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日媒報道，在大阪一處歷史遺蹟調查現場出土了一批侵華日軍機密作戰資料，內容為日軍對1939年諾門罕戰役的總結研究，日軍試圖將此次戰役作為戰例來訓練部隊，增強戰鬥力。

出土資料殘片，可見“中國軍的戰鬥法”、“傳統的精神力”等字樣。

諾門罕戰役起於偽滿洲國和蒙古國之間的邊界線糾紛，而後日本不宣而戰，率先挑起戰端，邊界糾紛升級成為蘇日兩國之間的正面軍事衝突。戰役開始於1939年5月11日，結束於同年9月16日，歷時135天，其中5月的戰鬥被稱為“第一次諾門罕事件”，9月稱為“第二次諾門罕事件”。雙方投入近十萬兵力，上千輛坦克和裝甲車對決，最終，戰役以日本慘敗收場。

上世紀30年代，日本支援的偽滿洲國和蘇聯支援的蒙古國間邊境糾紛不斷，且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1931年至1934年間共發生衝突152次，而1936年一年間就發生衝突203次。日本試圖通過在邊境施壓迫使蘇聯承認偽滿洲國，甚至有向北侵略蘇聯領土之意，後者察覺到威脅向遠東調集兵力，這最終演變為雙方軍事衝突。圖為在諾門罕的日軍步兵，不遠處為遺棄的蘇軍裝甲車。

這是亞洲史上首次大規模機械化戰爭，間接影響了二戰的程序。日本學者則稱這場戰役是“日本陸軍建軍以來首次慘敗”或“日本陸軍史上最大一次敗仗”。那麼，日軍是如何輸掉這場戰役的呢？

首先，日本在蒐集情報上可謂細緻入微，但偏偏在對蘇情報調查上出現了許多失誤。

1936年6月，日本修改“帝國國防方針”，將蘇聯作為首要假想敵。8月召開政府會議確定“國策基準”，即向北入侵蘇聯，向南攻佔南太平洋，同年11月又與德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並向“滿”蒙邊境增兵。以為有了德國在西線牽制蘇聯，自己就可以在遠東大幹一番。

但此時歐洲形勢悄然變化，德國為了避免兩線作戰開始向蘇聯示好，蘇聯為了東歐利益也向德國靠攏。兩國於1939年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讓蘇軍有餘力應對日本在遠東的挑釁，陷其於被動之中。這暴露出日本政府無法有效把握國際形勢，並及時作出改變的問題。

日德兩國之間缺乏軍事協調機制，“你打你的仗，我打我的仗”這個問題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圖為《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署現場。

不僅在國際政治上，先入為主式的盲目輕敵也是日軍慘敗的關鍵原因。日本決策層不了解蘇聯的底線和軍事實力，並以為經過“大清洗”後的蘇軍戰鬥力衰弱不足為懼，這導致全軍上下對蘇軍的認識還停留在日俄戰爭期間。

日軍第23師團指揮官小松原道太郎，被認為是關東軍內的“蘇聯通”，他還覺得“蘇軍和沙俄軍隊一樣，懼怕側翼被包抄，一觸即潰”。關東軍因循守舊，不知蘇軍已經改變了戰法，明顯缺乏對步坦協同、航空協同等現代化戰法的應對準備。

指揮官如此，士兵則更加盲目。據日軍衛生部門的調查，幾乎所有士兵都急切的希望和蘇軍交手，有九成基層軍官對蘇軍並不了解卻充滿自信，雖然自身兵力只有蘇軍的三分之一，但相信可以通過“傳統的精神力”和英勇善戰的士兵擊潰“散漫笨拙”的蘇聯軍隊。

日軍主力為第23師團，是1938年新設立的特設師團，在進駐諾門罕前剛剛完成基礎訓練。日軍師團一般配備有四個步兵聯隊，共29400人。而特設師團只有三個，共24600人，並且兵源以後備役軍人為主，使用舊式裝備。圖為行進中的日軍第23師團。

其次在戰術層面，日軍的坦克、炮兵戰術死板落後，在後勤系統上與蘇軍相形見絀。

此時，著名的T-34和KV系列坦克還未出現，蘇軍在戰場上主要使用的是BT-5、BT-7和T-26輕型坦克，還有FAI、BA-10等裝甲車。這些戰車的防護能力並不比日軍的九七式坦克和八九式坦克強多少，但主炮火力和動力效能更強，數量上則成壓倒性優勢。

兩軍坦克對決發生在1939年7月，蘇聯投入約500輛坦克和裝甲車，日軍只有92輛，而且他們不懂得步坦和步炮協同，所以對戰局基本沒有影響。蘇軍損失的397輛坦克或裝甲車中，有近八成是被牽引式反坦克炮和大口徑野戰炮擊毀的。

蘇軍坦克配備的20-K型45毫米坦克炮初速達760米/秒，中遠距離穿透效果較好。而日軍的九七式57毫米坦克炮初速只有350米/秒，難以在常見距離內擊穿蘇軍坦克正面。日本缺乏製造穿甲彈所需的稀有金屬，所以炮彈品質也遜於蘇軍，這導致日本坦克難以與蘇聯坦克抗衡。圖為蘇軍BT-7坦克群。

此外，日軍步兵還使用反坦克步槍、燃燒瓶和綁在長竹竿頭部的地雷來“肉迫攻擊”。蘇軍則將三輛坦克編為一組，成三角陣型行動，頭車用來引誘日軍反坦克炮和敢死隊員暴露位置，後方兩輛坦克則負責快速消滅敵人，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到戰役後期，日軍自殺式攻擊已失去作用。

日軍坦克兵在戰鬥間隙休息，左側為八九式坦克，遠處中央為九七式坦克。

諾門罕戰役中，日軍共投入火炮277門，而蘇軍則投入546門。後者配備的口徑在100毫米以上的重炮比日軍多三成，具有數量優勢，炮組訓練水平也更高。

日軍川上清康炮兵大尉在戰後評價道：“火炮轉移陣地本身十分複雜，但蘇軍在射擊後可以快速後撤。”而蘇軍主帥朱可夫在評價日本炮兵時認為：“對方提前進行了精密的測繪，也準備了高精度地圖，射擊陣地也更好，但是和步兵的配合還很稚嫩。”

據推算，戰爭初期日蘇炮彈消耗量之比約為1比6.5，到了戰爭後期則上升至1比10。圖為蘇軍ML-20型152毫米榴彈炮。

兩軍在後勤方面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物資集結速度上。當時，大規模兵力和補給運輸主要靠水運和鐵路，遠離港灣和車站的戰區只能依靠卡車輸送。

為此，關東軍集結了約2000臺卡車，從戰區到物資點之間路況較好，往返大致需要兩天，理論上每天可運送約1500噸物資到戰區，但日軍此時又因中國戰事吃緊，沒有下決心把物資集中供應到諾門罕前線，白白浪費了距離和道路優勢。

反觀蘇軍，其最近的補給點距離戰區也有650千米之遙，且路況不佳。為了保障供應，1939年7月朱可夫接任第57特別軍指揮員後，就將手頭3325輛卡車全部動員起來為8月攻勢做後勤準備。

他下令在道路沿途設定6個補給站為車輛提供燃料和修理，併為車組提供飲食，24小時不停地向前線輸送物資。因為運輸任務過於繁重，日軍還曾監聽到蘇軍卡車部隊對長官的抱怨通訊。

正是強有力的後勤組織，讓蘇軍支援部隊能源源不斷地抵達戰區，並保證現有部隊的戰鬥力，這是蘇軍得以開展大兵團機械化作戰的基礎。

最後，日軍指揮系統混亂，執行笨拙且愚蠢，而且具有極端的封閉性。而蘇軍在戰鬥中的表現要好得多。

說起諾門罕戰役，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時任關東軍作戰參謀辻政信，從他身上就可以窺見日本陸軍指揮系統之糟糕。1939年4月，此人就以關東軍司令的名義釋出命令，稱對於存在邊境問題的地區，駐軍指揮官有權單方面劃定邊界並在對方越界時予以回擊。

1939年5月11日，蒙古國和偽滿洲國警備隊在諾門罕地區發生衝突，日軍23師團見狀馬上致電關東軍司令部，要求派出部隊支援。司令部本著不擴大事態的考慮回電拒絕，辻政信竟私自撕毀電報，在派兵同意書上代替關東軍司令簽字，23師團得以出兵，這就成了諾門罕戰役的開始。

辻政信每到一個新職位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查上級，掌握他們的弱點，這讓他在以下犯上，擅自行動時往往也能順利脫身。山下奉文評價他：“才幹一般，好大喜功，不應託付國家大事，用他時要注意。”總的來講，辻政信的一生經歷十分豐富，也頗具爭議性。

戰役結束後，包括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大將，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等在內的九名將官被解職後轉為預備役。按理來說，假傳軍命的辻政信少佐肯定要施以重罰，但以參謀本部總務課長笠原幸雄少將、前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大將為首的一班高官為他求情，最後也只是被貶到第11軍去做憲兵司令，後來東山再起逐步晉升至大佐軍銜，並指導了太平洋作戰。

日軍曾試圖用夜襲的老辦法對付蘇軍，但被發現並未得逞。圖為夜襲中被繳獲的日本九五式坦克。

而從一開始就在第一線作戰的聯隊長們（一般是大佐或中佐）除了戰死外，幾乎全部自殺，其中四人還是戰後在上司的勸告下自殺的。長官如此，基層的士兵就更慘了，因為打了敗仗“受盡屈辱”所以不準回國。

這就意味著他們剛從蘇軍坦克履帶下撿回一條命，就註定要被派往戰事最凶險的地區送死。後來，日本作家伊藤桂一在其作品《靜靜的諾門罕》中寫道：“軍隊高層已經向部隊發出暗示，要求他們不得將參加過諾門罕戰役的士兵送回國內。”

被俘虜的日軍士兵。

與日軍混亂的領導相比，蘇軍在1936年西班牙內戰和1938年張鼓峰事件中，鍛煉出了一批熟悉現代戰爭的指揮官，指揮效率高於對手。

英國史學家傑弗裡·羅伯茨評價蘇軍主帥朱可夫，說他在這場戰役中確立了自己的指揮風格：“強大的領導力、大膽的進攻、陸空聯合戰術的運用、敢於在必要的時候做出巨大犧牲的準備，以及在巨大壓力下保持冷靜的作風。”諾門罕之戰是朱可夫的成名戰，對他在日後蘇德戰爭中的指揮風格影響甚大。

蘇軍在戰場上佔據人力和技術裝備的雙重優勢，傷亡卻高於日軍，這是被後世詬病的主要原因。圖為朱可夫。

此役中，蘇軍付出了約8000人陣亡、16000人負傷的慘重代價，再加上歐洲局勢急轉直下，無意繼續擴大戰果，所以加緊與日本談判。日軍在此役中陣亡約7600人，還有8647人負傷，裝甲車輛和戰機的損失比蘇軍小得多但並未達成戰略目標，實際上已經輸掉了戰爭。1939年9月15日，雙方簽訂停火協議，日本被迫退讓，接受了蒙古國的邊界主張。自此諾門罕戰役畫上了句號。

當地現在還可以看到被遺棄的坦克和裝甲車，是當年殘酷戰爭的見證，希望戰爭不要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