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這個危機型文化背景上，筆者進入了對二十世紀危機型金融的文化批評。我們所採用的批評的武器，就是倫理的理性理想，即正義、誠信、節制、責任這些素樸剛健的文化元素。

批評的目的是為了建設，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本書所言的建設，絕非幾條政策建議就可以濟事。文化的修復必須遵循文化的規律。各國政府聯手行動，加強監管，就能解決危機問題嗎?不僅在短期內不可能，在長期內也不行。歐美的首腦在他的任內必須這樣承諾，那他就這樣承諾，這是俗智意義上的政治。

小布什已經安然地在鄉間別墅裡休養，誰還那麼有聊，去追問他在任時的承諾?既然整個二十世紀的風險型、危機型金融來源於文化危機，那麼真正的辦法在於文化轉型。這個轉型非政治家所能辦到，而且這也不完全是政治家之職責。要做到這個，需要全人類的長期的努力。在全世界金融領域落實這種努力，其著力之點在兩個方面。

其一，用素樸剛健的文化之力重塑金融家人格,促使生物之人轉變為倫理之人。從人格下手，這聽起來是空虛和迂遠的，但舍此治本之法，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先哲所提供的辦法，其核心也無非是讓一種優良的文化給人類的精神進行型塑。如果文化不落實到對人的精神的型塑，那就是無果之花。康德說，人性中的善意志是人人都有的，人性中”包含著一種儘管不是直接被感知到的、但卻是從道德的絕對命令中正確推論出來的能力意識，即能夠控制自己那不服從法則的偏好。”

但如果我們剖析現代人的精神結構，卻會失望地發現:俗智已經使現代人聰明到這般地步，他己不大可能接受任何文化之力的指導和型塑，能夠指導他的只有一種力量一-物慾。而且作為巨大財富擁有者的傲慢與偏見，除了自認王者之外，他不相信有任何權威。但對康德來說，他顯然確信人性深處善意志的存在，不過它經常處在晦暗的狀態中而已。

應當堅信一切文化最終都是把指引人、警示人、型塑人當作目的的，正如康德的“第二道德律”所說的:“無論是對你自己或對別的人，在任何情況下把人當作目的，決不只當作工具。”

當人性中的理性逐漸得到復元，人成為有理性的人，那麼人就會自然面然地服從善意志的絕對命令。海德格爾也相信文化(或生活理想）的作用。他有一次給學生這樣講:人類既然處於”被拋棄的狀態，那麼對他來說，首要的目標並不是努力去控制事實，也就是說不是以未經領悟的舊我之身奮然投進現實的旋渦去試圖控制事實;而是應該把自己重新交給允許他在這些事實中活動的生活理想，也就是說，把自己交給-一種理想的文化，先去反省人自身與外界的事實。先哲的這種確信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這樣一種信念:人性是可以永遠不斷地被改進的，人性也必須是不斷地被改進的，此謂之”教化”:沒有處於核心地位的人性的改進，則絕不可能有文化的真正改進。根據這樣的理論推導下去，金融家人格也是可以重塑的;而且這個重塑，是構建素樸剛健的金融文化的核心與前提條件。

其二，國別的和全球的金融法律（包括慣例)、制度向素樸剛健的方向上改進。當前由格林斯潘時期延續下來的金融法律制度，用好萊塢一部電影中的臺詞比喻，具有”華麗投機”的特徵。這個特徵來自於過度的金融自由化。前述的重塑金融家人格，屬於文化的內在作用，內在作用的特徵是指引，使心理與行為指向一個健康的方向;但若沒有文化的力量對外在因素即法律、制度的改進，則心靈的傾向要真正獨自鑽出物慾的昏蔽狀態，控制自己的貪婪與奢侈，其實甚難。

康德曾經論證過，“倫理學不能為行為立法，而只可能為行為的準則立法,”這是說，倫理的內在追求，完全是發自個人的人格的，不可能直接體現為一種外在的法律;但外在法律的準則中可以滲透倫理的思想。當前的國別的和全球的金融法律、制度就正需要藉助正義、誠信、節制和責任這些文化元素進行改進。

人類意識已經被關於金融自由化的正當性和優越性的宣傳滲透了，直接地指出金融自由化的負效應，極易被指為保守、落伍而成為眾矢之的。這個思想，習慣地深刻地嵌入了各國政治首腦的制策意識，所以，只要堅持金融自由化，他們就自以為方向沒錯，剩下的不過是改進的方法與技術問題。但筆者以為，正是方向這個似乎沒有疑問的問題其實大有問題:無原則的金融自由化，無論在一個國家內部還是全球，最終都丟棄了傳統金融意識中好的東西，而必然地奉“投機正義”為圭臬。

對個人來說，無限制的金融自由化，導致無度投機:對國家來說，無限制金融自由化，導致國家主權部分喪失而使跨國的財富被掠奪成為可能。這些，歸根結底，都將導致人性的災難、國家的災難和文明的災難。筆者以為，當前首先需要探討的事，尚不是金融自由化本身，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前提與原則。循著這個思路，就導向了筆者提出的學術的與實踐的任務:重構素樸剛健的金融文化。

筆者通過只存在孤立個人的魯濱遜.克羅索模型和存在多人的”孤立國”模型，運用”歷史的起點就是邏輯的起點”的方法，描述了人類權利意識順次出現的四種類型。根據這個原理，我們要追問:金融起於哪種權利意識之中?

按照一般金融史教科書的說法，金融是交換髮展起來以後才有的。是交換的多次選擇造就了貨幣，貨幣出現以後才有了金融。所以打開任何一本金融史教科書，看到幾乎都以貨幣的產生作為開頭;而且常常陷入煩瑣的早期貨幣實物的考證。在此處，貨幣考古學往往代替了心理學，也代替了真正的歷史意識。

筆者通過上述的人類權利意識模型分析，確信在貨幣出現之前,已經有真正意義上的金融。因為在貨幣出現之前，即使是孤島上的魯濱遜，他也具有把布袋中的歐洲大麥的殘粒當作資本使用的內在衝動。這種衝動指向什麼目的呢？答案是指向增值。我們可以說，人作為良知良能之物,他不限於要求持續地生存下去的生命權;只要一息尚存，他就必有活得更好的願望。這種願望沉積在人性深處，它一旦發出來，就表現為把自己能夠控制的東西當作資本對待，讓它去增值。

這種心理，不同於多人關係條件下的以物易物的交換心理，它是一種更古老的心理，追求的是資本增值，通過資本的增值，提供出邁向更好生活的物質條件。這種增值期待，在心理學上分析，本質上是金融性的，起於一種讓控制物更大更好以便更有質量地服務於生命的意識。

所以，金融與其說與貨幣的聯繫密切，不如說與資本的聯繫更密切，甚至可以說金融與資本就是一種心理的兩個視角的表述，或一物的兩面。”增值期待”是金融的本質,而資本則是實現增值期待的物質條件。物質條件成就了心理願望;資本成就了金融。心理學的分析告知了我們這樣一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