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FC-31在總體設計方向上沒有大的問題。只要追加大量的測試和漸進的外形/結構細節修改，並不斷的新增、整合越來越多的機載裝置（比如雷達、通訊、電子戰）；最終在確保整機訊號特徵的前提下，FC-31可以形成完整的作戰能力，進化和完善成為殲20那樣真正的隱身戰機。這是一條堂堂正正的正道，是蘇57專案已經沒有機會走上的正路。

圖：蘇57在總體佈局上已經斷絕了真正隱身化的可能性

“在傳統的飛行器研製團隊中，要將隱身技術要求融入飛行器設計非常困難：“為什麼要這樣設計飛機？我們多少年來都不是這樣設計飛機的！”隱身工程師面對的是成百上千的希望固守自己傳統領地的設計師和工藝師！”

——611所副總設計師桑建華

在F22和F35珠玉在前的情況下，為什麼蘇霍伊的蘇57會在總體設計上一頭扎進死路 ？最大的問題不是美國人又策劃了什麼陰謀得逞，而是俄羅斯航空學術界權威的劣幣淘汰良幣現象。

在從三代機向五代機的突破過程中，決定成敗、而又極易被人忽視的一個因素，來自那些直接影響飛機總體論證的高階技術人員的觀念和態度。即使是在戰鬥機設計這樣的高精尖領域，也從來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新技術新理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至少有如下三個：

第一：新技術的運用，同時伴隨著更高的風險；這種危險，部分源於實際，部分源於技術人員的主觀感受。即使是出於收益/風險的理智權衡，很多敬業、且極具突破創新能力的設計師和工藝師，照樣也很牴觸新技術。

圖：黑鳥是航空史上最具突破性的型號之一

比如設計了U-2和SR-71的凱利·約翰遜，他本人就對各種電子電氣化的自動控制技術非常不信任；事實上任何一種顛覆性的新技術興起的早期階段，這種現象都非常常見。

尤其是此類新技術/設計的運用，需要在其它方面付出負面性代價時，它一定要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這也是為什麼中俄這樣的後發國家，常常“用短得多的時間，就走完美國幾十年的路”的核心因素之一；新技術體系開創者遭受的阻力和壓力，是後來者所難以想象的。

第二：接受新理念和掌握新技術，必然要經歷持續性的高強度學習和思考——而且還經常必須在完成現有工作的基礎上，額外花費大量精力去做。有多少人能在走出校門以後，還能維持高二、高三的學習強度？“主動接納新技術、新理念”，“高強度學習和思考”；如果只是吹牛逼、唱讚歌的話，當然輕易無比。

圖：宋文驄老先生對新理念和新技術的熱情好學，特別是激勵年輕人提出新想法思路方案的習慣，一直持續到了生命的終點。他有極強的感染和帶動能力，可以在不斷提升自己的同時，也帶動著整個團隊的能力一起提升；殲10專案的新技術比例超過60%，沒有一批宋這樣的人作為總師、作為團隊骨幹，在國內是絕不可能搞成功的。

但真落在個人頭上，不必說甘之如飴，就是能自我剋制、用意志力長期堅持下來的人，也無不是能力一流的骨幹中堅，這種人從來都是少數。但這少數人是否能得到重用、積極性能否被充分激發並長期持續、能否在研製工作中充分形成影響力，卻對專案的成敗優劣起到著決定性的作用。

對於多數人來說，他們的真實態度“只是工作而已”、“只是飯碗而已”；他們對新理念、新技術的掌握，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被動的、非自發的。在業務水平好的企業中，這樣的人比例相對更低，而且也更容易受技術骨幹的感染、用相對更為積極的心態和努力程度去接納新理念新技術。

圖：蘇27的首任總設計師伊萬諾夫，他主持設計的T10原型機效能極其差勁，因此被西蒙諾夫淘汰出蘇霍伊。直到新的蘇27總體設計顯露出巨大優勢之後，他依然在不斷抱怨“西蒙諾夫會徹底毀了這個型號”“他把飛機折騰的不成樣子了”

第三：需要接納新理念、新技術，等於變相承認自己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相關能力已經開始過時、落後。對於一些年紀大、資歷老、往往還有較高地位的人，他們對此尤其敏感，完全不容自己的權威遭受挑戰。

圖：殲20的總體框架方向是對的，理論上的潛力極限很高。現階段不可避免要出現部分功能實現不完整、指標不達預期、存在意外缺陷的問題，這同樣是F22和F35遭遇過的必然規律，都是需要在隨後的發展中不斷解決的。

俄羅斯和中國曾經聯合起來做五代機的基礎預研，但最終的型號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設計方向。根子就在於兩國在各自路線競爭中勝出的高階技術人員，在對隱身問題的態度上完全不同；上述的三個原因，在其中就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某些國家曾有總師級別的高階飛機設計人員，在蘇57剛公佈照片的時候，在論文中論證蘇57採用了S型進氣道等設計，以獲得較為良好的隱身效能。只要有最基本的立體空間幾何概念和飛機結構常識，都知道在蘇57的機身構型中根本不可能擠出那麼多空間給進氣道。

圖：蘇57進氣道

隨著俄方公佈了蘇霍伊的車間新聞採訪，整個蘇57的進氣道構件完整的曝光在鏡頭中，一切的僥倖心理和幻想都被就此打破；但某些國家高階設計人員的結論，卻變成了蘇57放棄隱身是俄羅斯人的智慧、是絕招制勝。

圖：蘇27的原型機設計路線完全錯誤，效能遠不及預期，且存在大量不可接受的致命缺陷，付出巨大代價後被廢棄。在航空史上，胡搞亂來是蘇霍伊的常態。

這就是很典型的思維觀念衝突：一方面，理智上、技術上、邏輯上，必須承認美式隱身體系的先進性和優越性；另一方面，又要替俄羅斯保持道路自信，堅信蘇霍伊一脈不會在戰機設計中犯下根本性的、低階的方向錯誤，設計成果一定能與美中國產品形成有效的抗衡能力。

正是為了維護後面的觀點，一些級別已經非常高的設計師，在思考和認知上不斷放棄原則和底線，從飛機設計專家變成了科學哲學專家；一開始還是選擇性忽視幾何空間和結構力學規律的限制，到最後乾脆玩起辯證法的把戲，把專業知識和學術工程原則完全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圖：費得索夫院士，俄羅斯航空界的頂級學術權威，普京的智囊團成員，至今依然一口咬定：蘇27早期被淘汰的T-10原型機設計，其效能已經完全足以滿足抗衡甚至壓制F15的要求。今天的蘇57總體設計方向，也是在他的帶領下，不顧俄中央流體院的堅決反對最終確立下來的。

這種為了維護權威、自尊、自信而形成的反智主義傾向，在沒有合理機制制約的情況下，甚至極有可能透過個人的地位、身份，進一步放大和固化成為整個機構、集團甚至是一個國家的思潮和政策方向。

縱觀歷史，不只是具體到幾個型號工程，由此導致的整個國家、民族陷入困境甚至災難的悲劇，其實都屢見不鮮，至今未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