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越南進行的對華戰爭和侵柬戰爭已經歷時10年之久。受到長期戰爭的困擾，再加上經濟建設政策的失誤，越南經濟形勢持續惡化，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不但禍及千百萬老百姓，而且直接衝擊了越南軍隊，糟糕的情況致使大批部隊，甚至一線作戰部隊因為“糧食缺乏而無法完成戰鬥任務”。

難以忍受的處境迫使越軍的喉舌，即越南軍委和國防部的機關刊物《全民國防雜誌》，以及機關報《人民軍隊報》連續刊登高階將領對當局不滿的文章和講話，言辭尖銳，情緒激烈，矛頭直指河內當局，反映出軍隊與當局的矛盾日益突出，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部隊供應數量少、品質差，官兵身體素質下降

由於糧食緊缺，大部分部隊不能按標準供應糧食、副食品和蔬菜，“必須自己養活自己”，情況較好的部隊也只能得到標準定量的近50%。《人民軍隊報》總編輯陳公珉少將承認：由於沒有足以餬口的糧食，許多飢餓的士兵只好“到農民那裡偷盜甘蔗、大米和橙子”。他抱怨當局：這種狀況比抗法、抗美戰爭時期還要糟糕，“國內和前線的士兵們往往只能吃到褐色的、摻了沙子的大米，還有早已過期的鹹魚”。

國防部副部長兼軍隊監察委員會主任黎光和上將，在一次會議上指責當局：“說實話，我們的士兵吃不飽、穿不暖，沒有足夠的藥品，身體素質明顯下降，無法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國防部副部長兼總後勤局主任阮仲川中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國家經濟發展緩慢，物價飛漲，許多方面失去平衡，已經嚴重地影響了軍隊的後勤供應”，“軍隊面臨著十多年來最嚴峻的考驗”，“一些部門不執行上級規定，給部隊設定了許多障礙”。他還指出：關於部隊後勤保障和供應等問題，“國防部向部長會議和各部、委提出了許多意見，以便積極處理和集中解決，但是許多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他指責農業、食品工業、商業、水產、能源、林業、輕工業和衛生等部門不執行1988年5月26日部長會議163號決議，對武裝力量的生活保障、物資供應渠道“不統一、不協調，遇到很多障礙，而軍隊本身根本無法解決”，批評財政部不按計劃指標給國防部撥預算經費。他說：“國家不能按規定標準的數量品質供應部隊，現在部隊實際生活水平是下降了”，“由於飢餓和營養不良，全軍許多士兵患有浮腫病和衰弱病，得不不到及時的治療，這一病症正呈現蔓延的趨勢”。

總後勤局副主任兼書記陳卓少將在1989年第8期《全民國防雜誌》發表文章揭露，“目前，士兵糧食定量不足，服裝破舊，住房無保證，疾病防治條件很差”。陳卓還指出，按規定步兵每人每天應攝入熱量2800卡，但實際上只有2300卡到2400卡，因此“士兵體質越來越差”。有部分駐紮在北部邊界的部隊面臨斷炊的困境。文章抱怨，由於政府不能保證供應，按規定應該下發部隊的塑料涼鞋、襪子、雨衣、揹包等，大部分都拖欠未發。

二、軍屬負擔沉重，官兵軍心不穩

連續十年的侵柬戰爭和北部邊境對華作戰，使得越軍官兵厭戰情緒嚴重，而處於後方的軍人家庭則食不果腹，承擔著沉重的生活包袱，“十分艱難地維持著最低的生活”。這一嚴酷的現實，令部隊思想混亂，軍心不穩，逃兵和集體逃跑事件屢見不鮮。甚至被稱之為“王牌”和“英雄”部隊的特工部隊也因為“後方家庭困難重重”，“而無法組織士兵完成戰鬥任務”。

特工部隊司令阮思強少將憂心忡忡地說：“現在特工部隊整個兵種與其它兵種一樣存在許多值得重視的問題，幹部和戰士不安心工作”，“官兵因過多地考慮個人和家庭的困難而違反紀律……不能不使人憂慮”。他在國會開會期間抱怨當局：“以前當兵的全力以赴為祖國解放而戰鬥，對家庭、後方的事情很少考慮，但是現在軍人在執行保衛祖國的任務時，他們的後方家庭卻一片混亂，親人們要承擔著沉重的負擔，大多數軍人的家庭沒有糧食吃，沒有衣服穿，生活困苦，有很多困難急等他們退伍後去解決。”

首都軍區司令盧江中將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一點十分值得注意的是，當前農村生活最困難的家庭幾乎全都是軍屬。軍官的工資只夠為自己交納伙食費，根本沒有一點餘下的錢可以給家庭，因為他們沒有其他任何來源。正因為如此，當兵的對後方不安心，怎麼能完成軍隊的任務呢!”報刊還透露，此類問題在和中國直接對抗的第一、第二軍區，以及駐高棉部隊中尤為突出。越軍總政治局主任阮決上將認為：軍隊的困難“遠遠超過了整個國家的困難，對於已經離開軍隊的人來說，困難則更大”。

由於嚴重的經濟困難，越軍官兵思想十分混亂，軍隊高階將領把這一問題的原因歸咎於當局。越軍總參謀長段奎上將針對國家因為經濟困難而不關心解決軍隊後方的問題，指責說：這會“傷害那些拿著武器的人的思想感情”，並暗示當局，如此下去今後將難以完成徵兵任務。

三、官兵待遇低，政策規定不合理

河內當局把軍隊當做實現其政治目的的工具，讓其“履行戰略義務”，除了對軍隊實行嚴格控制之外，對軍隊政策、待遇卻很少考慮。越軍還在執行30年前的老一套政策，這直接影響到部隊的穩定。盧江中將批評道：現行的“軍齡補助是1958年制定的”，當時“規定軍隊最高軍齡補助為25年，而現在許多軍官已在軍隊服役40到45年”，顯然“這一規定已經不合理”’。他本人已在軍隊服役43年。

另外，“戰鬥補助規定是1985年9月制定的，但只是暫行規定，具有臨時性質，對軍隊沒有長久的效力”。“轉業軍人補助已於1985年9月取消，這也是不合理的”。一名中將軍區司令說：“由於物價調整過快，貨幣貶值過大，而對軍隊生活保障政策又調整很慢，致使很久以來已經困難和匱乏的部隊與社會其它許多階層相比，又更加困難和匱乏”。在召開的越軍全軍高階幹部會議上，許多代表認為：目前軍隊物質待遇很低，當局“既沒有照顧到軍人，也沒有照顧到軍人家庭”，“只是將軍人視為特殊的工人，任務就是保衛祖國”。

1989年第8期《全民國防雜誌》發表越軍國防工業和經濟總局副主任陳仲篡少將和總技術局副主任阮葵少將的文章，文章指出，當局對軍隊專業技術人員和從事經濟建設部隊的現行政策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必須及時予以糾正、修改或補充。國防部財務局局長黎科少將批評當局：現行軍官工資制度是1958年制定的，早已不符合實際情況，多次提出改革，但是都拖著不辦，“是否職能機關把為軍隊研究制定相應的政策看成是份外事”，“一些職能部門對軍隊工資問題意見仍不一致，只看眼前，不顧長遠”。

他認為，越軍軍官工資制度很不合理，軍官月工資為5萬到15萬盾，而“特工司令阮思強少將月工資為10萬盾”，只相當於20多美元。陳卓少將指出：士兵每月津貼費為3500到4000盾，在市場上只能買到4碗米粉或者4到5公斤大米。根本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標準。阮決上將承認：由於生活條件差，物質待遇低，“在希望升職晉級的青年軍官中引起不安”。黎科少將警告說：“不改變這一落後的政策，將會影響武裝力量建設和鞏固國防”。

越軍高階將領通過寫文章或者發表講話的方式，提出猛烈抨擊，將軍隊和當局的矛盾公之於眾，這樣的情況實屬罕見，反映了整個經濟形勢的嚴重惡化。而這一切，都是黎筍集團利令智昏，為了實現稱霸中南半島野心窮兵黷武，推行地區霸權主義的惡果！

口號喊得再響，目標定得再大，理想設得再高，沒有實力等於零，畢竟大家都要吃飯啊！

作者為歷史學碩士，大學講師，專注中越戰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