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55週年
紀念中國第一艘載人飛船“神舟五號”著陸成功16週年
作為中國航天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神舟五號”的發射和返回視窗必然經歷過千挑萬選，最終選擇在16年前的今天返航著陸，顯然並不是刻意為了與中國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日子重合。不過，這種巧合在客觀上還是給學歷史的孩子們省了不少事兒，而這兩件事之間，確實也有內在的聯絡。
中國第一代實用化核武器的投送平臺，主要是初代版“東風快遞”，也就是錢學森等人當年提出的“八年四彈”規劃的產物——從東風-2到東風-5的四型液體燃料戰略導彈；而中國載人飛船目前為止唯一的發射平臺長征2號F，其研製基礎長征2號，本質上就是東風-5的民用版。
三次天安門受閱的東五家族，扛起的不僅是共和國戰略核威懾力量
早在1966年5月，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就確定以在東風-4基礎上加裝第三級固體火箭的長征1號運載火箭作為發射平臺。因此在1970年1月30日東風-4發射成功之後不到三個月，“東方紅一號”就在長征1號的推動下成功入軌。而在“東方紅一號”升空的當晚，一場持續七天的“載人飛船總體方案討論會”已經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實際上，早在1961年，錢學森就在中科院舉行了“星際航行”座談會，會後中科院還為此成立了“星際航行委員會”——一個聽起來非常科幻小說式的名字。而在這個委員會負責的1964-1973年中國航天發展的規劃中，就提到要在衛星上天五年後，發射名為“大躍進”號的載人飛船。
“大躍進”就是“曙光一號”的前身，實際方案與美國的“水星號”類似
作為先導試驗的一部分，1966年7月15日，中國從安徽發射了一枚探空火箭，隨著24分鐘後，返回艙內的搭載犬“小豹”從七萬米高空安然無恙地返回，標誌著中國載人航天事業走出了堅實的一步。
為了把“小豹”安全送上太空並返回，探空火箭箭頭返回艙直徑加大到600mm
1967年9月，七機部第八設計院載人飛船總體研究室完成了論證報告，此時“大躍進”已經更名為“曙光”。在逐漸細化的論證過程中，在錢老的建議下，飛船方案也從“大躍進”式的五人飛船，逐漸變為符合國內運載火箭水平等方面實際的兩人式。
即使是今天，一次性載五人上天的飛船也不是那麼容易搞的
在“東方紅一號”升空後，為了加快東風-5的研製進度，1970年5月，國防科委在北京地區組織了代號為“705會戰”的大範圍集中攻關工作，7月14日，國防科委正式向中央提交了關於研製載人飛船和選拔宇航員的報告，經毛主席圈閱批准後，代號為“714工程”的中國第一代載人航天事業在經歷了近十年的運籌帷幄後就此啟動。
作為“714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1970年10月初，中央軍委決策從空軍殲擊機飛行員中選拔航天員。由於當時把著陸場定在四川盆地（和中國首顆返回式衛星相同），因此飛船返回時的軌跡要比後來“神舟”在內蒙古四子王旗著陸場時更陡峭，導致在選拔航天員時甚至要求能承受12個G的過載。
1975年11月29日，中國第一顆返回式遙感衛星在太空飛行3天后，安全返回到四川中部預定回收區域
所以在幾個月的預選工作後，在全軍1918名年齡、身高、體重等符合基本要求的預選飛行員中，最終只有19名達到了選拔標準，是名副其實的“百裡挑一”。1971年5月14日，空24師師長薛倫（1955年被授予空軍中校軍銜）等7名精明強幹的空軍師團級領導幹部奉命抵京報到，組建了由空軍直接領導的“714辦公室”，作為宇航員訓練籌備組。
空24師為共和國兩代載人航天事業，都做出過貢獻
儘管缺乏相關經驗，但“兩彈一星”事業不斷取得成功的鼓舞，仍然使得這26位前輩們幹勁十足。“有什麼裝備打什麼仗”，“714辦公室”通過蒐集國外資料分析，計劃使用1965年末引進的圖-124V客機改裝後作為宇航員失重訓練機，準備在當時修建中的四川西昌機場（1975年開航投入使用）展開訓練；並與航天507、508等相關院所，北京航空學院和南京紫金山天文臺等單位聯絡，組建一支精幹的宇航員培訓隊伍，計劃於1971年10月開始教學。
當初引進兩架圖-124V的時候，本來還有測繪仿製的考慮，但引進後發現該機耗油率高，經濟性差，上級最終仍決定仿製同期引進的安-24
然而一切還未真正上路，在“9·13”事件之後的1971年11月，作為一個完全由空軍主導的單位，實際上已經有兩個月無事可做的“714辦公室”接到了解散命令，薛倫等人和19名飛行員均返回原部隊繼續任職。即使不考慮政治原因，在此前的高層會議中，錢老也已經發現，在國民經濟較為困難的時候搞載人航天確實存在著極大的阻力，做好了將“714工程”轉為技術儲備的準備。
“曙光一號”1972年逐漸轉入技術儲備時，周總理還曾風趣地說，“我們不和他們（指美蘇）搞比賽，我們先把地球上的事兒搞好”，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撫慰和鼓舞下，原本載人航天戰線的科研人員們加入到了返回式衛星技術的攻關行列中
客觀上說，在當時諸多技術水平、人力物力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國家決策暫時中止只是開了個頭，未來勢必耗資巨大，而且還無法直接提升大國核威懾能力的載人航天計劃，除了爭不到“亞洲第一位宇航員”這點虛名之外，損失並不算太大。
這真不是咱們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亞洲第一位宇航員，是1980年7月23日乘坐蘇聯“聯盟37號”飛船進入太空的越南空軍飛行員範遵。而在當初《關於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層空間的新協議》這份於1976年8月簽訂，規定由蘇聯邀請並培訓盟國宇航員，並把他們送上太空的檔案上，簽字國並沒有越南。
上圖向戰友介紹擊落B-52經驗時的範遵
但隨著越南此後飛速倒向蘇聯，在對越自衛反擊戰剛剛結束後的1979年4月，蘇越兩國簽署了《蘇聯為越南培訓航天員協定》，正是靠著這份協定，範遵這位曾在蘇聯學習飛行，曾在越南戰爭中駕駛米格-21擊落美軍B-52的優秀飛行員才最終成為了亞洲第一位宇航員。
同為華約組織在亞洲的觀察員國，蒙古儘管是1976年那份協議的簽字國，但由於該國空軍飛行員水平遠不如越南空軍等原因，其首位航天員直到1981年3月22日才乘坐“聯盟39號”飛船升空。接下來，印度在1984年、敘利亞在1987年、阿富汗在1989年，都依託蘇聯的火箭和飛船實現了“飛天夢”。
在這些人中，曾一路晉升到空軍上將，後來因反對阿薩德而流亡土耳其的敘利亞空軍飛行員穆罕默德·法里斯的故事最令人感慨
總之，雖然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空軍的飛行員們，其個人確實為進入太空而付出了一位合格航天員該有的自我奮鬥，但他們的國家並沒有在這個過程中做出什麼貢獻。而當航天英雄楊利偉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夢想完成首次太空任務時，支撐著他的那套體系，已經在“曙光一號”下馬後的三十多年裡長成了參天大樹。
在“神舟五號”任務中發揮重要任務的四艘航天測量船，其中三艘都參與過東風-5全程飛行試驗（580任務）、首顆同步通訊衛星試驗（331任務）。而託舉“神舟”的“神箭”（長征2號F）的研製基礎長征2號E（更為人知的名字是“長二捆”），更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航天工業克服“忍耐”困難時期，自行努力打通國際商業發射市場，換取寶貴資金的一項重要嘗試。
長二捆創造了從批准立項到發射成功僅用時一年的奇蹟，曾擔任過東風-5副總師的王永志院士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回顧往事，不僅是向締造了輝煌的“兩彈一星”和“載人航天”這兩個時代的先輩們致敬，更是值此時機向長征5號運載火箭致以最好的祝願。隨著70年大慶的熱度逐漸褪去，歷經坎坷的“胖五”身上“獻禮”的包袱越來越輕，我們希望它能夠更加順利地解決問題；無論是從2020年之後航天發射需求的實用角度，還是從航天發射在國家宣傳中極強的象徵意義這一角度，每個人都期待長征5號會像它的前輩們一樣，終將迎來苦盡甘來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