚。然後是山東姑娘、四川姑娘，她們的出現使荒原上出現了除了部隊番號外的另一個組織———家庭。家就是根，根在荒原上越扎越深，樹才枝葉繁茂。

18歲的山東姑娘張桂秀嫁給了大她15歲的四川丈夫，當她的女兒長大了不解地問媽媽為什麼會嫁給大那麼多的父親時，張桂秀說：那是組織安排的。女兒問媽媽是否覺得幸福，媽媽想了想說：同甘共苦40多年，組織“包辦”的婚姻還挺美滿的。

掘地為穴，那就是他們的新房，蒲草為席，那就是他們的婚床，連地穴都沒有的地方曾創造出了“公共洞房”的故事，一間地穴幾對新婚夫婦輪流使用。他們把挖在地下的洞叫做“地窩子”。一位從甘肅老家來找丈夫劉五十四的大嫂，衝著丈夫哭喊：“這哪裡是人住的地方，連老家的洋芋窖都不如！”一年後她在地窩子裡生下了自己的兒子，取名就叫“劉地窩子”，此時的她已經成了拓荒者中的一員。

和一個家鄉相差萬里的人相識並結婚，生下了一個個新疆的孩子，用自己流血流汗生產的糧食把孩子們餵養大，然後在白髮蒼蒼的晚年迎接他們的新疆孫子的誕生。這是許許多多兵團人共有的婚姻與愛情模式。

一個出身農家的士兵重新成為農夫還不難想象，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叫做“在哪裡都是種地”，但一個從未見識過農村的城市青年要成為一個拓荒者，顯然還是有些難度的，更讓人難以想象的是，那些上海的天津的武漢的知青用細嫩的手拿起牧羊鞭，趕著成千只羊，逐水草而居，過著遊牧人的生活。

這是隔著巨大時間和空間距離的兩種生活生產方式，當然，在上海知青們被改變的同時，現代文明的元素也在悄悄地加入這支屯墾隊伍，承托起現代化農業的基業。

當亙古荒原變成綠洲，金燦燦的稻穀堆積如山，雪白的棉花如天上雲朵，牛羊滿地林木成行，當一座座新的城市在荒原上崛起的時候，世界銀行前來考察的官員感嘆：“由退役軍人組建的綠色開發部隊，是中國的一個創舉，創造的是一個輝煌。它的出現，為世界性的開發事業做出了良好的示範。”據兵團介紹，經過50年的艱辛開拓，兵團已建設成為一個以現代化大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林牧副漁並舉，工交商建服綜合經營，科教文衛體全面發展的獨特的組織群落。

告別家鄉的人

不論是一個來自戰火洗禮的戰場的老兵，還是來自上海大都市的細皮嫩肉的青年，大自然給了他們那麼近似的面容。如果你想在新疆的兵團認出一個上海人，那只有從他一息尚存的語音上獲得某種資訊。

在兵團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不同的團場有不同的團場“官話”。一個以山東人為主的團場，大家通用的語言可能是河南話，而另一個以河南人為主的團場可能說的是甘肅話。由五湖四海彙集起來的人會集體無意識地接受並使用一種地方方言，沒有辦法解釋這是為什麼。

團場的“官話”成了一個團的標識。只要是兵團人聽到某種方言，就會大概判斷出說話者來自哪一個師哪一個團。

兵團的另一個明確標識就是番號。司令部、師、團、營、連，一個兵團人就這樣被編進了這個龐大的集體。對於外人來講，從1到200多的團場番號是難以搞清的，但兵團人對此卻“門兒清”，當一個兵團人對另一個兵團人說自己是186團的時候，另一個人立即就知道他是農十師的人，農十師在新疆最西北的邊界上。

兵團人是一群只有熱土沒有家鄉的人。他們來自五湖四海，他們原來有自己的方言，有自己的生活習慣，但是當他們成為一個兵團人後，他們和家鄉的關係逐漸淡漠，後來他們除了和父母有割不開的聯絡外，家鄉的景物家鄉的人都淡出了他們的生活，他們和家鄉靠兒時記憶建立起來的聯絡變得越來越模糊，當某一天他們回到家鄉時才發現，他們一直以為是自己家鄉的地方已經容不下他們了，他們在新疆形成的東西放在家鄉就變得那麼的不妥帖。驀然發現，自己已經成為沒有家鄉的人。於是很多人在他們的晚年再一次選擇了新疆，選擇了兵團。他們寧願把自己稱作是新疆人。

在兵團團場，都有一個13連編制。這是一個特殊的連隊，只有兵團人心照不宣地懂得它的含義，那是為死去的兵團職工保留的“連隊”。塔里木盆地邊緣29團的13連，是一塊100畝的墓地，偌大的墓地，沒有幾座墓是有墓碑的，很多就是一堆土，插著一些木樁為記，上面寫著籍貫、姓名、生卒年月，蘆葦駱駝刺稀稀拉拉地搖曳著。

這看似淒涼的墓地就是屯墾者的永恆家園了。這是他們的熱土，2000多年來的屯墾者都葬於這片土地，不管他來自遙遠的漢唐還是現代。開創兵團的王震將軍將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了，他又回到了新疆，回到了兵團。這片熱土能夠收留所有的拓荒者，這裡是屯墾人的家鄉。

185：一個邊境團場的故事

從北京到烏魯木齊，從烏魯木齊到阿勒泰，從阿勒泰到北屯，從北屯再到布林津、哈巴河縣，然後再經過穿越荒野，涉過河流的跋涉，才感覺到自己的腳是踏在中國版圖“雄雞”尾巴尖尖的羽毛上了。

之所以交待如此煩瑣的過程，除了想說明它的遙遠之外，更主要的是非如此便無法將185團的確切位置說明白。在中國的行政圖上，一個縣甚至一個鄉都可以標識，但沒有標識一個兵團團場的，儘管按行政級別來說它也是一個“縣級”，儘管某些團甚至比內地的幾個縣佔地面積還要大些。

記者在深秋季節來到了185團。現在當記者在地圖上找這個曾經到達過的地方，就會順著中國惟一一條向西北流並最終注入到北冰洋的河流———額爾齊斯河的流向，在它衝出中國的國土流向異國的那一小小點上，確認185團的位置。

靜悄悄的邊境

當你意識到自己是在中國最西北邊境的時候，那感覺會有一點特別。

185團和外界的惟一通道是一條不寬的石子路。縮在路邊的小小的養路道班掛著一塊巨大的牌子“中國西北第一道班”。185團一連的連部平房上也頂著幾個鮮紅的大字：西北邊境第一連。

一條淺淺的河蜿蜒流過，河灘里長著挺拔的白樺，樹冠上正掛滿金幣一樣燦爛的葉子。大片大片的極度平整的田疇，偶爾看見一臺“康拜因”在收割油葵。四處都是靜悄悄的。

毫不知覺地，一輛軍車出現了，車上坐著七八個荷槍實彈的軍人，為首的一個跳下車來向我們走近。此時路邊上的一塊“邊境管理區，請出示證件接受檢查”的牌子再次提醒：這裡是非常地區。

槍聲。在空曠安靜的地方槍聲顯得不那麼真實。是部隊在打靶。

鐵絲網。那灣美麗的小河全部被1米多高的鐵絲網封著。是中國和哈薩克的界河，這條河叫阿拉克別克河。

界碑。一塊標明為32號的界碑，上面寫著威嚴的“中國”二字。在這塊界碑的對面，河的那邊一根藍色的柱狀物，是哈薩克的界碑。

“我家住在路盡頭，界碑就在房後頭，界河邊上種莊稼，邊境線上牧牛羊”。這是“西北第一連”房前立著的一塊碑上寫的，另一塊和此相對應的碑上寫的是“割不斷的國土情，難不倒的兵團人，攻不破的邊防線，摧不垮的軍墾魂”。

一連的指導員韓繼忠穿著一身迷彩服，他指著連辦公室房後說：“後面就是國界了。”在他身前，是一條200米不到的水泥路，路兩邊各立著6排簇新的平房，白瓷磚牆紅琉璃瓦頂，整齊得像一隊佇列隊的士兵。這就是全連32戶人家的住所。韓指導員解釋，之所以將農工的住所如兵營般排列，就是要做到“在短時間內能召集起所有的人”。

一大片田地的盡頭，是界河，那邊，隱隱約約顯露出另一種生活。阿連謝夫卡，哈方最靠近邊境的一個小鎮。韓指導員說，小鎮原有3萬多人口，近年哈方將邊民往後方撤離，因此小鎮現在有9000人口。

隔河相望從不往來，但雙方對對方的情況都了如指掌。“那就是 望塔，雙方都有，上面是高倍的望遠鏡，每天對對方過往車輛人員進行觀察登記。”韓指導員說。

在185團，45歲以下的男性都是民兵，他們定時巡邏於邊境線上，每年至少有三個月的訓練時間。

一件是一連有一個上海知青叫沈桂壽，1964年來的團場，他種的一片玉米地就在國界的鐵絲網下，每天早晨他都會看到哈方升國旗，於是就步行30多公里到團部去買國旗，但跑遍團部也沒有，於是就用自家的紅被面自制了一面，每天太陽升起的時候，他就用一根楊樹的木杆升起自制的國旗，從1979年到1994年退休回上海，15年如一日。哈方的哨兵為此向這位中國的農工行注目禮。

沈桂壽回上海時給夥伴留下一句話：“每天太陽升起的時候，就把國旗升起來，盡力地照看好莊稼。”

另一件事是1988年界河發大水，在一個叫桑道克的龍口向地勢低窪的中方土地上衝來，按照國際慣例，如果河水改道，國界就將重新劃分。185團全體職工家屬奮戰8個晝夜，終於將界河憋了回去，保住了55.5平方公里的土地。

1998年中哈兩國重新勘界，這55.5平方公里曾經存在爭議的土地，永久地劃歸中方所有。

阿拉克別克河在哈薩克語裡是“少女的耳環”之意，中國的國界也隨著這條河拐了一個大大的彎，185團的12個連隊就沿著這個大環一字排開，陳列在國境線上。185團的農工們把這個稱作“三前”：我們的耕地在邊防哨所之前，我們的民兵在邊防哨兵之前，我們的連隊在邊防連隊之前。說這話的是一位老農工，語氣間有一種驕傲。

“鐵打的營盤永遠的兵，永不移動的生命界碑”。185團的宣傳材料上這樣描述自己。

種地就是站崗，放羊就是巡邏

最初來到這裡的是山東的退伍軍人。1962年前蘇聯駐伊犁領事館策劃了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區哈薩克族邊民外逃的“伊塔事件”。周恩來總理親自召見兵團政委張仲瀚，批示迅速組織一支高素質的軍墾隊伍分赴邊境。

185團退休幹部張照漢回憶，當時他從濟南軍區炮兵5團退伍，坐著悶罐火車奔赴新疆。“當時非常緊急，被子裡外全是白布的，都來不及做上被面。從烏魯木齊到這裡日夜兼程地趕，我們要執行‘三代’任務，就是替外逃的牧民代耕、代牧、代管。”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1962年從喀喇崑崙山到阿勒泰山的邊境線排開了58個團場。5000公里的邊境線，兵團堅守著2000多公里。

“一來了就發了槍，從此就揹著槍種地，常常是前面安排人種地，後面有潛伏哨埋伏著。”

張照漢的妻子向記者描述了當時的生活：家裡炒很多炒麵，放進小布袋裡，一緊張了就捆在身上，揹著抱著孩子躲到大沙山背後去，男人們就扛著槍衝到邊境線上。晚上在沙山露宿一夜，白天還照樣下地幹活。

“那時候‘老修’天天製造緊張空氣，探照燈把這邊照得一根針掉地下都能看見，飛機常常飛到房頂上來，嚇得孩子們直哭啊。”

張照漢一直背了40年槍，到1990年退休為止。他曾當過15年民兵值班連的連長，值班連裡都是高中畢業的團場青年，全副武裝，當時沒有武器庫，所有的武器彈藥都放在張的家裡：“一間小屋子，住著一家人，牆上掛著一個排的槍。”

張照漢說他們這些人“民不像民，兵不是兵，是兵不拿餉不換崗，是民卻要扛槍”。

“樂不樂意？”他反問自己，“不是你樂不樂意的事，來了就得這樣幹。”他自己回答自己。

當年，輾轉兩個月才從山東老家到達185團的解見禮見到了丈夫，眼前的人她已經認不出來了。“他穿了個破黃棉襖，又小又短，那件衣服破得喲，哎！就是一條一條的。人的臉焦黃焦黃的，他來的時候可是又白又胖的，我問，你是劉玉生嗎？他說，我是啊。我再問，你真的是劉玉生？他說，我咋不是呢，你不認得我了？我問他，你的房子呢？他說，哪有什麼房子！我說，沒房子怎麼住？他說有地窩子。”

地穴裡是柳條編的床，床上鋪著草，一個大通鋪上睡幾十個人，“我當時就哭了，一邊哭還一邊說，共產黨到哪裡不是革命！”她就此留了下來。解見禮18歲入黨，是山東老區的女幹部，來的時候縣長給她送行，讓她記住一句話：共產黨員到哪裡都要革命。她問縣長知不知道新疆的185團在哪裡，這位縣長也不知道。

男人女人一樣地勞動，白天種地，晚上打過冬的柴，還要打土塊，每一項工作都要爭小紅旗。冬天也不閒著，大家要比賽著往地裡拉糞。“冷啊，零下50度，雪有1米多深，人穿著羊皮大衣、氈筒子，拉著冰爬犁。我一趟拉200多公斤，比男同志拉得還多，身上出汗熱氣冒上來，在衣服的表面結成硬殼。一停下就得趕緊往家跑，一停下來身上的汗就涼得冰似的。”

185團的第二代人很多就出生在終日沒有光的地窩子裡。用一張白羊皮把孩子包起來，放在一個筐裡，吊在地窩子的頂上，下面生上一盆火，大人們就出工了。一個孩子有時候從出生長到1歲多都沒見過太陽。

解見禮在一次勞動中嚴重摔傷，失去了生育能力，終身沒有孩子。

現在地窩子出生的一代已經長大了，39歲的彭學濤就是一個地窩子孩子，現在他就在他出生的9連當連長。在30歲以前他從來沒有走出過185團，那時候外面的世界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他認為自己繼承了父輩留下的東西，並感覺自己守土有責。“我們不守總得有人來守，我們熟悉這裡，和這片土地有了感情。”他說。

湖北人的餃子皮、蠓蟲和烏鴉

“你吃了嗎？”

“吃了。”185團的兩個婦女在去廁所的路上相遇，互相用“吃了沒有”這個大部分中國人已經摒棄的方式打招呼，口音是河南活。

陪同我們的一個工會幹部，說的話就像調頻收音機一樣可以換臺：每當他向我們介紹情況的時候，就調到略帶點新疆口音的普通話，而和團場人說話的時候，用的是河南頻率。

185團的官話是河南話，但185團卻不僅僅是河南人，甚至河南人在這裡並不佔主流。

團工會主席龔雪榮統計過，185團4400口人，來自山東、河南、甘肅、湖北、江蘇、上海、天津等17個省區市。

團場人告訴記者一個笑話，湖北人過春節的時候學著山東人吃餃子，但不會擀皮，就用保溫瓶的蓋子扣，於是“湖北人的餃子皮”就成為一個經典的故事。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互相融合著生活，誰的生命力強大，於是就佔據主流位置。“可能是河南話字正腔圓吧。”那位工會幹部如此解釋，他的父母都是山東人。

當年的艱辛經過時間的釀造變成了一個個有趣的故事，從軍墾第二代的嘴裡講出來。這些將近40歲的人正在團場挑大樑，他們很樂意將這些故事講給從外面來到團場的人聽。

“我們這裡大夏天有一種針尖大的小飛蟲，軍墾第一代把它叫‘黑寡婦’，它能咬得人鮮血直流，烏鴉在天上飛著飛著突然一頭從天上栽下來，就是被它咬得神志不清，它能咬得牛羊亂蹦，瘋了一樣。軍隊專門派來專家進行研究，專家說它的學名叫做‘蠓’。”

對付蠓的辦法，一開始是往身上抹泥，幹了之後形成一層殼，但人一活動，甚至笑一笑，泥巴斷裂，就不頂用了，後來是在臉上頭髮是抹柴油，但人的面板受不了。一位軍墾第二代向記者講述的時候語氣裡透著一點驕傲。

團場孩子學習的刻苦、團場的升學率之高是在新疆遠近有名的。在185團，一個孩子從7歲開始就得離開家去寄宿。從連隊到團部學校近的三五公里，遠的三四十公里。而回一趟家之難讓人震驚。大雪封路的冬天，團裡用大轎車送孩子們回家，“800米的路走了4個小時，22公里的路走了一天一夜。”護送過孩子們的彭連長說。而到了高中，孩子們則要到200多公里外的北屯去讀書，一個學期才能回一次家。團場的農工們特別看重孩子們的教育，而團裡也理解農工們的希望，所以團中學一直是團場最受重視的地方，並且校舍一直是團場最好的建築。

有人離開，也有人不斷地進來。185團宣傳科科長師寒就是近年才來團場的大學生，當他娶了一個團場姑娘為妻並生下了孩子的時候，他覺得他就是這個團場的人了。

市場的因素逐步進入國有化色彩最濃的兵團團場，185團也不例外，土地農機全部承包到了農戶，雖然這是一個全部機械化的農場，但農戶按市場的方式和團場發生“交易”。

內地前來承包土地的人填充了農場，這些人被185團稱作是“軍墾第三代”。劉文祥、劉安利叔侄倆從山東農村來185團包地10年，已經成為團場的富戶人家。叔叔喜歡團場是因為“是職工待遇，老了有退休金”，侄子愛團場是因為這裡的“文化”、“習俗”比家鄉好。

新加入團場的劉文祥也是一位基幹民兵，但他的感覺是：沒有戰爭的緊張感了，忙的時候會忘記了是在界河邊上種地。

寫在一連展板的一組數字記錄了團場的變化：

1998年所有連通電

2000年看到光纜電視

2000年舊房改造住上新房

2002年建立了文化站，中央支援12.5萬元……

“阿拉是上海人”

丁家君的臉是土黑色的，一層層的土長年堆積在上面形成了一個厚厚的殼。從眼角、額頭的深深皺紋裡，還可以看到一點點面板的原色。他光腳穿了一雙布鞋，腳很糙，鞋子很破。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總是低著，或者眼神快速地瞟上你一眼。他的一雙手不停地玩弄一張靠背小板凳，他說這是很多年前他自己做傢俱的時候順帶做的。

他和他的老伴———一個看上去有50多歲的山東婦女———住在185團一營的一幢平房裡，幾間平房裡空空的，說話的聲音大了，就會出現回聲。房間裡有很多灰塵，最好的東西———一套皮沙發上面也滿是灰塵，看來主人並不是常常坐在上面。

丁家君說普通話，但他的舌頭是軟的，腔調是柔和的，只有這一點能表明他是一個上海人。

丁家君現在是185團一營的教導員，在團場他種過地，放過馬，趕過馬車，開過24年的拖拉機，當過連長、連指導員。

他的妻子已經退休，在兩畝多的自留地裡種油葵。

我家是上海南匯的，高小畢業，在一家五金廠裡當學徒。家裡兄弟8個。16歲的時候想象著到新疆騎著馬奔跑挺好的，就報名來了新疆。

1964年6月25日我們離開了上海，僅我們南匯就來了100多人，大家在一個火車上，都是一腔熱情，唱著歌，12節車廂裡搞比賽，我們的車廂得了紅旗，紅旗車廂裡的人自然是思想最進步的，大家都寫了志願，填了表，要到新疆最艱苦的地方去，我們一下子就被分到了185團。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新疆有多大，185團在什麼地方。我們從烏魯木齊坐一輛上面搭帳篷的大卡車，50多人一車，走了6天才到布林津河，然後坐渡船來，分配到4連。

那天是晚上到的，什麼也沒看清楚，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一片荒原，太荒涼了，這和上海差別也太大了，心裡難受，當時就哭了。

哪裡有房子！？大家被動員起來挖大大的地窖，用柳條搭上頂子。床是用棍子搭的，上面輔著葦子、草，十幾米長，住兩個班的人。黃沙從上面落上來，雨水一淋就透了。一個排都是退伍軍人，班上只有我一個上海知青，年齡又最小，一人一個土臺子，上面放箱子和牙具，完全沒有自己的空間。

一到這裡就發了一把鐮刀割麥子，野地裡到處都是狼，叫得嚇人，上海哪裡有狼嘛！幹活吃不消，手上起了大泡，腰直不起來，更吃不消的是沒有米，沒有菜，饅頭是苦的，還磣牙，咽不下去啊，一連兩個月餓著肚子。氣候也受不了，南方和這裡沒法比，這裡都是零下40度，最冷的時候是零下50度。但我們挺過來了。這一挺就挺了40年！

“阿拉是上海人，來到新疆，政府照顧我，發了雙老氈筒”，這是我們上海知青編的，我們哪裡見過氈筒，那是用羊毛擀成厚氈做的長腰鞋，這裡冬天必須穿這個，剛開始穿它，根本就抬不動腿。

17歲開始放馬，一個騎兵排30多匹馬，要學會騎馬，學會趕馬車，當時邊隊和團部的惟一聯絡方法就是馬車，冬天是馬拉的雪爬犁，夏天是4匹馬拉的大車。我那時只有1.6米，瘦小得很。有一次轅馬突然驚了，我根本攏不住它，馬車被拉著狂奔，一車人全跳了車，最後直到轅馬掙斷了韁繩，車才停下來。

18歲那年給我發了槍，一個排有3個班，每個班站一晚上的崗，大家統一睡在哨所，一叫就起，那時候蘇聯的飛機經常越界飛，在房頂上竄，大人小孩睡覺都不脫外衣。

1969年我結了婚，是一個山東姑娘，那時候能找到物件就不錯了，同來的女知青本來就少，又都比我大。她是從山東來給姐姐照看孩子的，經介紹，就成了一家人。

來了8年之後我第一次回上海，那時候我們有了第一個孩子。那是個冬天——我們夏天是沒有時間回家探親的。我記得我們抱著孩子從連部坐著雪爬犁整整走了一夜，雪有1.5米深，馬都走不動。從團部坐拖拉機到布林津客運站整整走了兩天兩夜(100多公里)，夜裡就睡在拖拉機的車斗裡。從布林津到烏魯木齊又是兩天半，再坐上火車，到家已是半個多月之後了。

往回走的時候才難受呢，上海已經不留我們了，戶口轉到新疆，走的時候光大米就帶了二三十公斤，還有成桶的豬油，放在油漆罐子裡把口焊死，這在新疆都是好東西。那時候雖然沒有了上海戶口，但我覺得自己還是個上海人。

當初我們上海人常在一起，炒幾個家鄉菜，唱唱上海越劇，打打乒乓球，幾個人學做木匠活兒，什麼五斗櫥、大衣櫃、沙發都是我們先做出來，其他地方的人學著我們。

後來連隊裡的上海人都走光了，那時候有政策，只要雙方都是上海人，就可以回去。我愛人雖不是上海人，但家裡把證明都寄來了，走也是可以的，但是她不願走，上海話她聽不懂，從小沒有在城市生活過，回了上海要找工作，三十多了，難啊。那時候總是送上海人，送一個喝一次酒，最後全連10個走了8個，另一個女的嫁了退伍軍人，也不好走了。

送完這些人，我也就一門心思呆在新疆吧！

我48歲的時候回了一趟上海，發現自己不習慣那裡了，我們連隊的人說，你看你根本就不像上海人！上海人的習慣你哪裡還有一點點？我想也是，我一生的大半輩子都在新疆過了，已經不適應大城市了。

女兒在小的時候就被送回上海，現在一口上海話，她的孩子都9歲了，在上海十幾年了。兒子還在團場，我們想女兒，也放不下兒子。

退休了也許會回家住一段，70歲的老母親說要我回來陪她住幾年，我答應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