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年代裡，他帶領著情報局立下汗馬功勞；和平年代中，他積極推行責任田，成為我國農村改革的先驅。他的人生故事至今看來跌宕起伏，給人帶來啟示和感悟。
情報局長曾希聖：周恩來稱他為我軍情報工作“創業的人”
曾希聖，1904年出生在湖南省興寧縣，長期從事無線電密碼破譯研究，1932年到達中央蘇區，當時就任命他為偵察科長。之所以如此安排，是由於之前他有豐富的偵察經驗。
曾希聖到達中央蘇區的時候，正值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大發展時期，當時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認為情報工作很重要，就把偵察科變成了情報局。後來就演變成了一局、二局、三局，一局是作戰局，二局是情報局，三局是通訊局，曾希聖就是二局情報局的局長。
贛州戰役的時候，偵察回來的情報表明贛州這一塊，敵人比較少，大概只有幾千人。當時紅軍覺得，這個力量似乎不是太強，可以打。
實際上當時贛州北面，駐紮著國民黨的精銳部隊，即陳誠率領的精銳部隊，而這一情報沒有被準確探查到。開戰之後，紅軍以第3兵團為主力衝進去打，第5兵團作為後援。但這個時候，陳誠就帶著軍隊迅速南下進行支援。結果那次戰役整個紅軍犧牲了三千多人，特別慘烈。作為情報局長的曾希聖對此感到十分內疚。從此以後，他就一直在想，怎麼能夠搞到特別準確的、及時的情報。突然有一天，他想起以前結識過的一個報務員，這個報務員對他說軍用密碼電報是可以猜譯的，曾希聖由此萌發了一個想法，決定從破譯敵軍密碼電報方面找出路，只要能夠攻破破譯難關，就可以獲得敵軍戰役的情報。
然而國民黨軍的電文內容繁雜，文體古怪，電文普遍較長，帶有不常用的漢字、形容詞、簡化片語，古怪的文體，弄得他們自己對著密本譯電都十分費勁，何況破譯。曾希聖知難而上，一方面大量抄收敵臺發出的密電，並按時間分部登記編號，透過戰況實際分析密電內容；注意收集部隊繳獲的敵軍密碼本和電報底稿，以便從中找出破譯的方法；另一方面向加入紅軍的原國民黨軍電臺人員瞭解其密碼和譯電的一般情況，特別是向我黨無線電通訊創始人周恩來請教，以求弄清編碼的規律。當時蒐羅了大量的電報報文，足足有兩大箱，曾希聖就和他的手下，沒日沒夜地翻、找。結果找到了一份電報，那份電報是已經翻譯出了三十多個字，其它的都還沒有翻譯出來，曾希聖一下子就覺得曙光在眼前，因為既然有這三十個字，就可以慢慢地以此為突破口尋找規律。
為了翻譯這份電報，那段日子，曾希聖把自己關在房子裡，沒日沒夜。最後，他終於把這篇電文翻出來了，為了證實它的正確性，再根據其他地方的情報資訊，進行核對，最後證明這份電報譯的是對的，這樣，就打開了一個缺口。以後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圍剿，曾希聖破譯的電報就已經很多了。
然而敵人很狡猾，他們的密碼開始變化，因為敵人的嫡系很多，每個部隊都有自己的密碼，都還不一樣，所以這些密碼就要不斷地破譯。沒多久，國民黨圍剿時用的那些密碼，基本上二局都能夠掌握住。幾乎所有被二局偵收到的密電都能夠破譯，甚至連國民黨名將、黃埔三傑之一李默庵用密碼發給老婆的詩都準確無誤地破譯了出來。
當時，正值四次反圍剿的時候，李默庵所率部隊往來的密電以及來往通訊，二局基本上都能夠截獲並且破譯。一次，在打登仙橋附近的一場戰役時，紅軍一舉殲滅了國民黨兩個師，兩個師長，一個被擊斃，一個被俘。李默庵的部隊並沒有受太大的挫傷，但他心情也特別不好。於是他透過他的師部，用密電給他遠在上海的夫人發了一首詩，尾聯是“登仙橋畔登仙去，多少紅顏淚始幹。”以紓解他憂傷的心懷。二局截獲並破譯了這首詩，報告給朱德、周恩來。1936年12月周恩來到西安處理西安事變時，見到他的黃埔學生李默庵，想起了這首詩，說李默庵的詩寫得好，並隨口說出了詩句。李默庵大吃一驚，三年前寫的這首詩不曾給他人看過，又是用密碼電報發給夫人的，周恩來如何會知曉？周恩來直言相告，說紅軍截獲了電報，李默庵於是大驚失色，他震驚於紅軍無線電偵察的能力。
周恩來記住了李默庵的詩，更記住了曾希聖。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不久，迎來了紅軍建軍六週年紀念日，曾希聖被授予二等紅星獎章，周恩來更稱他為我軍情報工作“創業的人”。葉劍英說：“曾希聖不簡單，是個可以認識‘天書’的人。”並說，“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曾希聖等同志提供的準確情報。”
對長征中立下汗馬功勞的軍委二局，毛主席也作過高度的評價：“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甚至還說過，“沒有曾希聖的二局，就沒有紅軍。”毛主席還先後兩次為紅軍的偵察電臺題詞：一次是“你們是科學的千里眼、順風耳”，另一次是“你們是革命的魯班石”。
毛主席說：“你這個曾希聖是搞生產力的，是農業專家”
新中國成立後，曾希聖長期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走下戰場，和平的年代裡，幾十年中，他在各條戰線積極開展工作。特別是對於“責任田”的推行，傾注了他的智慧和熱情。
解放前，安徽是一個災害頻仍的省份，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生產水平非常落後，人民生活極其貧困，被稱為“乞丐之鄉”。曾希聖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時，有人曾戲稱他是“乞丐頭子”。曾希聖笑道：“安徽窮，是事實，但窮可以變富，我非要把頭上這頂‘乞丐頭子’帽摘掉不可。”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呢？
曾希聖提出：必須從恢復和發展生產力抓起；抓發展生產力，一定要從安徽的實際出發，發揮主觀能動性，多下苦功夫。安徽是個農業大省，要迅速發展農業，必須狠抓治水，興利除害。
1955年，安徽糧食生產獲得空前大豐收，全省糧食總產量達到1152.9萬噸，超過國家下達計劃894.5萬噸的28.88%，比歷史最高產量的1953年增產244.5萬噸。在工業方面，曾希聖根據安徽工業底子薄、條件差的實際情況，首先抓了煤、電和機械工業，然後一方面積極發展支農工業，興辦了一批農副產品加工廠、化肥廠；一方面大力開發本省資源，著重發展鋼鐵和有色金屬工業以及輕紡、化工工業。他還抓住大城市疏散的機遇，大膽引進資金、裝置、技術和人才。從1955年開始，用了兩年時間，先後兩批從上海遷入100餘家工廠企業。他重視科技和教育，重視人才。鑑於安徽建設人才十分缺乏，他不惜代價從省外招引各類專業人員，敢於起用確有一技之長的“戴帽”科技人員。他的這種求實精神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使安徽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較快地改變了原先的落後面貌。
對曾希聖在安徽取得的成績，毛主席深表讚許與支援。1956年1月，毛澤東聽取曾希聖關於安徽生產情況彙報後，說：“你這個曾希聖是抓生產力的，是農業專家。如果我們國家的省委書記都像曾希聖一樣抓生產力，那麼我們國家的農業生產就大有希望了。”並鼓勵曾希聖“要繼續堅持從實際出發，抓下去，抓出成效來”。同年9月，黨的八大期間，毛主席又一次表揚了曾希聖，並安排他作專題發言。八大上，曾希聖當選為97名中央委員之一，這在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中也是不多見的。
1960年9月，中央下設6箇中央局，曾希聖被任命為華東局第二書記。10月，由於山東饑荒問題嚴重，為了扭轉山東局面，中央任命曾希聖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政委。在中共歷史上，一身而兼兩省第一書記的領導人是極少見的，此舉顯示了當時毛澤東對曾希聖的充分信任。
1958年，“大躍進”的風潮席捲全國，當時的安徽是一片“熱土”，提出來三年要大變樣，要大翻身，當時搞得是轟轟烈烈。後來，三年自然災害來臨了，問題就暴露出來。
一直以來，曾希聖對“大躍進”都是積極擁護的，他曾經堅信人民公社是中國的出路，然而當他在實踐中發現其所存在的種種弊端，看到天災人禍後人民生活的慘狀，作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覺得他一定要做些什麼。於是，他辭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專心安徽的工作。
在去安徽的路上，曾希聖心情特別沉重，他們回到蚌埠，看到大批的難民在蚌埠火車站，曾希聖就跳上車，站在那兒跟大家說，你們不要走，我保證要讓大家能夠有飯吃，大家回去，就這樣子呼籲大家回去。那時的曾希聖非常瞭解農民究竟艱苦到怎樣的程度。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經常組織大家開會，會上，有人舉了一個例子，說在宿縣有一個老農民，73歲，他的兒子得了肺結核，沒有勞動力了，有人就勸他，你就吃五保吧，他說不，他說能不能跟公社要求，給他幾畝荒地，讓他自己去開荒地種糧食，自己養活自己。公社就同意了，心想你反正也不要吃公家的糧嘛。他就開了十幾畝荒地。那麼這一年下來，打了三千多斤糧食。他自己留了一千多斤，上交了一千八百斤糧給公社。這在當時絕對是大新聞。這個例子講完以後，曾希聖就覺得，這可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於是決定推行責任田。
所謂“責任田”，就是包產責任制，包產到隊，定產到田，以產計工，大農活包到組，小農活包到人，按大小農活的用工比例計算獎賠。當時曾希聖考慮到，一開始，反對的意見肯定很多，所以要進行試點，試驗成功再推廣。另外，他覺得一定需要得到有力的支援，所以在1961年的廣州中央會議上，他就向主席彙報，就說我們準備搞責任田試點。主席就說，可以試驗嘛，做錯了檢討就是了，如果能增產十億斤糧食，那是很不錯的事。
回到安徽以後，曾希聖首先在合肥郊區的蜀山公社進行試驗。試驗責任田有許多需要統一的地方，首先是水利，另外還有大農具以及上繳的糧食。對於一些老弱病殘、勞動力不強的人，可以做一些他們力所能及的事，比如養雞、養牛、養羊，都定好一定的定量，完成了，超產了，便是他們自己的。另外，農民包產交上來的糧食，也要透過隊裡分配，大家平均有一份，超產的也能拿超產獎，這樣農民非常高興，多勞多得，大家都幹勁十足，每天大清早天不亮就下地，勞動積極性特別高。
到了1961年的8、9月份，毛主席到南方視察，回來路過蚌埠，曾希聖就到火車上跟主席彙報責任田的情況，他告訴主席責任田能夠多打糧，而且農民都覺得確實有方向。主席說能夠多打糧，這是好事，你們可以擴大範圍。曾希聖一聽高興了，回來又跟省委傳達，說主席同意了，可以擴大範圍，範圍就逐漸的擴大，從百分之六十幾，到百分之七十幾、八十幾，最後到1961年的冬天，已經到91.1％了，安徽基本上都搞了責任田。那年的整個糧食產量超產了五十多億斤，將近六十億斤。
“責任田”推行後，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然而一場風暴也顯露出了降臨的前兆。
1961年底的時候，中央搞了以隊為基礎，以隊為核算單位，糾正過去以公社為核算單位的問題，毛主席覺得這樣就把權利基本上下放，可以解決大鍋飯的問題。
這年12月，毛主席到蘇州視察，打電話叫來曾希聖，用商量的口吻說：“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曾希聖回答說：“群眾剛剛嚐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毛澤東沒有明確表態。安徽省委認為毛主席既然沒有明確說不讓搞“責任田”，就可以繼續實行。可不久風雲突變，曾希聖搞的“責任田”遭到滅頂之災。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千人大會”，在這次會議上，安徽搞“大躍進”時期的問題受到批判，曾希聖做了檢討。
會上也把實行“責任田”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進行批判，說他搞“責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帶有修正主義色彩”。當時會議氣氛十分緊張，曾希聖連座位都沒有，只好自己拉把椅子坐到會場邊上聽批判。曾希聖本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態度，深刻反思了自己的“左”傾錯誤及其後果，同時表明自己對“責任田”、農業“三改”和“河網化”三大舉措所持的保留態度。尤其是對於“責任田”，他堅持認為，方向沒有錯，將來由歷史作結論。於是，會上有的人主張開除他的黨籍，有人提出要殺他的頭。這時，毛主席發話了：“沒有曾希聖，長征是不可想象的。殺頭之議，不要再提了!”
此後，中央決定免去其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調離安徽，專任華東局第二書記，但這是名義上的，既不讓他出席會議，也沒安排他擔負工作任務，實際上是“賦閒”在家。最終他不得不離開安徽，舉家搬到上海。
在從安徽到上海的火車上，女兒曾小紅第一次看見父親流眼淚，當時年幼的她還不知道怎麼回事。一路上，就聽父親跟柯慶施在談，說讓我回去，我要向安徽人民賠罪。責任由我來承擔，從哪兒跌倒，我就要從哪兒站起來。但是中央沒有同意他回去，曾希聖“賦閒”了，他被調到上海擔任華東局第二書記。
雖然賦閒了，曾希聖還一直琢磨如何才能提高糧食產量，甚至親自動手研製插秧機，一切一切都不離開糧食的增收問題。正當他日夜埋頭苦幹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196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東等省市的書記及南京軍區司令員、政委參加的會議，此時已經賦閒的曾希聖也到了會。毛主席問及他的工作情況，他緘默不語，面色悽然。目視曾希聖良久，毛主席緩緩地說：“沒有曾希聖，長征是不可想象的！你們這些長征過來的同志，為什麼不給曾希聖分配工作？不要忘本，應當‘得人點滴恩，必當湧泉報’啊！”8月，因國家三線建設的需要，經毛主席的批准，曾希聖轉赴成都出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沒過多久“文革”開始了，異常混亂，鬥這個鬥那個，但曾希聖因為是剛到四川，剛開始沒有觸動他，還比較平靜。但是到後來就不行了，造反派一下子就衝到他們家裡抄家。在一個五月，造反派衝進來把曾希聖抓走，拖到一個大會場，批鬥他，要他下跪，他堅決不下跪。曾希聖這個人特別的硬，他就不吃這一套。造反派看沒有辦法，就踢他的膝蓋，一直把他踢得跪倒在地上。曾希聖又掙扎著爬起來，他們又再把他踢倒在地上，就這麼一直踢，踢得脊椎這些地方全是傷。不僅如此，還抓著他的頭，從臺子這頭拖到那頭，那個時候曾希聖已經六十多歲了，實在撐不住，但他絕不鬆口，我不反黨，我擁護毛主席，一直都表現得如此。後來造反派也沒辦法，就把他抓起來，上大卡車遊鬥。這時候有幾個清華的學生，他們從北京來，他們瞭解曾希聖，他們覺得曾希聖一直是革命的，就跟著跳上了這輛卡車，一路看著曾希聖遊街以後，被送到了農村，在一個農民造反派那兒關起來了。
這些清華的學生看清了地理形勢，過了幾天，他們就冒充成都的造反派，戴著個成都造反派的紅袖章，騎著兩輪摩托，到了關著曾希聖的那個農村，跟看管的人說，我們要批鬥曾希聖，要把他帶走。那些人看看他們，沒有察覺出異樣，就讓他們帶走了。
救出曾希聖以後，他們把他轉到了成都一箇中醫學院，在那裡待了兩天，然後買了票，把曾希聖化裝成老中醫的模樣，帶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後，周總理接見了他們，周總理對曾希聖說你不要回去了，我要跟你談三線工作，你住在京西賓館，實際上是將他保護起來。但是沒想到9月5日，江青接見安徽造反派的時候，她說曾希聖是插手安徽的黑手，挑起群眾圍鬥他。實際上江青她們是針對周恩來的，因為周恩來保護曾希聖。當時曾希聖心情特別不好。沒過多久就發現他低燒，一直低燒，只得臥床休養。然而一直低燒不退，後來身上還出現紫癜，女兒逼著他去檢查，醫生一看，立刻說已經到了病危的階段，要治療就得輸血，經過商量，決定到下週一進行輸血。然而，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天，女兒曾小紅在給父親餵飯的時候，曾希聖突然說要大便，小紅趕緊去拿便盆，還沒來得及拿來，“譁”一下子，整個就排出來，全是黑乎乎的東西。小紅一看，心想完了，這可是胃大出血，是要命的。
那時，曾希聖的妻子餘叔還被造反派押在外面，問這問那，餘叔急得說，我家裡面有一個病危的病人，我得回去照顧他，造反派依舊抓著她不放。後來一個醫生才慢慢吞吞、晃晃悠悠地過來了。餘叔這個時候也擺脫了造反派，趕過來，可醫生一看，搖搖頭，說不行了。只見曾希聖上氣不接下氣，他們趕緊拿輸氧瓶，可瓶子裡是空的，沒氧氣。又趕緊從其它病房裡推過來一個氧氣瓶，可怎麼也打不開，就這麼眼睜睜地看著曾希聖耽誤了治療時機。彌留時刻，曾希聖就叫餘叔，餘叔，就叫妻子餘叔的名字，餘叔趕緊上去抓住他的手，就這樣一口氣沒了。
64歲的曾希聖離開了人世，帶著遺憾和未竟的心願走了。
遲到的追悼會，在曾希聖含恨去世10年後隆重召開。
曾希聖去世的時候沒有追悼會，只是在去世的第二天，妻子餘叔、女兒曾小紅還有小兒子，去跟遺體告別，辦一個簡單的儀式。原本以為沒有任何人來送他，就他們幾個親人送他上路。沒想到出門的時候，曾小紅一抬頭，只見兩邊站滿了人，大家都默默地低著頭，靜靜地站在那裡，小紅當時心裡面特別激動，她覺得人民還是記著父親，儘管沒有任何人通知，但站了那麼多的人，都自發來為他送行，作為女兒，她很驕傲。曾希聖去世以後，周恩來指示，曾希聖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1973年5月22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佈，解放李井泉、曾希聖等13位老幹部，曾希聖是其中唯一去世的。
毛主席雖然提出為曾希聖恢復名譽，但在“文革”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有關“責任田”的問題不可能得到正確的認識，曾希聖也不能徹底平反。
曾希聖去世20週年的時候，他的老戰友宋任窮、陳丕顯、葉飛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紀念文章，高度評價了曾希聖的一生，充分肯定了“責任田”的推行對中國農村改革的意義，肯定曾希聖是農村改革的先驅。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隨後，曾希聖所倡導的“責任田”在農村廣泛推開，發展成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1983年初，全國農村已有93%的生產隊實行了這種責任制。雖然遲到了整整22年，但曾希聖當年的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