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理論論證時，筆者提取材料並不是隨意的，而是結合著這些材料在當代的現實意義來選擇的。例如筆者幾次從不同視角闡釋的關於英格蘭銀行的案例和約翰·羅體系，就與當今時代的金融問題密切相關。

關於約翰·羅體系的闡釋，有助於我們在對比中更好地揭開”格林斯潘時期”的種種謎底;關於英格蘭銀行的理論原則與實踐原則的闡釋，可以啟發我們重構素樸剛健的金融倫理。

在這個部分，筆者把分析之筆觸由理論轉向二十世紀的金融現實。在分析之前，請允許筆者介紹自己對二十世紀人類普遍恐懼的認識。人類生活於世界上，恐懼的情緒是必然要伴隨著，這不足為奇。需要研究的問題是恐懼的內容的轉換。二十世紀人類普遍地有三大恐懼:核威脅、.環境惡化極限與金融危機。核威脅與環境惡化·極限，在十九世紀是沒有的，它們是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紀新生事物。

這且不論。為什麼把金融危機與它們並列呢?十九世紀也有數次金融危機，為什麼它不構成十九世紀人類一種普遍的恐懼呢?筆者在研究中確立了這樣一個基本的歷史觀點:十九世紀的金融中雖然有危機存在，但整體上看，.金融行為和制度尚奉行素樸剛健的價值準則，這就使危機不具有全面性和毀滅性;但二十世紀的金融卻奉行投機正義的價值準則，使得金融以風險為特徵，而風險過度即為危機，故而近三十年的金融已由風險型金融過渡到了危機型金融。

這種危機不僅是國別的;而且是全球的，不僅·是金融的，也是整個實體經濟的，不僅是局部震盪的而且是毀滅性的,.不僅是資本家的而且是全體國民的，甚至全人類的。正因為如此，金融危機成為全人類的恐懼。恐懼什麼呢?要言之，恐懼自己所擁的金融資產縮水;恐懼實體經濟因金融危機而衰退，導致自己失業;恐懼金融危機造成的國家危機使自己的福利淨損失，如最近在希臘所發生的;更往大里說，恐懼金融霸權國利用他們製造的危機來要挾、攘奪自己所屬的國家的主權，的確，利用金融管道掠奪世界財富已經成為最顯目的國際剝削方式，這與十九世紀的商品傾銷和明火執仗已明顯不同。

筆者由此種觀念出發，把二十世紀的金融定義為風險型金融、危機型金融;就金融所奉行的原則來說，其不公正性，二十世紀遠甚於十九世紀。

當然,由於金融的倫理價值的失落而把金融帶入危機形態，並不是孤立的現象。這一現象是在二十世紀文化衰落中發生的。筆者在本書不同地方都隨時檢討二十世紀的文化衰落。而事實上，這並不是少數人的杞人忱大，在二十世紀初，即有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表示過這種擔憂。他說世界文化曾經有八個高級形態存在於歷史中，現在只有歐洲文化還一息尚存，並且它的存在狀態也是僵死的，沒落的:還據此預言到2200年這種文化將基本解體，而且這個結局幾乎是人力無法挽回的。”

這種結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在這種宿命的悲觀論後面，潛藏著濃烈的憂患意識。他對於這種日益褪卻神聖性、變得越來越庸俗的文化表現出的憂慮，二十世紀的事實表明，.他絕非杞人憂天。核威脅、環境惡化極限、.金融危機，.再加上近二十年蓬勃起來的恐怖主義，都是文化褪卻了倫理精神(尤其是傳統上對於正義的那種神聖的理解），理性走向俗智化的表現。

一句話，這些當代問題都是文化危機的產物，什麼是俗智化呢?就是人類把文化中應該堅守的嚴肅的東西，卻變成僅僅於己有利的東西，而且對古典的嚴肅精神大加嘲弄。舉一個例子，托馬斯·阿奎那曾有”放款取息不正義論”，現代學者用各種方式嘲笑過這種理論，而不肯加以”同情之瞭解”。現代學者的這種態度，正說明他們對正義極則不再那麼鄭重了;對他們來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值得鄭重的，那就是為自己攫取權力和金錢。

因為阿奎那的反對放貸取息，雖然其主張表面上已與現代人的意識格格不入，但你必須對他的出發點，即人性極則，肅然起敬。倫理精神褪卻，理性俗智化，把現代文化推向了危機。金融危機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這是筆者從斯賓格勒的思路引申出的關於當代危機型金融的思考。關於當代文化危機這個主題，尚有許多可說和值得說之處。斯賓格勒投出的這粒石子，在湯因比和海德格爾那裡都引起了劇烈的回聲。

湯因比說，斯賓格勒幾乎把他心中苦思但尚未成形的觀念都表達出來了，但他自己還是以二十餘卷之巨的《歷史研究》回溯文化發展的歷程和當代文化的困境。他認為當代文化是一種極度擴張人類物慾的文化，其實只是羅馬享樂文化的翻版，這種文化從把上帝廢黜之日起就開始了，文化失去神聖性，走向世俗化，人的物慾把精神淹沒了，所以人只崇拜能夠創造財富的技術。”

既然技術代替了宗教，晚近西方人競相將其精神財富向技術轉移，……然而,技術雖在物質上將世界聯為一體,卻根本沒有緩解他的困境，反而使之更趨惡化。”技術也使得物慾向全球的擴張成為可能，於是現代性問題成為全球問題，現代性災難引發全球性危機。整個人類走入極度的精神空虛、焦慮、頹廢或不計明天的享樂主義。這就是一種褪卻了神聖性而爛熟的世俗文化所造就的人。這樣的人已完全喪失了倫理精神而變成了純然的物慾之人。人成了這個樣子，這是文化危機的明證。

海德格爾在讀了斯賓格勒的著作後，給人說:歐洲近代文化的理性文明正在走向毀滅。為什麼呢?因為曾經是那麼崇高那麼神聖的理性，人們寄予厚望指著它代替上帝的理性，正在無法阻止地走向俗智化。理性僅僅成為利己的工具，成為按照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而趨利避害的狹隘的智巧。本世紀的文化已經失去了精神，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這樣描述:上帝逃逸，大地毀滅，人類標準化，平凡變得卓越。在這樣的文化中，個體的人處於一種”被拋棄的狀態”(Geworfenheit)。

這個德文詞，如今在歐洲多種語言中被直接使用，描述當代人的那種可怕又可悲的存在狀態。仔細研讀，比較二十世紀哲人們的”當代文化危機論”，再思索在經濟金融倫理範圍內我們認識到的:投機正義論是二十世紀金融危機的精神原因，那麼會發現投機正義的意識與當代文化危機之間實在有一根臍帶連接著，正是當代文化危機生出了投機正義這個普遍的觀念，投機正義又具體地在金融上落實了文化危機，使其惡性後果在病態的金融倫理上體現出來。

由此推知，當代文化危機是金融危機的真正源頭。如果放寬觀察的視野，我們可以說，二十世紀的風險型金融和危機型金融之形成，其肇禍之端就是當代文化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