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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劉源也整理了父親的錯誤:我認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有兩件,都是經長期逐漸積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躍進”,以及之後三年的調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命”。他從一開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很快又開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中央軍委7月20日在北京舉行了晉升上將軍銜儀式。這次晉升上將軍銜的高階軍官中,有劉少奇之子、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劉源。

中南海里的小列兵

劉源出生於1951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中南海度過的。彼時中南海,他傻憨憨的樣子很惹人喜愛。

13歲那年暑假,劉源如願以償,進入中南海警衛部隊當了一名列兵。劉源在部隊裡鍛鍊了三個暑假,由列兵晉升為上等兵,還獲得了“特等射手”和“五好戰士”的光榮稱號。1966年“文革”開始那年,劉源還被選進國旗護衛隊,參加國慶閱兵儀式。當他把這些成績說給父親劉少奇聽時,父親由衷地高興。

下鄉知青

1967年9月,劉源和劉平平、劉亭亭被趕出了中南海。1968年,毛主席發出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劉源報了名。他後來回憶:“當時,我腦中既無響應號召的狂熱,也無走向充滿艱辛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懼。可以說,當時我處於一種半麻痺狀態,周圍的一切對我都無所謂,說不定偏遠的鄉村倒能讓我躲開喧囂狂暴的環境與無法忍受的壓力。”就這樣,劉源到了山西省山陰縣白坊村,開始了7年的農村勞作生活。

這是劉源第一次來到農村,但是他不怕苦。白天賣力幹活,晚上只要不開批判會,他就學習到深夜,從馬恩列毛著作,到各種文化知識。他自學了針灸,給農民看病,還幫農民蓋房,上樑扣瓦。“劉源身上就是有這麼一股倔勁兒,不管再苦再累,他不自暴自棄,他能挺過來。”和劉源相識20多年的劉少奇研究專家、中央文獻研究室黃崢研究員如是評價。

1972年,劉源他們給毛主席寫信,希望見爸爸媽媽。8月16日、17日,中央專案組傳達了毛主席的兩條批示: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

從“黑幫子女”變成高幹子弟

1975年秋,在周恩來的過問下,劉源作為最後一名北京知識青年離開了白坊村。回到北京後,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機廠當了一名鉚工。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劉源的報名以“超齡”為由被退回。“實際上就是出身問題,只是不便說。”劉源給上面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表達了他參加高考的願望。十餘天后,來了迴音:應准予參加考試。1978年初的一天,劉源收到了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的錄取通知書。

隨著父親的平反,劉源的身份也發生了變化,從“黑幫子女”變成了高幹子弟。後來,劉源在接受採訪時說,從上頭跌下來的時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從下頭翻上去的時候,也很痛苦,那種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他說,比如我剛上大學的時候,父親還沒平反,同學們對我都很好。但是父親平反後,情況就變了,人們對我的看法不一樣了。這個時候,只好自己調整了。

大學畢業後,劉源決心重新回到農村去。“我在農村待過7年,是樸實善良的農民在我最艱難最絕望的時候幫助了我,才讓我有一個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生存態度,所以我覺得我好像欠農民的,回農村是我的一個願望。”

從公社第十七把手做起

1982年,劉源到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公社(鄉)報到。從公社的第十七把手做起,做到副鄉長、副縣長、縣長,然後當選鄭州市副市長。又在36歲那年,在不是候選人的情況下,被人大代表聯名推舉為副省長。這在全國是首例。他說,只有盡力去幹。事實上,劉源幹得不錯。在他任內,將河南省的工業交通帶上了一個新臺階。

1992年,劉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水電指揮部政委。

走之前,劉源完成了兩件心事:一是在他父親逝世的地方——開封市北土街10號的一所舊銀行宅院,立上一塊大理石紀念碑,由當時擔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親筆題寫了“劉少奇主席逝世處”的碑銘;二是聯絡當年和他一起在山西插隊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業家,捐資80萬,在村裡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學,王光美親筆題寫了富有深意的“雁傑小學”的校名。

劉源在軍界發展順暢。1992年被授予少將警銜,八年後晉升中將警銜。2003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政委,中將軍銜。2005年任軍事科學院政委。

是非後人斷

去年9月,劉源在軍事科學院黨委會議上與大家談心,講了這樣一件往事:“四人幫”被判刑後,王光美聽說了李訥身患重病、生活幾乎不能自理的訊息,不知被一種什麼力量驅使,身體仍很虛弱的她卻又帶著老保姆,經常去李訥家中幫助料理,並把李訥七八歲的兒子小芝芝帶出去玩。黃崢說,劉源很注意使劉家與毛家保持很好的關係。幾年前有報道說,王光美主動把毛家的人,和劉家的幾個子女召集在一起,吃飯、聊天。“其實,這個事情的主導是劉源。”

多年來,劉源寫了大量關於父親的文章,很多都是試圖解答少年時代的困惑:這些難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在《我的父親劉少奇》中,文中說,劉源也整理了父親的錯誤:我認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有兩件,都是經長期逐漸積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躍進”,以及之後三年的調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命”。他從一開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很快又開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劉源說,劉少奇為他的錯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被自己塑造的神壇軋死,其痛苦遠遠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為此,人民和歷史可以原諒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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