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靖難之役後，朱棣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得位不正，也就是道統無名。歷代統治者上位後，都要解決這個問題，暴力得位者尤其如此。叔王伐皇侄，理論無法自洽，所以朱棣一派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爭取儒家代表人物支持。倒臺皇帝朱允炆的老師方孝孺無疑是最佳人選。

儒家以名節立世，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朱棣顯然小看了方孝孺的氣節。朱棣認為方孝孺應該識時務，方孝孺認為朱棣應該收亂臣賊子之心。狗血劇情不再贅言，認知南轅北轍，方孝孺被誅十族以全名節，朱棣坐實亂臣賊子之名。

明朝儒家最輝煌的事件就是方孝孺殉道，他給後世儒學子弟們立了一個高不可攀的崇高目標。最黑暗的也是方孝孺殉道，這件事摧毀了儒學者的膽魄，從此儒學者學會了“學以帝用”，在現實面前低下了高傲的頭顱，只能在宮門前被打屁股。

汲取方孝孺最大教訓，而得以施展政治抱負的是張居正，他拋棄了儒學所謂名節，外圓內方，以實務為要，可謂中晚明最為光輝的儒學代表。但，儒家之名節，是一個社會的世事人心，一旦被摧毀，恐怕也就讓儒家教化下的社會產生巨大的問題。

《金瓶梅》給了這個問題一個答案。假宋朝事，說出了喪失儒家名節的文臣禍害天下的事實。更說出了絕對威權體系下，儒家基本就是為統治者暴政找依據的現實。書中出現了兩個秀才，一個是溫秀才，一個是水秀才。兩個人空有其名，卻德無其能，各種不檢點堪比街頭的破落戶。文化人在那個時代是鳳毛麟角的，卻為了生存毫無底線，證明世風的亂流，社會的失範。

當視名節為第一的儒學者都棄名節如弊屣，意味著朝廷上下已經陷入了危機，文臣貪弊，武將畏死，法暗不彰，上庸下亂，社會也就陷入了內耗，集體在為一個時代掘墓。

《金瓶梅》中寫花石綱，就是明寫皇權化天下為私家，窮奢極欲地滿足好惡。為什麼皇帝如此昏聵，卻沒有任何制約？因為文死諫成了笑話，更因為臣子失去了家國天下的理想。畢竟方孝孺名節好聽，但人命死不起。

文無節，那麼武則失勇。這件事很有意思，明朝開朝立國，其實是兩面作戰，一個是打起義軍，一個是打統治者。道統之亂之無名本就是先天硬傷，如果不是後期和元朝作戰，恐怕明朝開國就面對一個道統不明的問題。朱元璋並不怎麼恨元朝，他對起義軍卻具深仇大恨。朱棣之後，明朝面對外族的侵略從進攻轉為防守，內部則是儒學附庸，再也沒有諍臣死士。如此之下，皇朝也就開始走下坡路，開始了興替輪迴的序章。

《金瓶梅》呈現的就是中晚明的社會眾生相，也是世風的寫真。失去相權制衡的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為所欲為地貪佔天下。下層社會以活著為目的，不擇手段地互相傾軋，爭奪。儒學失範，上庸下腐，人心既毀，則天下傾覆。

《金瓶梅》是中國文人獨立創作的第一部世情小說，在明朝的四大奇書中，《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都是由民間傳奇、神話故事改編而成。《金瓶梅》故事雖來自《水滸傳》中的“武松殺嫂”片段，但小說情節與《水滸傳》交叉的部分少之又少。

評價任何一部小說，最核心的還是人物形象塑造。人性是複雜的，《金瓶梅》最可貴的地方在於真實，它將人性的貪婪揭露得體無完膚。西門慶是個惡霸，是個純粹的壞人，即便如此，他也沒有泯滅人性。

對窮得叮噹響的小弟常峙節，西門慶伸出援助之手。對幾次欺騙他感情的粉頭李桂姐，並沒有伺機進行報復。相反在李桂姐牽扯上官司時，他還利用權勢對其進行搭救。

《金瓶梅》問世之前的古典小說，人物形象太過於臉譜化，非正即邪。從人物形象塑造上來說，它打破了以往小說中的僵化思維。

《金瓶梅》是第一部以描寫家庭生活為題材的現實主義鉅著。我們熟知的《紅樓夢》一書，正是受到了《金瓶梅》的影響，可以說，沒有《金瓶梅》，就沒有《紅樓夢》。《金瓶梅》寫的是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而《紅樓夢》寫的是貴族家庭的日常生活。歷朝歷代都有自己的史書，但史書歷來只記朝內之事和天下大事，很少有詳細記載古人日常生活的。《金瓶梅》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時空之門，去了解宋朝乃至明朝的百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