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杜立特中校的16架B-25轟炸機在東京等地上空投下炸彈後，剩下的任務就是如何脫險，按照計劃，他們將各自飛往中國東南沿海，在進入大陸後尋找位於浙西南山區的衢州機場，這裡是控制在盟友中國軍隊手中最近最好的機場。

但是，提前起飛增加的航程和空襲中受到的損傷讓許多飛機很可能到不了中國，愛德華·約克的8號機最先做出了選擇，他的飛機上被打出一個破洞增大了飛行阻力，幾個飛行員一商量乾脆橫穿日本飛往蘇聯，這裡要比去浙江近得多，至於蘇聯人會不會把他們交給日本人，還沒時間考慮。

圖2. 阿什哈巴德，今土庫曼首都，位於與伊朗邊界極近的地方

8號機在19時35分跨越了日本海，成功抵達海參崴的一座機場並降落，他們的飛機也成為此次行動唯一沒有墜毀的飛機。蘇聯人將五名機組成員扣押起來，幾經輾轉後來到靠近伊朗邊界的阿什哈巴德。

在一名“好心”的蘇聯軍官的介紹下，約克等五人找到一名偷渡的阿富汗蛇頭，並在他的幫助下成功越境來到伊朗。在英國駐伊朗大使館的幫助下，五人取道印度，並於1943年5月從那裡乘機返回了美國。

8號機被留在了蘇聯，成為研究蘇聯新式轟炸機的參考品，並從此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

另外15架轟炸機沿著日本海岸向西南方向飛去，有些飛機在途中仍遭到日本戰鬥機的攻擊，有些則順便掃射了水上的日本漁船、巡邏艇，比如在下午16時，位於四國島西南部足摺岬海域的漁船“第二十三木丸”就遭到美機的機槍掃射，死傷二人。

15時47分，佐伯航空隊的兩架九九艦爆也在高知縣足摺岬的海上發現了美國轟炸機，井上文刀大尉下令追蹤，但是艦爆那可悲的速度根本沒可能追得上。半小時後，位於宮崎縣都井岬海域的驅逐艦“黑潮”號發現了數架B-25，“黑潮”號發射了10發127毫米艦炮和31發25毫米機關炮彈，沒有任何命中。

4月18日的黃昏時分，15架美機都已經擺脫了日本飛機的糾纏，不過燃油正在一點一滴地流失，在茫茫大海上何時才能抵達中國，成為75名成員心頭共同的疑慮。

1號機上，Navigator亨利·波特首先看到了陸地，他大叫了起來：“快看！陸地！我們要到了！”所有人精神為之一振。不過不幸的是，由於美方作戰計劃裡沒有考慮到國際日期變更線的影響，哈爾西中將在送走杜立特編隊後為保持無線電靜默也沒有發出警告，所以中國方面的機場仍然是按照4月19日來準備迎接美機的，今晚的衢州機場將不亮燈、不開放！

運氣更糟的是當晚浙江全省的天氣都不太好，山區有霧，部分地區甚至有雨。到了晚上近9點，杜利特的1號機仍然沒有找到衢州機場，甚至地面上完全是一片黑暗，連一點燈光都沒有，燃油已經耗盡，在這種情況下迫降等於是自殺，杜立特下令跳傘。

1號機組飛行員按美國陸軍航空兵的慣例，從低職階往高職階依次跳離飛機。最後，杜立特中校開啟飛機自動駕駛儀，關閉飛機油門後從安全口脫離飛機。半空中，他聽到了飛機墜地的撞擊聲。

此時的1號機正好位於浙江與安徽交界的天目山脈，包括杜利特中校在內的五名機組成員全部安全降落在浙江臨安縣的天目山附近，沒受什麼大傷，1號機則墜毀在安徽寧國市。當晚，杜立特找不到他的機組，在某處地方躲了一晚。

4月19日凌晨，杜立特遇到的第一個人是一名中國農民，他立即用蹩腳的漢語大聲說：“我是一個美國人。”中國農民一下子愣住了，最後還是把他帶到了白灘溪青年營駐地，這裡的青年營營長李守謙會點英語，溝通了解情況後，李守謙隨即派人去尋找其他機組成員，很快副駕駛理查德·科爾也被帶來與杜利特會合，隨後由李守謙帶著人護送到浙西行署所在地潘莊。

1號機Navigator亨利·波特、投彈手弗雷德·布雷默、機槍手保羅·倫納德降落在距離浙西行署僅15公里的青雲橋地區。波特和布雷默被當地農民自衛隊發現，一開始還被當作間諜捆綁起來，後來遇到懂英文的小學教員朱學山，這才解除了誤會，然後再找到了倫納德，三人一起在青雲橋區區長李關安和朱學山陪同下前往浙西行署。

19日下午，杜立特的1號機機組全體成員在浙西行署團聚，他們相互擁抱，慶祝自己安全地完成了這一趟貌似不可能完成的偉大任務，並且毫髮無傷地抵達了盟友的控制區。

時任浙西行署主任的賀揚靈之後寫過一本書《杜立特降落天目記》，揭示了一些當時的背景和片段。

浙西行署當時下轄三個專區，共22縣1市（杭州市），整個杭嘉湖地區都在浙西行署管轄範圍內，賀揚靈是1939年調任浙西行署主任，到此時已有3年。浙西行署是一個敵我交織的戰區，日軍主要盤踞在杭州等大城市，中國軍民退居山區和農村。

位於浙西北的天目山海拔在500米以上，雖然不太高，但人煙稀少，4月份的天目山正是一個潮溼的季節，山裡經常有霧。

4月18日當天，天氣陰霾，5點一過，屋外已經是漆黑一片。

晚飯後，天氣越來越壞，偶爾能聽到一陣低沉的引擎聲，後來，四周不斷響起一種呼嘯聲，時遠時近，賀揚靈確定是一種飛機上發來的聲音，便打電話給附近的防空哨和部隊，讓他們提高警惕。

但在怪聲盤旋約莫20分鐘後，一聲巨響傳來，怪聲消失了，屋外除了風雨交作的喧譁，再也聽不到其他聲音。

這一夜，怪聲成為許多浙西人家的最大的話題（可憐的杜立特中校和他的部下們大多數都只能隻身一人在野外呆著）。

第二天（19日），有人打電話報告說在距離天目山30裡外的青雲橋附近發現了傘兵，鄉民正在搜捕。後來又有一個電話說要送兩個外國人到行署來。

早上7時30分，青雲橋區的李關安區長陪著兩個美國人上來了，其中一個短小精幹的中年美國人一上來就握著賀揚靈的手，說了許多感謝的話，並自我介紹自己叫做杜立特，剛剛領導了這次轟炸東京的行動，旁邊高大個頭的是副駕駛科爾中尉。

下午1時左右，李區長又護送波特中尉、布雷默、倫納德等三人來到行署辦公室，他們看到杜立特立即狂喜地衝過去，緊緊擁抱。杜立特張開雙臂說：“夥伴們，我們成功了，我們都活著！”

22日，天目山各界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約有2000多人蔘加了，杜立特等人進場時，全場狂歡的呼聲和連綿不斷的掌聲，振耳欲聾！

當時駐衢州的國軍空軍第十三總站站長名為陳又超，據他在1943年的一次回憶所述，4月18日當晚，衢州機場下著大雨，晚上七八點鐘，一些人確實聽到了飛機聲，但是沒有上司的命令，他們不敢開放機場的燈光，更不敢讓飛機降落。

按照原來的計劃，B-25將在日落後才轟炸東京，然後在19日拂曉時分飛抵衢州。如果此時來的不是友軍而是日本飛機，那麼機場很可能被破壞，當時的中國軍隊如果要修復一座被轟炸破壞的土造機場可沒有美國人的海蜂營那麼方便高效！

19日凌晨3時左右，收音機裡傳來東京被炸的訊息，第十三總站的官兵也是一片歡騰。凌晨5時左右，陳又超站長召集各部門主管，通報美軍B-25將從東京回航衢州機場，要求各單位和人員緊急待命，並分配降落安全接待任務。

1個小時後，等來的不是B-25，而是三架黑色的沒有顯著標識的小型飛機。這三架飛機先是低空偵察，然後用機槍掃射，後來又來了幾架轟炸機，自跑道東段開始轟炸，並在衢州火車站和城區內投擲燃燒彈和高爆彈，顯然，這是日本人最初的報復和意圖消滅美國飛機。

實際上，如同杜立特的1號機一樣，另外14架B-25都已經在昨晚於浙江、江西或浙閩、浙皖邊境上空跳傘，所有15架飛機都非常可惜地墜毀了！

除了杜立特本人乘坐的1號機，還有4架飛機墜毀在衢州境內。

當燃油即將耗盡時，大約在晚上10:00左右，蓋伊命令機組成員跳傘。他將飛機飛到了一個接近遂昌縣的山區，單獨駕機在一處山坡上迫降，鑽出飛機時發現正好在懸崖邊上，這裡其實是與江山交界的遂昌北洋村。當地農民發現並救助了蓋伊中尉和投彈手瓊斯中士，第二天早上把他們送到了衢州。

副駕駛曼齊中尉也在一個山坡上降落，他意識到黑夜裡在山區行走非常危險，便以降落傘裹身草草睡了一覺。第二天清晨他從山坡上走下來，到山腳下的一個村莊見到了當地的農民，隨後這位農民將他護送到了衢州。

年僅20歲的機槍手利蘭·法克託在跳傘時不幸墜入懸崖身亡，北洋村老百姓按照中國人習俗上山替他守屍，防止被野獸吃掉，並在20日用上好棺木入殮，從烏溪江順流而下，水運至駐衢州的中國空軍第十三總站。

Navigator查爾斯·奧祖克中尉跳傘後，在黑夜中降落在江山縣雙溪口鄉左坑口村大見坑尾山，他的腿部被樹枝嚴重割傷。第二天，巡山人廖金和發現了他，當地農民劉芳橋半扶半背，從早上6時直到晚上7時，花了13個小時走了30多裡山路，才把奧祖克送到小南坑口保長廖詩原的家裡。

廖詩原的兒子廖明法回憶說：

“……奧祖克到我們家來的時候，我母親先燒雞蛋。雞蛋給他吃，我母親給他筷子，他不會拿的，用勺子給他，他也不敢吃，我父親吃了一點點，他才敢吃。我父親母親用溫開水把他全身洗過，把他的衣服全部脫下來洗過。”

“……我爸爸到山上採那土草藥給他敷上去……”

圖21. 2007年杜立特空襲戰友聚會時，奧祖克仍為八名老兵之一，猜猜是哪個？

經過四天的悉心照料，奧祖克的傷勢已明顯好轉。4月23日一大早，廖詩原備好過山轎送奧祖克出山。轎伕們抬著奧祖克經過十幾個小時翻山越嶺，終於到達長臺鎮，人力車伕朱招根將奧祖克送到江山縣城，經水路到衢州機場。

戴維·瓊斯的5號機墜毀在玉山附近，機長瓊斯上尉和副駕駛羅斯·懷德爾中尉落地後相遇，兩人結伴而行，在玉山受到當地軍民的熱烈歡迎，換上乾淨的軍服並飽餐一頓，然後被送到衢州。

理查德·喬伊斯的10號機，也就是那架唯一在東京上空被防空炮火擊中的飛機在進入中國大陸後完全按照儀表飛行，準確抵達了預定著陸地點上空，同樣由於情報的失誤看到任何地面訊號，無奈之下他只能選擇繼續飛行15分鐘，確保進入中國軍隊佔領區後跳傘。5名成員全部安然落地。

羅斯·葛瑞寧的11號機成員也降落在浙皖交界處的天目山脈，當地老百姓將他們送到歙縣縣政府。當地軍郵站的站長曾健培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便作為翻譯兼職招待。5名成員在歙縣休息幾天後便被護送平安抵達衢州的第十三總站。

威廉·波爾的12號機有4名飛行員降落在江山的雙溪口、長臺、清河三鎮交界的山區，被村民發現後各自攙扶著帶回自己家中或者祠堂裡，供以飲食並協助療傷，最後送至當地政府。還有一名降落在烏溪江山區的飛行員也得到當地居民的救助。

圖24. 2號機組出發時的照片，依次為Navigator韋德納、機長鬍佛、投彈手米勒、副駕駛費澤、機槍手雷德尼

2號機迫降在煙雨渺茫的浙江省寧波鄞縣鹹祥鎮南星塘的鹽鹼地上，這是第一批踏上中國土地的杜立特中隊的飛行員。機長特拉維斯·胡佛中尉認為自己降落在日軍佔領區，按預案燒燬了他們的B-25B轟炸機。飛行員一路向南奔跑，躲進了山崗上這座廢棄的碉堡內。此時，駐紮在大嵩古城的鬼子兵正聞風出動，他們距離2號機迫降點只有4公里遠。

為防止被日軍耳目發現，2號機組5名飛行員，被當地游擊隊安排坐在轎子裡轉移，並由8名游擊隊員武裝護送。

3天后，游擊隊找來了英語翻譯劉同生，他們在某地的中式庭院裡留下了珍貴的一張合影。

杜立特和他的成員們在西天目山的浙西行署休息了幾天，就由一名軍官和一名翻譯陪同護送到衢州空軍第十三總站，在這裡他與3、4、5、10、11和12號的機組人員會合，一共34人，於4月29日離開衢州，5月3日抵達重慶。杜立特受到蔣介石夫婦的接見，並被授予三等雲麾勳章。史迪威將軍更是乾脆地告訴他已經被提拔為陸軍准將。

圖28. 這張可能是在浙江會合的杜利特成員合影，部分人還帶著傷

除了上述7個落地較為順利的機組外，剩下的8個機組就比較折騰了。經歷最曲折的是7號機組，他們因為燃料不足被迫在浙江三門縣鶴浦鎮大沙村的海灘上迫降，飛機在迫降時傾覆，五名成員全都受了傷，其中四人傷勢不輕。

聽到動靜後，大沙村村民趕來救援，保長許昌衝安排人把飛行員們都接回村裡，並馬上聯絡了南田島的游擊隊，連夜將五人送到三門縣海遊鎮衛生院。衛生院條件非常簡陋，只能給傷員進行了最簡單的包紮。

台州臨海恩澤醫院的兩位父子醫生陳省幾、陳慎言聞訊趕到海遊鎮幫助救治，再將傷員轉移到50公里外的臨海。在臨海恩澤醫院裡，機長泰德·勞森最終因為左腿傷口感染，不得已進行了截肢，術後，他在臨海修養了半個月，在陳慎言全程護理下被後送至昆明。其餘四人的傷情均得到有效控制，逐漸康復。

圖30. 6號機組合影，依次是Navigator尼爾森、機長霍爾馬克、投彈手戴爾特、副駕駛米提亞和機槍手菲茲莫瑞斯

命運最悲慘的機組是6號機。與7號機組類似，該機沒有堅持到大陸上跳傘，不得不在海面上迫降，機頭撞擊海面時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力，投彈手威廉·戴爾特和機槍手唐納德·菲茲莫瑞斯溺水身亡，機長迪恩·霍爾馬克、副駕駛羅伯特·米提亞和Navigator蔡斯·尼爾森三人活了下來並在海灘上會合，他們於19日找到了兩名犧牲的同伴並予以埋葬。

可惜的是，三人在前往安全區之時不幸被日軍抓獲，機長迪恩·霍爾馬克不幸被日軍槍殺。

16號機也是一架比較可惜的機組，原定轟炸大阪的該機由於改變了目標，油料相對充足，因此一直堅持到了江西南昌才跳傘，此地已經是日佔區，第二天，五名成員全部被日本人抓獲。

6號機三人和16號機五人被送到上海關押，接下來就是一場日本人導演的鬧劇，因為日本人宣佈有民用設施及建築物遭到了掃射，要判處所有被俘的美軍死刑，後來改為只處死兩名機長和16號機的機槍手哈羅德·斯帕茲（理由是他“掃射”了平民）。

1942年10月15日，三人被日軍押往上海第一公墓（江灣公墓）槍決，訊息傳到美國後，激起了美國輿論的極大豐富，羅斯福總統痛罵日本人是“野蠻”、“邪惡”、“殘忍”、“殺人不眨眼”，國務卿赫爾發表宣告，第一次提出了“無條件投降”，表示堅決不與一個處死戰俘的國家談判媾和。金句王哈爾西更是破口大罵，喊出了要“讓那些雜種血債血償”的口號。

圖33. 身材高大的16號機機長威廉·法羅爾中尉被兩名鬼子矇眼押往刑場，此照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

在日本宣佈美國飛行員被處決的訊息後一個小時，在美國賣出了1.1億美金的戰爭債券，這也創造了二戰期間戰爭債券銷售的記錄。那些犧牲的陸航機組成員用鮮血激發了美國和全世界軍民打敗日本人的熱情和決心。

其餘5名俘虜被轉移到南京的監獄關押，其中6號機的副駕駛羅伯特·米提亞中尉因為條件惡劣而於1943年12月1日因病死於獄中，其餘四人倖存到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天。

值得一提的是，16號機的投彈手雅各布·丹尼爾·德夏澤（Jacob Daniel DeShazer）在戰後出版了回憶錄《我是日軍的俘虜》，將他在上海、南京等地的俘虜生活做了詳細描寫。

在整場行動中，全部80名機組成員中有3人喪生，64人被中國軍民救助，通過各種渠道輾轉到達重慶、桂林等地，最後回到美國或留在中國、緬甸等地作戰。5人被蘇聯扣押，1943年祕密送回。8人被日軍俘虜，其中3人被槍決，1人病死獄中，4人戰後生還。

在行動後的一年多時間裡，生還的73人中有28人留在中緬印戰場繼續執行飛行任務，5人在戰鬥中犧牲。另有19人返回美國後不久即轉戰北非，其中4人在戰鬥中犧牲，4人被俘。另有9人蔘加了歐洲戰場，1人在戰鬥中犧牲。總共有12人在空襲東京後的15個月內犧牲，在二戰結束前，另有2人因傷勢過重難以繼續服役，於1944年退役。

杜利特中校的命運應該是最好的，在重慶短暫停留後，他率領一部分部下經印度、伊朗、埃及、喀土穆、達喀爾，然後橫跨大西洋到達南美洲，取道波多黎各回到美國華盛頓，整整繞行地球一圈。

6月27日，羅斯福總統在華盛頓為陸續回到美國的23名飛行員舉行了授勳儀式，杜立特中校——現在應該是杜立特准將獲得了羅斯福總統親手頒發的國會榮譽勳章，這是美國的最高軍事榮譽。

圖38. 1945年在英國時任第8航空隊司令的杜利特中將（左）

隨後在1942年9月，杜立特被任命為駐北非的第12航空隊司令，1943年改任駐地中海的第15航空隊司令，1944年1月任駐英國的第8航空隊司令，並晉升中將。他指揮下的部隊先後轟炸過全部三個軸心國家的首都，從東京到羅馬再到柏林，他創造了歷史。

杜立特死於1993年。

圖37. 老年杜立特由里根總統授予四星上將，他也是美國空軍第一個四星上將

中國東南沿海省份因為救助杜立特機組人員而遭到了日軍的瘋狂報復，在後來的一段時間內，駐紮在上海的侵華日軍第13軍和駐南昌的第11軍發動浙贛戰役，將可以供B-25B降落的衢州、麗水、玉山等機場全部攻佔並徹底破壞，並以殘酷的屠殺來恐嚇中國人，據國民政府的統計，總計有約25萬人被屠殺！

2012年，杜立特空襲東京七十週年之際，當年參加行動的80名隊員只剩下5人存活於世，他們每個人都留下了一句話：

90歲的戴維·撒切爾（7號機機槍手）說：“那就是戰爭，我們按照命令做了該做的事。”

92歲的愛德華·塞勒（15號機機槍手）說：“一開始，我們一點也不恐懼。”但等上了戰場之後，發現事實很殘酷，“我不曾奢望有命活著回來。”

92歲的羅伯特·希特（16號機副駕駛）曾被日軍俘獲並關押到戰後，聚會時他的身體狀況不佳但還是堅持參加紀念活動，“這會是很有意義的一天，我不禁想到這可能是我參加的最後一次大型紀念活動。”

95歲的托馬斯·格里芬（9號機導航員）說：“當時那種情況，我們需要還擊。”

圖40. 在紀念杜利特空襲七十週年活動上的老兵們

96歲的理查德·科爾（1號機副駕駛）說，“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時刻，你會想起那些犧牲的戰友，但是他們卻已離世；而活著的人註定要把故事流傳下去……最可怕的事，就是當你處於9000英尺的高空，天氣相當糟糕，而且下面的環境看上去像個黑洞，但是你還是不得不脫離飛機。那些中國村民幫了我們大忙，要不是他們，我們可能活不到今天了。”

2019年4月10日，最後一名老兵理查德·科爾（Richard E. Cole）在美國聖安東尼奧去世，享年103歲，願他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