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9年第6期

韓克敵，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9年8月2日，美俄先後正式宣佈退出《中導條約》。由於《反彈道導彈條約》2002年已經終止，2010年簽署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2021年2月到期後也可能終止（如果條約到期雙方都不反對可以順延5年至2026年），國際軍控體系迎來了一個重構同時也是混亂的時期。兩個核大國美俄都開始提出新的戰略武器更新與發展計劃，新的實際擁核國家也不斷湧現，一些中小國家開始具備一定的中程導彈技術能力。所有這些標誌著1991年冷戰結束以後國際軍備控制趨勢的反轉，核及導彈類武器的數量由減少變成上升，品質由維持現狀變成更新換代，核及導彈技術擴散的風險越來越大，世界範圍內主要大國間新的軍備競賽已經開始。

一 俄美的核力量

根據《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俄美兩國2018年2月5日前要達到的裁減目標為：700枚實戰部署導彈（包括戰略導彈及戰略轟炸機），1 550枚實戰部署核彈頭，800枚導彈總額（包括實戰與非實戰部署）。俄美戰略武器與核力量的具體情況可參閱表1與表2，其中戰略武器基本達到條約規定的裁減目標。俄美之間實戰部署的核彈頭數量，從1991年《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規定的6 000枚（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START）削減到2018年的1 550枚，這是國際軍備控制的一個巨大成就。與此同時，俄美兩國儲存的核武器數量也大幅度得到削減，按照美方的說法，美方削減幅度達到85%。

儘管如此，俄美兩國仍然具有壓倒性的核能力，兩國現存的核彈頭總數仍然達到6 000枚以上，其中包括戰略及戰術核武器，遠超其他國家。俄美也是全球僅有的兩個具有“核三位一體”（Nuclear Triad System）的國家，陸基、海基、空基核武器兼備。此外，俄美還不斷致力於核武器的現代化和研發高新技術武器。今天，戰略武器的概念變得更為寬泛，不僅包括傳統的核武器，還包括一系列高新技術武器系統，例如超高聲速武器、定向能武器、鐳射武器、網路武器、太空武器（反衛星武器）、無人水下潛航器等。由於具有特殊的技術優勢和精確的打擊能力，這些新式武器已經超越了戰術武器的範疇，日益具有戰略性武器的特點。當然，核及導彈武器仍然是戰略威懾的主流，“核三位一體”仍然是戰略威懾的核心。

普京政府通過20年（1999~2019）持續的努力，加強了俄羅斯的戰略力量，恢復了俄羅斯的戰略威懾能力。普京總統的兩次國情諮文（2018、2019）曝光了俄羅斯龐大的武器研製計劃,包括“先鋒”導彈系統（Avangard system）、“薩爾馬特”洲際彈道導彈（Sarmat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佩列斯韋特”鐳射系統（Peresvetlaser weapon）、“匕首”超音速彈道導彈（Kinzhal hypersonic ballistic missiles）、“海燕”核動力巡航導彈（Burevestnik nuclear-powered cruisemissile）、“海神”核動力無人潛航器（Poseidon nuclear-powered 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鋯石”高超聲速反艦導彈（Tsirkonhypersonic missile）、國家導彈防禦體系。此外，俄一直在不斷推進“北風之神”（Borei-class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核潛艇和老式戰略轟炸機“圖-95MS”（Tu-95 MS）和“圖-160”（Tu-160）的改進，研製新式隱形戰略轟炸機。俄羅斯還在不斷加強其中短程“伊斯坎德爾”導彈系統（Iskander-M/E）並進行前沿部署。在2019莫斯科國際軍事技術論壇上，俄方首次公開了“薩爾馬特”重型洲際彈道導彈的一些戰術效能：起飛重量208.1噸，有效載荷近10噸，射程1.8萬公里，導彈彈長35.5米，直徑3米，燃料178噸，戰鬥部為分導式核彈頭。可以看出，俄羅斯新的武器研發計劃非常龐大，幾乎涵蓋戰略武器和高新技術武器的所有領域。

2017年年底至2019年年初，特朗普政府接連發布四份涉及國家安全方面的報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國防戰略報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核態勢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和《導彈防禦報告》（Missile Defense Review）。四份報告都強調大國競爭的重要性。《國防戰略報告》認為“美國國防的首要任務是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長期戰略競爭”，“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關切是國家間的戰略競爭，而不是恐怖主義”。

2018年《核態勢報告》提出美國的核武器更新計劃，包括研發和建造新一代“哥倫比亞級”（Columbia-class）戰略核潛艇、新型陸基洲際導彈、“B-21”戰略轟炸機，研製“低當量核武器”（low-yield nuclear weapons）以及能夠裝備這種低當量核彈頭的海基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美國也在研發自己的高超聲速武器系統。2019年《導彈防禦報告》提出推進導彈防禦計劃的建設，加強對高超聲速導彈和巡航導彈的防禦，在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利堡（Fort Greely）新建陸基攔截裝置，在地面和太空部署新的雷達和感測器。按照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T.Esper）的說法，2017年美國就已經開始研發移動的常規陸基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系統。退出《中導條約》後，美國的相關研發活動將加速進行，以應對俄羅斯的威脅。2019年8月18日，在退出《中導條約》僅僅半個月後，美國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尼古拉斯島（San Nicolas Island）測試了陸基中程巡航導彈，導彈射程超過500公里，使用移動裝置發射。這次測試表明美國的技術儲備和前期研發準備非常充分。普京對美國的行為表示非常失望，認為這惡化了世界特別是歐洲的局勢，證明了此前俄羅斯的指控，美國部署在羅馬尼亞和波蘭的導彈防禦系統具有發射進攻性武器的能力，“只要稍微修改一下軟體即可”。

通過上表可以看出，俄美核力量總體平衡，美國略佔優勢。美國的海基和空基核力量更為強大，俄羅斯的空基和海基導彈不如美國成熟，數量也更少。美國核潛艇、戰略轟炸機的總體完好率要高於俄羅斯，俄羅斯近一半的戰略核潛艇和戰略轟炸機處於不斷的大修之中，影響了戰備值班的出勤率和實際的威懾水平。俄羅斯潛射彈道導彈的技術水平仍然低於美國。2014年開始實戰部署的“布拉瓦”潛射彈道導彈（Bulava）試驗時成功率不高，遠遠低於美國現役的“三叉戟II型”（Trident II D5）導彈。美國的導彈防禦體系總體上也更為完善。俄羅斯陸基核力量仍然保持了較高的水準，這是俄羅斯核威懾的支柱，特別是俄羅斯的液體推進導彈技術非常成熟，完全可以和美國抗衡。俄羅斯的陸基戰略導彈“SS-18”（北約代號，俄羅斯代號為RS-20V）和“SS-19”（北約代號，俄羅斯代號為RS-18）都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服役的導彈，趨於老化。現在主要依靠“SS-25”導彈（白楊）和“SS-27”導彈（白楊M、亞爾斯），未來會加上“薩爾馬特”導彈。另外，俄羅斯在個別武器系統上有特點，例如普京公佈的水下無人潛航器。

199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CTBT），要求全面禁止核試驗，俄美都是簽署國。俄羅斯批准了該條約，美國國會沒有批准，但是美國政府表示仍然遵守該條約。1992年以後，美國沒有進行過核試驗。美國懷疑俄羅斯在進行低當量核武器的研製和測試。2019年5月29日，在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有關軍控的一場討論會上，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U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DIA）阿什利中將（Robert P.Ashley）表示，美國相信俄羅斯進行了“低當量核試驗”（low-yieldnuclear tests），“俄羅斯很可能沒有堅持其暫停零當量核試驗的承諾”。核彈頭的有效壽命大約30年，目前俄美都在推進核彈頭的“延壽計劃”（life-extension program）。例如美國“三叉戟II型”導彈裝備的W76-1核彈頭（2008年開始服役）的延壽計劃，以代替原來的W76-0彈頭（1992年開始服役）。

從以上的列舉中可以看出俄美之間戰略武器更新的廣度和深度。當然，如果俄美之間進行長時間的全面軍備競賽，俄羅斯沒有勝算，冷戰的四十年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俄羅斯面臨巨大的財政和技術問題，美國的資金、技術能力遠遠超過俄羅斯，特別是俄羅斯的電子技術和產業大大落後於美國。俄羅斯能做的，是抓住重點領域和重點專案，保持區域性優勢，維持整體跟隨區域性突破的狀態，保持幾種“撒手鐗”，這正是普京政府當前所做的工作。

2019年7月4日，普京表示：“僅僅比較一下俄羅斯和美國的軍費，俄大約一年480億美元，美國軍費預算超過7 000億，存在實際的軍備競賽嗎？我們不想被拖進軍備競賽，但是同時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安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得不發展先進的武器和裝備，作為對美國軍事開支增長和採取明顯破壞性行為的迴應。”需要注意的是，俄羅斯政治體制有其獨特性。俄羅斯總統的實際權力要大於美國總統，俄羅斯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從理論上來說，在預算之外，俄羅斯總統將一部分國企的利潤或武器出口的收益轉用於軍事開支是可能的。考慮到俄羅斯龐大的武器研發計劃以及在烏克蘭和敘利亞幾乎同時進行的兩場戰爭，俄羅斯實際的軍事開支可能遠不止480億美元。俄羅斯國防部公佈的2018年軍費預算為2.8萬億盧布。按照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2018年俄羅斯軍費開支為614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9%，總額排在世界第6位，低於美國（6 490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2%）、中國（2 500億）、沙特（676億）、印度（665億）和法國（638億）。有專家認為，俄羅斯的實際軍事開支遠高於614億美元，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及加上一些隱蔽的相關開支，可能達到1 500到1 800億美元之間，位列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中國。

俄羅斯版的衛星導航系統“格洛納斯”大量採用了西方國家的電子配件。由於2014年烏克蘭危機，美國和歐盟禁止向俄羅斯出口軍民兩用的電子元件，已經對“格洛納斯”系統的繼續生產和研發產生了嚴重影響。普京總統宣佈的新式武器，如核動力巡航導彈的核發動機、無人水下潛航器的通訊聯絡等，在技術上是否可行，進行到了何種程度，也引發外界大量的猜測。2019年7月1日，俄羅斯北方艦隊基地北莫爾斯克港附近海域一艘試驗深潛器發生事故，造成14人遇難，包括多名高階軍官。8月8日，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地區北德文斯克（Severodvinsk）附近的一處導彈試驗場，俄羅斯原子能公司（Rosatom）主持的一次試驗發生爆炸，導致5名專家死亡，當地輻射水平短暫上升。俄羅斯官方宣告是在試驗一款液體燃料推進系統，而另一些人則猜測是在測試“海燕”（Burevestnik）核動力巡航導彈的發動機。美國總統特朗普釋出推特稱：“美國了解很多有關俄羅斯失敗導彈的爆炸情況，我們擁有相似甚至更先進的技術。俄羅斯導彈的爆炸讓人們擔心他們的空氣，還有更多。”

二 俄美的核戰略

俄美的核戰略非常相似，都基本遵循三個原則：一個是唯我獨尊原則，追求絕對優勢和絕對安全，不接受平等或對等；二是先發制人原則，追求“第一次打擊能力”（first strike），更強調進攻而不是防守；三是將核武器作為對外政策的工具，動輒威脅使用。

1945年後，美國的核戰略有一個演變過程，從最初的“大規模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到“靈活反應”（flexible response），再到“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冷戰時期，美國經常威脅使用核武器，例如在北韓戰爭期間美國就曾威脅要使用核武器。冷戰後，俄羅斯經常威脅使用核武器，例如在烏克蘭危機期間。俄羅斯的核戰略尋求的不是自保，而是要和美國平起平坐和“戰略對等”，對其他國家則需具有壓倒優勢。和美國人一樣，俄國人一直堅持“相互確保摧毀”，希望充當“世界的領導者”。俄美兩國的核戰略都具有強烈的進攻性，規模也異常龐大，這和其他三個有核國家英、法、中完全不同。中國追求的是“最低程度的戰略威懾”（minimum nuclear deterrent），強調“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first-use of nuclear weapons），確保“第二次反擊能力”（second-strike capability）。英法的核戰略總體上也是防禦性質的，三個國家的核武庫規模也非常有限。

俄美兩個國家在氣質上非常相似，都具有“帝國+救世主”思想，自認是“第三羅馬”和“上帝的選民”。普京總統和特朗普總統也具有類似的性格，完全以自我為中心。2018年3月1日，普京在國情諮文中自誇：“（我提到的）每一種武器都是俄羅斯獨有而其他國家不具備的。一旦其他國家擁有了這種武器，俄羅斯早就發展出新的一代。”同一天，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普京再次強調，“我今天提到的所有武器系統都可以輕易地征服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每一種（都可以）。”2019年1月17日，特朗普強調：“僅僅和我們的對手同步並不夠，我們必須在每一個轉折點上超過他們。對於那些可能對我們造成傷害的對手，我們必須探索先進的技術，研究如何確保美國總是領先幾步。”他赤裸裸地表示，“在外面，我們擁有一些很壞的玩家（bad players），我們是好的玩家(good player)，但是，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比任何人都壞。”

根據美國憲法，宣戰的權力掌握在國會而不是總統手中。但是在歷史上，美國總統多次先發動戰爭而後通知國會。越南戰爭後期，1973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戰爭權力法案》限制了總統發動戰爭的權力。然而，2001年“9·11”事件後國會通過的《授權使用軍事力量法案》又擴大了總統的權力，該法案授權總統可以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包括“先發制人”的打擊，以維護美國的安全。事實上，在對外採取軍事行動方面，美國總統仍然享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美國《核態勢報告》儘管仍然重申“美國不會對已經簽署《核不擴散條約》的非核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但是強調在“大國競爭的迴歸”（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和“核威懾”的背景下，美國的核能力需要能夠“對衝潛在的迅速出現的核及非核戰略威脅，包括化學、生物、網路以及大規模的常規武器侵略”。美國的核戰略特別強調震懾“核及非核攻擊”（nuclear and non-nuclear attack），限制潛在對手的“核升級（nuclear escalation）及非核戰略攻擊（non-nuclear strategic attack）”。報告首次將非核攻擊置於核反擊與核報複選項之中，例如大規模的網路攻擊和核恐怖主義行為。2019年1月17日，特朗普發表講話，抨擊世界各地的外國敵人、競爭對手和流氓政府都在加強自己的導彈武器庫，提升其致命性打擊能力，發展能夠打到美國目標的遠端導彈，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特朗普強調美國需要建立一個全面的導彈防禦體系，能夠防範各種導彈的攻擊，包括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高超聲速武器。“我們的戰略基於一個壓倒性的目標：探測和摧毀每一種瞄準美國目標的導彈，無論是在發射前還是發射後。”

近年，隨著經濟的恢復和政治的穩定，俄羅斯已經從蘇聯解體的混亂中走了出來，變得更為自信。蘇聯雖然解體了，但是蘇聯的戰略思想被繼承下來。蘇聯時期，蘇聯政府曾經短暫宣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很快放棄了這一立場。2010年和2014年頒佈的兩部軍事學說都規定，在俄或其盟國遭受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攻擊，或雖遭受的是常規武器攻擊但是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時刻，可以使用核武器。這實際上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門檻，在主觀判定“國家處於生死存亡時”，即可使用核武器實施打擊。2018年3月1日，普京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採訪時，進一步闡明了俄使用核武器的前提：“在兩種原因下我們可能動用核威懾力量：敵人動用核武器攻擊我們；或者敵人用常規武器實施攻擊，威脅到國家的生死存亡。”

近年俄羅斯領導人多次炫耀俄羅斯的核能力。2014年8月29日，普京總統在一個青少年夏令營發表講話，否認俄羅斯派兵進入烏克蘭東部，否認俄羅斯介入戰爭。“俄羅斯沒有捲入任何大規模衝突。我們不想這麼做，也不打算這麼做。但是，我們必須時刻準備擊退任何針對俄羅斯的侵略。”然後他話鋒一轉，“俄羅斯的夥伴們應該理解，最好別惹我們……感謝上帝，我認為沒有一個人會想要發動一場和俄羅斯的大規模衝突。我想提醒你們，俄羅斯是最大的核國家之一。” 2015年10月22日在瓦爾代國際論壇上，普京公開說：“如果打架不可避免，那就先動手。”2014年的克里米亞事件是一個典型事例。當時俄軍是先出動（2014年2月27日），然後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再給予總統戰爭授權（2014年3月1日）。諸如此類，美國認為這是俄羅斯拿核武器當工具，進行核訛詐，試圖在衝突中取得對俄羅斯有益的結果。

關於俄羅斯是否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普京辯解：“我曾經說過，我們的核武器方針（nuclear weapons doctrine）不包括‘先發制人的打擊’（preemptive strike）。我希望所有的在場者和以後分析我講話的人注意，在我們的核方針中沒有先發制人的條款。我們的原則基礎是‘對等的反擊’（reciprocalcounter strike）。……這意味著我們準備，只有當我們確切地知道一些潛在的侵略者準備攻擊俄羅斯，（攻擊）我們的領土時，我們才會使用核武器。……只有當我們確切地知道俄羅斯正在遭到攻擊，我們才會發動反擊。這將是一種‘對等的反擊’。為什麼我說是‘反擊’（counter），因為我們將通過向侵略者發射一枚導彈來反擊飛向我們的導彈。當然，這等同於全球的災難。但是我想再一次說明，我們不是這樣的災難的發起者，因為我們沒有先發制人發動打擊的條款。……但是任何侵略者都應該知道，報復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將被徹底消滅。我們將成為侵略的犧牲品，作為殉道者，我們將進入天堂，而他們（侵略者）將走向滅亡，他們甚至沒有時間為他們的罪行懺悔。”普京總統的本意是否認俄羅斯具有“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最後的表述仍然讓人困惑不已，似乎是俄羅斯收到攻擊的確切情報或導彈預警時就要預先發動核反擊，但是如果情報或判斷出現失誤呢？

三 俄美的核談判

近年俄美軍備控制談判的核心就是兩個條約的履行與存，即1987年簽署的《中導條約》（INF）和2010年簽署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按照美方的說法，早在2008年俄羅斯就進行了違規的中程巡航導彈測試。最早在2013年5月，美國就向俄羅斯提出了俄違反《中導條約》的問題。直到2017年12月，俄羅斯才承認9M729（北約代號SSC-8）這款導彈的存在，但是又強調其射程達不到條約規定的500公里。美國指責俄羅斯已經實戰部署了這款導彈，並要求進行“現場核查”（on-siteinspection），俄羅斯予以拒絕。俄方反過來指責美國“使用中程靶彈及在波蘭和羅馬尼亞部署可以發射戰斧式巡航導彈的發射裝置”，違反了《中導條約》。

圍繞《中導條約》，美俄發動世界範圍的宣傳戰，都試圖將責任推給對方。2018年12月召開的北約外長會議，一致認可美國對俄羅斯“實質性違反條約”（material breach of INF Treaty）的指控。“儘管美國及其盟國多次和俄方接觸，包括給予俄6個月的最後機會去履行條約義務，（然而）直到今天，俄羅斯一直在違反《中導條約》。因此，美國退出條約的決定今天生效，北約盟國完全支援美國的決定。”美國政府強調退出《中導條約》是“由於俄羅斯持續的違反條約……俄羅斯對條約的終止負有唯一的責任。” 2018年12月21日，俄羅斯代表在聯合國大會提出“維護和遵守《中導條約》”議案，俄方批評美方的立場，強調俄羅斯沒有違反條約，呼籲各方重開對話避免軍備競賽。但是，俄羅斯的議案最後沒有獲得多數同意。俄方指責美國故意發動一場宣傳戰，將違約的責任強加於俄羅斯，美國這樣做的理由非常清楚：“美國不想受到現存條約的約束。”俄方宣告再次提到美國在歐洲部署的“馬克-41”發射裝置（Mk 41 launchers）能夠發射中程導彈，違反了條約，對俄羅斯構成了威脅。

總體來看，對於《中導條約》最終的廢除，俄羅斯早有準備，也比較平靜。雙方在臺面上雖然互相指責，在臺面下則心照不宣。因為《中導條約》被廢除，俄美兩國都去除了發展軍備的一個枷鎖，獲得了實際的利益，所爭的僅僅是違約責任和道義問題。在核軍控領域，俄美關係具有雙重性，既競爭又合作，主流是競爭，支流是合作。防範第三方的崛起符合俄美的共同利益。俄羅斯和美國一樣，將第三方的核及導彈力量視為巨大威脅，俄羅斯樂於在遏制第三方的基礎上與美國協商談判，達成新的軍控協議。

2019年8月5日，普京主持俄羅斯安全會議，專門研究《中導條約》終止後的國際安全域性勢。會議提到目前俄羅斯反擊美國所依賴的4種主要武器系統：X-101空射巡航導彈（X-101）、“匕首”空射導彈（Kinzhal air-launched missiles）、“口徑”海基巡航導彈（Kalibr sea-launched missile）、“鋯石”高超聲速反艦巡航導彈。俄羅斯表示，在發展、生產和部署中程導彈方面，俄將採取和美國相應的行動。一方面，俄羅斯繼續指責中導條約廢除的責任完全在於美國；另一方面，俄呼籲俄美立即進行戰略穩定與安全對話，以避免無限度的軍備競賽。

《中導條約》之爭延伸到《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表示，《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2021年到期後可能不會延長，因為“這個條約一開始就存在缺陷，沒有包括“短程戰術核武器”（short-rangetactical nuclear weapons）和俄羅斯‘新的運載系統’（new Russian delivery systems）”。俄羅斯也有自己的不滿。2019年6月24日，俄副外長里亞布科夫在俄聯邦委員會國際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指責美方將改裝的大量戰略運載工具排除在條約限制範圍之外，“這總共涉及56個三叉戟II型潛射彈道導彈的發射裝置和41架B52H戰略轟炸機”。對於是否儲存《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俄美兩國國內都存在不同的聲音。總的看來，和《中導條約》不同，俄羅斯更希望保留《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因為這個條約給予俄與美同樣的戰略地位，條約規定的嚴格核查措施（每方每年可以進行18次現場核查）也保證了一定的戰略互信和情報的真實性。如果該條約被廢除，俄羅斯面臨的經濟及技術上的壓力會更大一些。美國很多人也是看到這一點，試圖將《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延長與否作為對俄施壓的一個手段。

俄美核談判的困境在於俄美兩國之間總體戰略互信的缺失，特別是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兩國矛盾升級。每一方都將對方的行為視為進攻性的，不斷採取反制措施，最後螺旋升級。美國指責俄羅斯違反了一系列條約，包括《中導條約》（INF Treaty）、《歐洲常規力量條約》（Conventional ArmedForces in Europe Treaty）、《化學武器公約》（Chemical WeaponsConvention）、《開放天空條約》（Open Skies Treaty）、《布達佩斯備忘錄》（Budapest Memorandum）、《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Accords），以及干涉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

俄羅斯則指責美國的行徑破壞了兩國關係的基礎，包括2002年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在東歐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美國領導的北約不斷東擴以壓縮俄羅斯的生存空間、在原蘇聯地區策動“顏色革命”、干涉俄羅斯國內政治。2018年8月7日，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表示：“我們見證了蘇聯解體、華沙條約組織解散。而北約儲存下來，從各方面試圖包圍俄羅斯。……現在不存在像當年的華沙條約組織和北約那樣的兩個陣營在直接衝突中對抗的情況。而北約在繼續行動，它不僅僅繼續存在著，還在不停擴張和吸納新的成員國。……我們不能對此視之不見，因此核均勢不能被廢除，對於軍官來說最重要的是明白各國戰略核力量的相互關係。而北約國家，無論他們口頭上怎麼說，始終將俄羅斯視為潛在對手。而且很明顯的是，他們核三位一體在內的軍事力量都針對俄羅斯。這令人遺憾，卻是事實。……即使是戰術核武器，接近俄羅斯邊境時也可用作戰略核武器，而鑑於非核武器的高品質，它們也能造成大規模殺傷。”

值得注意的是，俄美兩國國內都存在這種呼籲，希望兩國就軍備控制維持接觸，儘可能達成某種妥協，以維持基本的戰略穩定。兩國可能採取一個兩步方案，第一步是希望將第三方中國納入軍備控制條約的談判，藉此裁減中國的中程導彈。如果達不到目標，就採取第二步措施，俄美達成一個縮小版的《中導條約》，即維持在歐洲地區繼續禁止部署中程導彈，而放開在其他地區例如亞洲的導彈部署。這樣既可以緩和俄美矛盾，又能得到歐盟的支援。因為歐盟既是美國的盟國，又是俄羅斯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俄羅斯自認是一個歐洲國家，它對歐洲的關注遠遠超過亞洲。2018年11月13日，俄羅斯常駐歐盟代表奇若夫表示，莫斯科準備討論對條約進行修改或者用新的條約取代現有條約的問題。12月5日，俄聯邦委員會國防與安全委員會主席邦達列夫進一步闡明：“對中導條約的誤解可藉助俄美間的全面談判來解決。談判結果可以是對條約進行修改，例如，可以將其有效區域限制在歐洲戰區，同時允許在有客觀合理性的其他地區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導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