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9日對於澳洲皇家海軍而言是一個異常悲痛的日子，當天由約瑟夫·伯內特海軍上校指揮的“悉尼”號輕巡洋艦與特奧多爾·德特默斯海軍少校指揮的德國海軍“鸕鶿”號偽裝襲擊艦不期而遇，雙方在距離澳洲西海岸約110海里的印度洋上爆發了一場近身肉搏式的激戰，在持續僅半小時的交火中兩敗俱傷，雙雙沉沒。由於無線電靜默等因素，澳洲海軍起初並未意識到“悉尼”號的損失，直到四天後才發覺異常，展開搜救，然而在一週的搜尋後，除了一個救生圈和一個殘破的救生筏外，全無該艦蹤影，直到“鸕鶿”號的倖存者被發現後，澳洲人才最終確認了“悉尼”號的悲慘結局。
“悉尼”號的沉沒在當時並未引起太大的反響，因為同在1941年11月，英國海軍在地中海連續損失了“皇家方舟”號航母和“巴勒姆”號戰列艦，而此後不到一個月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但是，對於澳洲人而言，“悉尼”號的蒙難是難以忘卻的傷痛，該艦645名官兵全部陣亡，佔到澳洲海軍二戰死亡總人數的35%，是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損失！此外，這場戰鬥頗為詭異。“悉尼”號是一艘裝備8門152毫米艦炮的正規巡洋艦，而且曾在地中海戰場屢立戰功，經驗豐富，而“鸕鶿”號是一艘由商船改裝的輔助巡洋艦，無論火力、防護、機動，“悉尼”號都全面佔優，為何在這場本可輕易取勝的戰鬥中落得葬身大海的下場？此外，“悉尼”號無人生還，而“鸕鶿”號的399名艦員卻有318人倖存，關於此次戰鬥的全部證言都是德國單方面的，這其中是否另有隱情？
自從俘獲“鸕鶿”號艦員的那一刻起，澳洲人就展開了漫長的調查，以查明“悉尼”號沉沒的實情，甚至在德國戰俘的牢房內安裝竊聽器，派遣特工喬裝打入戰俘營等等，但是德國人堅稱他們是在一場堂堂正正的交鋒中摧毀了對手，並無任何有違戰爭法規和人道原則的行為。然而，德國人的說法自始至終都受到懷疑，並在戰後引發了諸多爭議，其中的焦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悉尼”號為何如此靠近“鸕鶿”號，以至於喪失了火炮射程上的優勢？其次，“悉尼”號在戰鬥爆發前是否疏於戒備？再次，“悉尼”號無人倖存，艦員是否遭到蓄意屠殺，或者存在其他戰爭罪行？關於上述問題即便是經過數十年的研究，仍然眾說紛紜，難有定論。
伯內特為何靠近？
“鸕鶿”號能在這場強弱立判的對決中絕地反擊，最重要的因素是在近距離發起突襲，以全部舷側火力在第一時間給予“悉尼”號以重創。根據德方證言，在交戰發生前“悉尼”號在“鸕鶿”號右舷正橫方向平行航行，兩艦相距僅1300米，完全處於“鸕鶿”號150毫米艦炮的有效殺傷範圍內。“鸕鶿”號裝備6門一戰時期的SK L/45型150毫米艦炮，在30度仰角時最大射程為17600米，考慮到該艦火控裝置相對簡陋，有效射程在10000米以內。“悉尼”號裝備8門Mk XXIII型152毫米艦炮，最大射程達23300米，火控裝置也比德艦優良得多，完全有能力在“鸕鶿”號艦炮射程之外摧毀目標。但是，艦長伯內特卻主動放棄了這種優勢，將座艦置於最危險的境地。
由於“悉尼”號無人倖存，現在無法得知伯內特當時的想法，但從實際情況分析，促使“悉尼”號如此靠近目標的首要原因是，伯內特很可能沒有識破“鸕鶿”號的偽裝。像所有德國偽裝襲擊艦一樣，“鸕鶿”號在巡航中總是冒用他國商船的身份，隱蔽自身面目，當它遭遇“悉尼”號時就自稱是荷蘭商船“馬六甲海峽”號，但德國人並不知道盟國商船的祕密應答程式碼，加上調頭逃避的行為都足以引起伯內特的懷疑。遺憾的是，僅僅是懷疑，伯內特並沒有認定其就是敵艦。當時，在澳洲海域的船舶航行資訊並不完善，伯內特可能將這艘“荷蘭”商船當作一艘被航管部門遺漏而沒有通報的船隻，並試圖靠近以查明身份。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悉尼”號之所以靠近“鸕鶿”號目的在於準備將其俘獲，而德國方面也聲稱在交戰前“悉尼”號甲板上有水兵在集合，似乎在組織登船隊。當時，包括伯內特在內的所有英聯邦海軍艦長們在巡航時都遵循海軍部的指示：對於德國偽裝襲擊艦要堅決擊沉（儘量避免遭受反擊），但對於德國商船或補給船則予以俘獲，以彌補盟國在噸位戰中的損失。然而，在具體執行時艦長們卻遇到了實際問題：難以分辨偽裝襲擊艦和普通商船，另外敵船很可能在軍艦採取抓捕之前就實施自沉。1941年3月，澳洲重巡洋艦“堪培拉”號遭遇德國補給船“科堡”號及其俘獲的挪威油船“凱蒂·布羅維格”號，該艦在最大射程上開炮示警，並派出水上飛機飛臨監視，結果在耗費了大量彈藥後，還是讓兩艘船成功自沉。戰後分析，如果“堪培拉”號從更近的距離採取行動，不僅可以減少彈藥消耗，還可能至少俘獲一艘船。伯內特很可能受到這次交戰的影響，打算從近距離辨認目標身份，並採取登船行動，只是他選擇的距離過於接近了。
無論哪一種說法屬實，可以肯定的是伯內特當時沒有識別出“鸕鶿”號是一艘裝備重火力的襲擊艦，至多把它當成一艘缺乏武裝的德國商船或補給船而已。在“悉尼”號的悲劇發生後，海軍部對上述指示進行了修改，對於敵軍艦船一律擊沉，不再嘗試加以俘獲。
看熱鬧的水兵？
關於“悉尼”號在此戰中遭遇突襲的諸多描述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在兩艦接近時“悉尼”號並未處於戒備狀態，因此未能對敵方攻擊迅速做出反擊。這種說法的主要依據是“鸕鶿”號艦長德特默斯的證言，他聲稱當時“悉尼”號的102毫米高射炮炮位上無人值守，且甲板上有一群水兵在觀望德艦。
對於這種說法，後世研究者給出了幾點解釋，認為德特默斯的觀察結果可能存在誤解。首先，102毫米高射炮無人操縱可能與“悉尼”號準備彈射水上飛機和主炮射擊有關。“悉尼”號的102毫米高射炮安裝在露天炮位上，炮組成員缺乏防護，當時“悉尼”號正準備彈射水上飛機，引擎已經啟動，同時X炮塔也轉向左舷，瞄準“鸕鶿”號，這兩個操作都可能對暴露的人員造成傷害，可以解釋炮組成員暫離崗位的原因。
其次，在甲板上聚集的水兵可能並非是擅自離崗看熱鬧。研究者認為，當時“悉尼”號甲板上的人員可能有三種身份：第一，暫離崗位待命的高射炮手；第二，正準備吊放舟艇的水兵，這個行動的目的可能是為了預防水上飛機起飛失敗以營救機組成員，也可能是為了隨後展開的登船行動做準備；第三，在甲板上待命的消防損管人員。此外，德國人也證實，當時“悉尼”號的主炮和魚雷發射管都已經指向“鸕鶿”號，這說明該艦已經採取了防備措施，但戒備程度有多高則難以判斷。
雖然上述解釋不乏合理之處，但仍有人認為，“悉尼”號上的氣氛是鬆懈的，沒有做好充足的臨戰準備。有的研究者查閱了同時期其他澳洲軍艦的航行日誌，發現當時澳軍戰艦在本土水域臨檢不明船隻時，很少採取全面戒備狀態，畢竟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澳洲周邊海域還處在和平狀態，而德國襲擊艦也較少在印度洋及太平洋海域出沒，因此澳洲人難免會掉以輕心，而“悉尼”號正處於相對輕鬆的狀態，對於可能面臨的危險估計不足，因此沒有提高戒備等級，做好戰鬥準備。
蓄意謀殺滅口？
在這場戰鬥中，“悉尼”號全艦覆滅，而“鸕鶿”號艦員大多獲救，這個事實引起陰謀論者的聯想，提出一種聳人聽聞的說法：德國艦員為了掩蓋行蹤或洩憤，對“悉尼”號的倖存者實施了冷血屠殺，而這種說法的主要依據是被發現的“悉尼”號的救生筏上有很多彈痕。德國人對此堅決否認，聲稱兩艦在交戰後即相互遠離，對於“悉尼”號艦員的下落毫不知情。
謀殺論雖然很能博人眼球，但從事實分析卻很難成立。首先，縱觀整個二戰，德國海軍基本上遵循了傳統的海戰法則，並且在某些場合體現出騎士精神，比如1942年8月的“拉科尼亞”號事件，德軍潛艇不惜暴露自身位置，通報盟軍搭救沉船倖存者，至於刻意屠殺戰俘的行為非常罕見；其次，“鸕鶿”號在交戰中遭到重創，自救不及，難有心思去殺害“悉尼”號的倖存者，而在艦船沉沒後，這些漂泊海上、遠離故土的德國人只可能淪為戰俘，別無他途，還有必要隱藏行跡嗎？再次，“鸕鶿”號上的華裔僱員在獲救後作證，沒有目睹或聽聞德國人使用機槍對澳軍艦員射擊的情況，假如他們真的獲知那種暴行，很可能會遭德國人滅口，以保守祕密；最後，戰後研究者對“悉尼”號殘留救生筏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上面的彈痕是德國炮彈的破片造成的，而非來自機槍子彈，因此可能在交戰中被德國炮火所傷，不足以作為發生屠殺的證據。
在謀殺論基礎上，還存在另一種更加離奇的說法：“悉尼”號是被潛伏在戰區附近的日本潛艇擊沉的，而日本人為了掩蓋提前參戰的證據，對倖存者實施了屠殺。日本參與說的主要依據是在“鸕鶿”號倖存者的物品中發現了帶有日文標籤的牛奶瓶，同時在德國艦員利用速記法記錄的某些材料中解讀出有關日本的訊息。這種說法的支持者認為，在交戰前“鸕鶿”號曾接受日本潛艇的補給，並且兩方聯手擊沉了“悉尼”號。考慮到日本即將對英美開戰的情勢，且日本海軍確有虐待、屠殺戰俘的劣跡，因此這種說法頗有市場。然而，帶日文標籤的牛奶瓶也可能來自其他曾靠泊日本的德國補給船，而德國艦員的片言隻語也不能作為日本參戰的直接證據。更為關鍵的是，通過日本海軍的記錄可以確定當時46艘一線日軍潛艇的動向，沒有一艘在交戰海域活動。嫌疑最大的是1942年1月20日在達爾文港附近被澳軍擊沉的日軍伊-124潛艇，此時距離“悉尼”號沉沒已經兩個月，也沒有證據顯示伊-124此前就在澳洲海域活動。
除了謀殺倖存者外，德國人還被懷疑犯有其他戰爭罪行。有人認為，“鸕鶿”號為了將“悉尼”號引誘到近距離，故意懸掛表示投降的白旗，並且在沒有升起戰旗的情況下搶先開火。同時，“鸕鶿”號還可能利用旗語發出虛假的遇險資訊，誘騙“悉尼”號靠近救援，從而創造突襲的機會。根據國際法規定，軍艦在沒有懸掛戰旗或在懸掛白旗的情況下開火，都被視為戰爭罪行，不過釋出假訊息誘敵被認為是合法的戰術手段。針對上述指責，德國人的說法是在交戰前始終懸掛荷蘭國旗，並在開火前降下荷蘭國旗，升起德國戰旗，不存在白旗誘騙的行為。德特默斯聲稱，“鸕鶿”號僅用了6秒鐘就完成了升起戰旗、解除偽裝到開火射擊的全套動作，但這種說法引人懷疑，有人認為這點時間最多隻夠完成升旗。至於事實情況如何，因為“悉尼”號無人生還，所以死無對證。
聖誕島的遺屍
1942年2月6日，位於印度洋東北部的澳洲屬地聖誕島上，人們發現了一艘救生筏漂到海岸附近，在拖上岸後發現筏子裡躺著一具腐爛的屍體，身穿一件帶海軍軍銜的藍色工作服，因為日晒已經泛白。屍體右臂的肌肉組織被魚類等生物啃食，眼睛和鼻子也被海鳥啄傷，都殘缺不全。救生筏外表有彈痕且附著了不少水生物，表明它曾經遭受打擊並漂浮了相當長時間。屍體頭部也有傷痕，但沒有任何可以辨認身份的物品，只能依稀確定是白種人。當時，聖誕島正面臨日軍侵入的威脅，島民們沒有時間進行細緻的調查，只能將這位不知名的水兵遺體草草埋葬，並於2月17日撤離，而日軍在3月23日佔領該島，直至戰爭結束。
根據島民們的描述，結合印度洋的洋流活動和救生筏漂流的時間，很多研究者認為這具屍體很可能就是“悉尼”號唯一的倖存者，而頭部的傷口也被當作謀殺論的重要證據。在日軍佔領時期，這座墳墓遭到破壞，具體位置無法確定。2001年，澳洲海軍組織人員上島搜尋，無功而返，2006年再度前往才重新發現埋葬地點，將屍體挖出進行檢驗。驗屍工作表明，死者頭部確實有傷，但並非是槍彈造成的，而是炮彈破片所致。當年島民們對救生筏的描述也符合二戰時期英國海軍使用的救生筏的特徵。諸多證據都表明，聖誕島的無名遺屍很可能來自“悉尼”號。研究人員提取了屍體的DNA樣本，並與“悉尼”號艦員的親屬後裔進行比對，以期最後確定其身份，但這項工作至今仍在進行，沒有定論。
殘骸現身海底
戰時及戰後很多年間，關於“悉尼”號沉沒之謎的研究只能依據“鸕鶿”號艦員單方面的證詞和各種旁證，極度缺乏有力的物證，而要想解開其中的謎團，最直接的證據就是找到兩艘戰艦的殘骸，從其破損狀態及遺物中獲取關鍵資訊，從而推斷戰鬥的真實狀況。然而，儘管德國人提供了交戰地點的座標，澳洲海軍從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先後兩次組織大規模水下搜尋活動，但受限於技術條件，都未能發現殘骸遺蹟，以至於人們懷疑德國人謊報座標，意圖掩蓋真相，直到21世紀初這項工作才出現轉機。
美國著名水下考古學家大衛·默恩斯經過多年研究後認為，德國人的座標是正確的。在獲得澳洲政府及民間的贊助後，默恩斯領導的水下勘察團隊於2007年10月開始了新一輪搜尋，經過數月努力於2008年3月12日在水下2560米深的海底尋獲了“鸕鶿”號的殘骸。3月17日，“悉尼”號的殘骸也在“鸕鶿”號沉沒地點東南方2468米深的海底被發現，兩處殘骸相距約11.4海里，從而印證了“鸕鶿”號艦員關於兩艦最後動向的報告是準確的。
殘骸的發現為研究者們復原當年的戰鬥實況提供了更豐富的證據。水下勘測表明，“鸕鶿”號的船體斷成兩截，分別沉入海底，兩段船體殘骸相距1300米，很可能是棄艦後水雷庫被引爆造成的，這符合“鸕鶿”號倖存者的描述。“悉尼”號的殘骸更受關注，與“鸕鶿”號相仿，其艦體同樣斷裂，艦首與艦體分離，沉沒位置相距約500米。通過水下攝影機，當年“鸕鶿”號炮火在“悉尼”號艦體上造成的嚴重損傷歷歷在目。
通過對損傷情況的技術分析，研究團隊認為“悉尼”號上約70%的艦員在戰鬥當中就遭到傷亡，而其餘人員也受到火災、進水和有毒氣體的威脅。默恩斯估計，在艦首斷裂後，艦體繼續漂浮在海面上的時間不會超過2分鐘，根本來不及讓倖存者放下救生艇撤離。這一點也被水下勘察結果所證明，“悉尼”號的救生艇和救生筏大多都在沉沒海域被發現，僅缺失2艘，聯想到在交戰海域和聖誕島發現的救生筏，讓“悉尼”號倉促沉沒，艦員難以逃生的真相浮出水面，在某種程度上也推翻了德軍屠殺倖存者的說法。即便當時有艦員跳海逃生，在缺乏救生器材和給養的情況下，他們在這片鯊魚頻繁出沒的海域也是凶多吉少，很可能在澳洲海軍展開搜救行動前就已經葬身魚腹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海戰史上像“悉尼”號這樣全員陣亡的情況並不少見。有研究機構對二戰期間沉沒艦船的傷亡情況進行梳理後發現，除了“悉尼”號外，另有8艘與之噸位尺度相近的艦船同樣無人倖存，另有6艘相似艦船的傷亡超過95%。
結語
現在，那場短促卻慘烈的海戰已經過去了78年，關於此戰的記憶卻愈加鮮明，其中的疑惑隨著殘骸的發現也逐漸被揭開。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仍有很多戰鬥細節，尤其是“悉尼”號最後時刻的情況，都已經湮沒在碧波之下，無從得知。儘管如此，交戰雙方在生死相搏時表現出的頑強意志和勇氣始終被後人所銘記。
澳洲海軍追授“悉尼”號“鸕鶿1941”的戰役榮譽稱號，這是該艦服役生涯中的第三個榮譽稱號。“悉尼”號的艦名也在戰後分別被一艘輕型航母和一艘導彈護衛艦所繼承，而最新一代“悉尼”號是正在建造的霍巴特級防空驅逐艦，預計2020年服役。德國海軍直到1943年才獲悉“鸕鶿”號的戰績，並授予德特默斯騎士十字勳章，該艦大副、槍炮長和一位37毫米炮手獲得一級鐵十字勳章，其餘艦員全部授予二級鐵十字勳章。戰後，西德海軍將一艘海鷹級攻擊快艇命名為“鸕鶿”號，而東德海軍也同樣命名了一艘輕型護衛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