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或許不算特別，它只是“那十年”中的一個年份。但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1968絕對是個悲劇的年份，在這一年，壞訊息一個連著一個。

1月，在越南，越共發起了規模浩大的“春季攻勢”。之前，美軍在越南的總司令Westmoreland將軍總是宣傳自己的“轉折點”理論：雖然美軍遭遇了許多困難，但美軍的目的是消滅敵人，只要消滅敵人的速度超過對方增援的速度，越過轉折點，形勢就大不一樣了。

然而就在1月底，無數美國觀眾在電視裡看到，成千上萬的越共軍隊向南越主要城市同時發起潮水般的進攻。這不僅讓將軍難堪，更讓政府和國家難堪。大家開始追問：在越南打仗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場戰爭究竟是不是像政客說的那樣？

1月23日，在北韓海域執行情報作業的間諜船“普韋布洛”號被北韓俘獲。所有人員被扣押，這一次，美國沒有采取軍事行動來營救人質。全國上下，大家都在擔心船員的安危。

間諜船“普韋布洛”號

2月，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的黑人學生開始抗議種族歧視。

2月8日，在校園裡爆發了混戰，警察對人群開槍。至少30人受傷，3名黑人學生死亡，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奧蘭治堡大屠殺（Orangeburg Massacre）”。州長稱這是“本州歷史上最讓人悲痛的一天”，繼而指責“黑人鬧事者”。

奧蘭治堡大屠殺

3月1日，在任總統林登·約翰遜的支援率降低了兩位數。採取反戰態度的民主黨參議員Eugene McCathy的支援率節節上升。

3月底，林登·約翰遜忽然宣佈退出下屆總統競逐，不尋求連任。

4月4日，在孟菲斯公開演講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在全美超過130個城市引起騷亂。

馬丁·路德·金遇刺的報道

4月下旬，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佔領了辦公大樓，扣押校長作為人質，要求校方切斷與軍方智庫的聯絡，同時暫停在低收入者聚集的公園修建體操館。

4月30日，政府出動上千名警察，強行把學生驅逐出大樓。

6月，遇刺總統肯尼迪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在為自己的競選拉票過程中遇刺身亡。

實際上，在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這一年，約翰遜政府怎麼也無法理解，“看起來沒有後臺”的運動怎麼能成為燎原之勢，在全國到處開花。他們一口認定，這背後“一定有外國勢力陰謀煽動”，然而FBI實在太不爭氣，無論如何也找不出線索（雖然，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民權運動做了大量正面報道）。

現在50年過去，仍然沒有任何可信資料證明，1968年波及全美甚至全球的社會運動背後有什麼黑手。我倒是看過一個可信的解釋，卻是從技術方面展開的，60年代電視機已經司空見慣，電視直播也已經大量興起。所以無論在哪裡出現新聞，其他地方的人都能迅速了解、真切感知，所以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深受感染，踴躍投身。

好了，回到登月的話題。今年是登月成功50週年，前兩個月有大量的紀念文章，復原了當年登月的壯舉。“阿波羅”專案成功是壯舉不假，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登月這種專案當然不會獨善其身。

如果你看過去年上映的電影《登月第一人》，大概會記得其中一個情節。就在NASA的幾萬人夜以繼日準備登月時，在卡納維拉爾角發射場外不遠，幾個黑人在錄製說唱節目，歌詞大意是：黑人還在遭受壓迫，而白人不管不問，一門心思想把人送上月球…… 實際上，NASA的登月機會從來也不是“萬眾一心”，社會上一直不乏反對的聲音。

不光是在社會方面，在航天任務方面，看起來也是進展蹣跚，危機重重。9月14日，蘇聯發射了“探測器5號（Zond 5）”，攜帶了俄羅斯陸龜、植物、種子、黃粉蟲等生物，試驗飛掠月球的技術，並於9月18日到達距離月球1600公里的地點，9月21日成功返回地球，兩隻陸龜仍然活著。

“探測器5號”的座艙可以容納兩名宇航員。NASA監聽到“探測器5號”發回的語音訊號，報告飛船讀數一切正常。根據NASA的判斷，飛船上不可能有人，這是蘇聯人在虛張聲勢，聲音是從地面傳送到飛船再返回來的。

但是這也說明，蘇聯人的技術已經足夠先進。按照NASA的估計，如果一切順利，蘇聯人可以在12月上旬執行載人探月任務，比“阿波羅8號”提前了兩週時間。果真如此的話，美國人在太空競賽中又要丟分了。

而現在，NASA的處境可以用“內外交困”來形容。9月15日，NASA的老大James Webb提交了辭職信，預計離職日期是10月7日。其實早在約翰遜宣佈退出總統競選之後，James Webb就萌生了退意。9月24日，《華盛頓郵報》社論指出：

我們的航天計劃應當有自己的節奏。如果節奏足夠快，能讓美國人第一個登上月球，這當然好。如果沒有搶到第一，就安然面對。若是蘇聯人搶到了第一，他們享受那份榮譽是理所應當的。在太空探索中，把事情做對比搶第一更重要。

《華盛頓郵報》社論

後來隨“阿波羅11號”登月的宇航員Buzz Alderin的父親，一位老資格的空軍上校給Webb寫信說：

如果“土星5號”的改動還沒有經過驗證，我不希望開展載人任務。這時候拿人命去冒險有什麼意義？在太空計劃中，你不需要那麼多隻懂得服從的人。

就在這樣的環境下，NASA的計劃仍然在穩步推進。

1968年10月11日是“阿波羅7號”的發射日，當天的風很大。按照規定，如果風向不對，飛船在升空階段逃生會被吹回陸地而不是海洋，而這個階段的逃生方案最後一步是濺落海洋。所以按照規範，發射應當取消，但是當天已經來不及取消了。上午11點，頂著大風，“阿波羅7號”順利升空。

“阿波羅7號”升空的照片 來源：NASA

在太空裡，“阿波羅7號”完成了一系列關鍵任務。對“阿波羅”飛船至關重要的SPS（服務艙推進系統）進行了8次點火測試；進行了美國曆史上首次航天飛行器電視直播，它對於提振國民精神非常重要；還測試了登月艙的對接系統…… 總之，所有測試堪稱完美。這是自1967年1月“阿波羅1號”的火災事故之後的第一次載人航天任務，因為它的成功，兩年間積鬱在大家內心的種種沮喪和擔憂被一掃而空了。

不過，“阿波羅7號”在另一個方面遇到了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宇航員。升空之後宇航員們很快遇到了問題，飛船的溫度控制失靈，導致氣溫很低，指令長Schirra感冒鼻塞，在失重環境下感冒的感覺更加糟糕。他對地面指揮中心的指令很不耐煩，三名宇航員數次與地面指揮中心發生了爭執，而指令長本來應當協調空地，避免這種情況的。

此外尿液和糞便回收裝置也出了故障，使用一次要準備30分鐘，飛船裡一度到處是漂浮的尿液和糞便顆粒，加上預備的太空食品“又冷又難吃”，這些都給太空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更大的分歧發生在11月22日飛船進入著陸程式時，指揮中心再三命令宇航員們戴上頭盔，防止突然減壓導致意外，而宇航員們以擔心鼓膜爆裂為理由反覆拒絕，身為指令長的Schirra完全站在宇航員這邊，雙方爆發了激烈的爭吵。

最終“阿波羅7號”順利濺落在海上，沒有戴頭盔的宇航員們安然無恙。但是，Kraft已經怒不可遏了：

這三個傢伙以後再也別想為我工作了。

“阿波羅7號”的成員 來源：NASA

作為指揮中心的建立者，Kraft說話極有份量。培養一名宇航員的代價不菲，因為一次任務就放棄三名宇航員，這是常人難以想象的成本。儘管如此，Kraft有自己的理由：在載人航天任務中，服從命令絕對是第一位的。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經過長期的相處，Kraft對Borman、Lowell、Anders有絕對的信心，無論是專業素質還是職業道德，都無可挑剔。Kraft尤其喜歡Lovell，因為太空任務經常需要面對各種困境，而Lovell那種一貫樂觀的態度是順利完成任務所不可或缺的。

在“阿波羅8號”發射之前的幾個月裡，三名宇航員所做的事情非常單調：在模擬器中訓練，閱讀飛行計劃，慢跑。模擬器訓練是在肯尼迪航天中心進行的，模擬器與真實的指令艙一模一樣，所有的開關、按鈕、顯示屏、儀表都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模擬器不會運動，“窗外”的景象是投影出來的。

在模擬器訓練中，宇航員要熟練操作七百多項功能，完整的飛行任務會被拆分為一系列場景，宇航員需要針對每個場景反覆訓練，直到合格為止。模擬器外有教練，觀察和記錄宇航員的操作，隨時批評糾正。

12月15日，“阿波羅8號”的發射倒計時開始了。Lovell借了輛車，開了100公里，來到他母親家裡。Lovell詳細給他母親解釋了下來將要執行的任務。Lovell記得，母親的生日就快到了，但是航天任務有巨大的不確定性，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對母親說生日快樂，能不能再見到她，現在他能做的就只有這些。

12月16日，NASA的新任局長Tom Paine飛到了卡納維拉爾角，告訴宇航員們：如果之前有任何覺得不方便講的意見或建議，都可以直接告訴Paine，他會處理；如果對任務還有疑慮和擔心，都可以直接說出來，現在仍然可以退出，而且絕對不會影響執行後續登月任務。

不過，他得到的是宇航員的感謝和沉默——信心滿滿的沉默。

12月18日，NASA負責載人航天任務安全的Jerry Lederer在紐約與熱心人士做了溝通。他聲稱，“阿波羅8號”的安全係數比1492年的哥倫布要高，因為哥倫布完全不知道要去哪，有多遠，怎麼回來。（有趣的是，當時“載人”的單詞是manned，現在為了男女平等，已經改名為crewed）。

然後他話鋒一轉，“我們也不能忽略複雜性的問題”。“阿波羅8號”有560萬個零件，150萬套系統和子系統。哪怕可靠性是99.9%，也意味著5600個缺陷。如此說來，“阿波羅8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

私底下，即便看到了“阿波羅8號”，也沒有幾個蘇聯人相信它真的會飛掠月球——要知道，都還沒有載人飛船脫離過地球軌道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