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清 栩先生

首發 | 栩先生（ID: superMr_xu）

1

1941年12月7日清晨，美國夏威夷群島瓦胡島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

這是一個普通的週日，一大早東邊的水線已經發白，寧靜的拂曉即將到來。與一般的美國民眾一樣，這些美國水兵們也在欣賞著海景，享受著難得的週末。

在這樣的日子裡，歐洲的英國、蘇聯正與德國展開白熱化的搏殺，亞洲的中國、日本之間也正在進行殊死的搏鬥，而此時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還獨立於戰爭之外。

“和平，真是好啊！”水兵們站在甲板上，遠眺著萬里晴空，感慨道。

忽然，他們發現天際邊有密密麻麻的戰鬥機飛了過來，這些戰鬥機越飛越近、越飛越近......

隨之而來的，便是越來越明顯的飛機馬達聲。他們仔細一看，發現每一架戰鬥機的機身上竟然都印著日本的國旗。

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飛機上就投下了雨點般的炸彈，在艦艇上、海面上相繼爆炸......

一時間，爆炸聲、水花聲、慘叫聲不絕於耳，原本美麗的藍天碧海，此時卻成了人間地獄。

數千位美國水兵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葬身海底......

美國位於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遭到了日本海軍的偷襲。

幾個小時後，這個爆炸性的訊息便傳遍了全世界。

此時，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陝北黃土高坡的窯洞，有一箇中中國人立刻對身邊的警衛員叫道：“快，給我一張世界地圖！”

很快，一張世界地圖就交到了他手上。他立刻攤開地圖，面對著中央政治局諸多人員，分析此後的戰爭局勢：

“日美戰爭爆發後已解除日蘇戰爭危險。日美戰爭爆發，對中蘇有利處有六點：

第一，華北華中日軍的掃蕩勢將減弱，即是說無大舉增兵之可能了；

第二，國民黨對邊區進攻的可能會減少；

第三，給親德親日兩派以致命打擊，我們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

第四，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加大了；

第五，蘇聯可從東方抽調一部分兵力向西；

第六，歐洲有建立第二條戰線之可能。將來戰爭歐洲會短些，亞洲會長些。日美戰爭前途，最初對日會有利，戰爭會延長，將要在兩三年後，英、美準備好才能決戰。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敗德國，然後英、美力量均向東打敗日本。”

......

他說的每一個要點都被身邊的書記員進行了記錄，在《毛澤東年譜》的中卷裡也有記載，日後的戰爭程序表明，他所分析的內容全部命中。

是的，這個人正是毛澤東，此時距離珍珠港戰事爆發僅僅幾個小時，甚至連官方統計的傷亡資料還沒有正式出來......

他的手上更不可能有一線的戰事資料，他憑藉的，只是眼前的世界地圖。

“珍珠港事件”爆發的幾天後，1941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更完整地構想了戰爭的程序：

“在半年之內，英、美均非日本之敵，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馬尼拉、達爾文等二三據點，即可在半年後造成對日相持局面，以待日本之敝，然後舉行反攻……

英、美的總方針可能是對日取守，而對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蘇力量解決德國，然後集合英、美、蘇力量解決日本，而兩方面蘇聯都是決定力量……

德國目前進入了進退維谷的歧途，但東線既無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東線取守勢，在南線或西線取攻勢的可能，如此則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條戰線，也有了迫使英、美採取集中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

在彼年彼月彼日時，無論是希特勒、東條英機、墨索里尼，還是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整體走勢，都沒有提出完整的戰略構想。

而蔣介石此時還在做著讓英、美將戰略重點放到亞洲來的一廂情願的美夢。

毛澤東，則把整個世界局勢預見得一清二楚。

2

很多人都對毛澤東在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寫的《論持久戰》大加稱讚，此文不但全面、客觀的分析了中日兩國的基本國情，還預見了整場抗日戰爭將經歷的三個階段。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針對這三個階段，還提出了一套具體的戰略方針。

抗日戰爭於1945年才結束，《論持久戰》發表時離“盧溝橋事變”還不到一年，卻已經將戰爭未來的走勢預見得絲毫不差。

僅憑這一點，很多人就無比佩服毛澤東的預見性。

相對而言，較少的人知道毛澤東的另一個重要預見，那就是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幾個小時內，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整體局勢的預見。

相比於《論持久戰》，毛澤東的此次預見範圍更廣，所涉及的利益相關方更多，而且同樣預見正確。

很多人都將毛澤東都當做是“神”，否則怎麼可能有這麼強的長期預見性呢？

但是，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毛澤東也不是“神”。

他之所以有這麼強的預見性，絕不是靠臆測，也不是靠巧合。

而是建立在豐富的閱歷，淵博的學識基礎之上的，加上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調查研究、縝密的分析判斷，從而得出客觀規律的判斷。

本文就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毛澤東，從他的個人成長經歷入手，探索他的預見性究竟從何而來，以便指導我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據毛澤東後來回憶，他在19歲才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圖，剛看到時第一反應就是在上面尋找自己的故鄉——韶山，可找來找去連湘潭都找不到，更何況韶山了？

從那時開始，他就深感世界之大，自己見識之少，便饒有興趣地研究它。從此，這個習慣就伴隨了他一生。

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期間，他與蔡和森、蕭子升等人如飢似渴的閱讀曾文正、胡林翼等人的書籍，探討國家的未來。他曾這樣回憶他與朋友們的師範生活：

“那時候，我和我的朋友們常常身無分文，但我們卻不屑於談論身邊的瑣事，我們要談只談大事，國家、社會、人類、地球、宇宙。”

每個人的能力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養成的，你現在的任何行為一定透露著過去習慣的痕跡。

設想一下，假如我們從小隻愛關注身邊一些瑣事，或者只考慮小範圍的事，那麼養成習慣後，以後見到什麼新事物，就會自然而然的看小事、看區域性，又怎麼擁有全域性的預見性呢？

有人曾做過一個心理測試。

第一次，他往一個小瓶蓋裡面倒水，很快水就溢位來了，於是他問同學們：“水少嗎？”

同學們回答：“不少！”

他又問：“那為什麼小瓶蓋的水溢位來了呢？”

同學們回答：“因為瓶蓋本身太小了！”

第二次，他往一個瓶子裡倒水，這次瓶子盛的水比小瓶蓋多，但過了一會兒水又溢位來了。他問了同學們同樣的問題，得到的回答是“因為瓶子本身就這麼大！”

第三次，他往一個桶裡倒水，這次倒了很久水都出不來，他又問同學們，得到的回答是“桶本身就容量大！”

最後，他問同學們：“那麼你的心有多大呢？”

這倒頗像“燕雀焉知鴻鵠之志”這句話，如果一個人的心只有燕雀這麼大，那麼他如何擁有鴻鵠的眼界呢？

1936年，43歲的毛澤東站在陝西省清澗縣袁家溝，面對著祖國的大好河山時詩興大發，寫了一篇《沁園春·雪》，結尾寫道：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由此可見，毛澤東一直保持著全域性思考的習慣。

他甚至站在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的高度上來觀察當代，那麼他的視野到底有多寬廣呢？

3

就像有大媽在菜市場買菜時和其他大媽碰面，就開始聊有絕對可靠的內部訊息，某某股票要漲，趕緊買，於是其他大媽連買菜都顧不上，趕緊回家去買股票。

結果呢？

很多人對於股票的基本資訊都不知道，漲了也不知道是怎麼漲的，跌了也不知道是怎麼跌的，整個過程就是稀裡糊塗。

可這些內部訊息真的是絕對可靠嗎？

絕大多數時候都不會。

那些傳播訊息的大媽自己也是稀裡糊塗，她也是聽別人講的。一直追蹤下去的話，會發現這個訊息的源頭根本找不到，所有人都是稀裡糊塗的。

為什麼會稀裡糊塗呢？

因為沒有獨立思考，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這時候炒股票賺錢就不靠“預見”，而是靠“蒙”。

我見過的真正做股票二十多年還持續盈利的人都是長期主義者，他們會有獨立的思考，並且長期堅持自己的想法。

毛澤東也在《論持久戰》中著重駁斥了兩種人：一種人持“亡國論”，另一種人持“速勝論”。

不管是“亡國論”還是“速勝論”，這兩種觀點的依據是什麼呢？

壓根就沒有依據，只是憑主觀臆斷，或者道聽途說、人云亦云。

毛澤東在另一篇著作《實踐論》中寫道：“在對任何事情沒有做出深入了解、分析的前提下，都不要急於作出任何結論。”

毛澤東之所以能如此精準的在《論持久戰》中預見戰爭走勢，以及在“珍珠港事件”之後預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整體走勢。

都因為他進行了深刻的獨立思考，分析各利益相關方的利弊以及他們做出的反應，各方做出的反應之間又會受影響，疊加起來就是最終結論。

這就像是一個象棋高手，他已經摸透了對方的內心活動以及接下來的棋路，在下這一顆棋子的時候已經把之後的10步、20步甚至50步的棋局都考慮進去了，對於對方各種可能的招術，他自然早就做好了應對之準備。

事實上，在“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國內民眾的報復心理非常嚴重，主張先打亞洲的日本、再打歐洲的德國。

但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從大局上分析，都認為“先歐後亞”戰略優於“先亞後歐”戰略。

在諸多美軍將領的作戰計劃中，絕大多數人都主張“先亞後歐”戰略，只有極少數人主張“先歐後亞”戰略，其中就包括彼時還名不見經傳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正因為如此，艾森豪威爾才在眾多將領中脫穎而出，任歐洲盟軍最高司令，直至後來升任美國總統。

羅斯福、馬歇爾、艾森豪威爾，這三人都沒有盲目跟風，而是經過了獨立的思考採取了“先歐後亞”的戰略。

他們沒有想到，遠在東方的毛澤東早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的幾個小時，就準確預見了美國的“先歐後亞”戰略，比上述這三個美國領導人更早，理由與也上述三人如出一轍。

如果不經過獨立的思考，怎麼可能預見得如此準確？

4

假如我做出如下的預見：今年12月份，中國東北地區會有大面積低溫至零度以下，部分地區會有降雪，該地區居民應注意保暖禦寒。

到了12月份，你去到東北之後發現真的如我所說，建議也完全正確，會不會覺得我很“神”呢？

當然不會，你甚至會覺得我說的都是“廢話”。

為什麼？

其實，你在無意間就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即使還沒到今年的12月份，你也能預見到12月份發生的事情，更能堅定的駁斥諸如“12月份的東北地區豔陽高照，氣溫已近40度，酷熱難耐，多人中暑”之類的言論。

設想一下，假如一個人從未去過東北地區，也一點都不了解那裡氣候狀況，聽到了你的預見而且被驗證正確，會不會覺得你很“神”呢？

當然會。

而之所以覺得你“神”，是因為你看到了他看不到的東西，這之間的差距，就是有沒有做大量的調查研究。

前文說到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那麼獨立思考的基礎是什麼呢？當然是調查研究，否則依據在哪兒？

同樣，我們之所以覺得毛澤東很“神”，是因為他看到了我們看不到的東西，更因為他比我們有更多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書中明確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又在《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進一步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早在1917年，他就與蕭子升一起徒步“窮遊”湖南五縣，考察各地風土人情，寫調查報告，對於國內的農民運動形勢了如指掌。

同樣，對於國際局勢，他也做過大量的閱讀和調查研究：

《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一書中談到，毛澤東從《華盛頓傳》認識美國，從《拿破崙傳》認識法國，從《葉卡傑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傳》認識俄國。

他的床上堆滿了書，每晚必須要有足夠的閱讀量才能入睡。他如飢似渴地學習，閱讀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斯賓塞的《邏輯》，在長長的書單子上還有盧梭、克魯泡特金、約翰·斯密勒等作者的名字。

凡是他能找到的書都認真地讀，不但讀而且寫批語，做筆記，並且天天讀報，堅持不懈，從報紙上他知道社會主義，看到“俄國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東”。

他雖沒去過歐美，也沒見過羅斯福、丘吉爾等人，但早已通過大量的閱讀、調查研究摸透了那邊的局勢，甚至比歐美本中國人更能掌握他們自己。

“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當他開啟世界地圖，預見“珍珠港事件”之後的世界局勢時，那是他過去大量的調查研究、獨立思考在那一刻的迸發。

5

作為領導，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指揮和決策，自然要比其他人更站高一線看問題。

毛澤東深知“將帥無能、害死三軍”的道理，他多次提及“長平之戰”中趙括的慘痛教訓：

趙國將領趙括沒有做實地調查研究，只會紙上談兵、生搬兵法裡的教條，對戰爭局勢進行了錯誤的預見，害得四十多萬趙軍將士全部被秦軍坑殺。

作為領導，決策絕對不能靠“瞎猜”、“瞎蒙”、“臆斷”，否則不但會害了他自己，更會拖死全域性。

與“瞎猜”、“瞎蒙”、“臆斷”有本質不同的是，“預見”有著充分的調查研究做依據，有充分的獨立思考做支撐，能對未來的局勢進行準確分析，作為一個領導就必須把這種責任感扛起來。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報告的結論中講道：

“什麼叫做領導？領導和預見有什麼關係？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

他也對領導的預見功能及特質做了深刻的剖析：

“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

坐在指揮台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

只有當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它，這才叫領導。”

對於“領導”二字如何理解？領導與下屬的區別在哪裡？

對於這一點，很多人都理解為領導要比下屬的能力強才行，我也曾經這麼認為過，後來發現根本不是這樣。

這一點，我在之前的文章《毛澤東靠什麼領導中國最牛創業團隊？答案就在《毛選》中》有所提及，在此不贅述。

後來，我看了諸如柳傳志、馬雲、周鴻禕等企業家的傳記，發現他們無一例外都是毛澤東的忠實擁躉，他們都將衡量一個領導能力的標準定義為“9字真言”——定戰略、搭班子、帶隊伍。

這3條標準，都無一例外的對預見性有著極高的要求。

你能對多少人負責，你就會成為多少人的領導。

如果我們只是埋頭於當下的事務本身，那麼頂多算是個業務熟手、工作標兵，但還不具備領導的素質。

只有擔起領導的責任感，才會從當下的事務中抽離出來，再對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預見，提前做好定戰略、搭班子、帶隊伍的佈局。

而長期的預見性，正是在這份領導的責任感中逐漸培養出來的。

6

我們常常會奢求能學到一個絕招，然後就能迅速提升，馬上拿到結果。

可現實證明，根本沒有這樣的絕招。

就像我們知道《毛澤東選集》是一個寶藏，裡面蘊含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祕密，但太多人去閱讀後又覺得裡面的內容生澀難懂、枯燥乏味，又中途放棄。

我們之所以有“學到絕招”這樣的想法，源於一個妄念——走捷徑。

因為直接在紅塵中去實踐和消化，實在是太浩瀚了，太難了。

別人在紅塵中矢志不渝、上下求索、悟得真理，並將所感所悟記錄下來的，那叫做“智慧”；

我們沒有在紅塵中歷練，只是想一步到位，去吸收別人已經沉澱下來的東西，那隻能叫做“知識”。

“智慧”是活的，因為掌握智慧的人已經能觸控到本質，知道即使千變萬化也萬變不離其宗，自然就能活學活用；

“知識”是死的，因為那只是別人的東西，自己難以消化，頂多聽個故事、圖個熱鬧，卻無法觸及其精髓，更毋談運用。

如果把毛澤東對於事物發展的長期預見性作為一個絕招，那也是他從長期以來養成的大局思維習慣裡，從獨立思考的行為裡，從大量的調查研究裡，從作為領導的責任感裡養成的。

根本沒有所謂的“一學就會的絕招”。

任何絕招都是經過日夜反覆而形成的，毛主席本人也並沒有一學就會，其他人想要速成那就更是痴心妄想。

本文並沒有從具體的方法層面來講怎樣像毛主席一樣擁有長期的預見性，而是花了大量篇幅去講他的成長曆程、他習慣的養成，以及他的行為。

因為一個真理：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