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宗罪》影片的幾例事件出現了：一場命案離奇發生，沙摩塞不想接手，米爾斯躊躇滿志，但隨即他們發現，這樁命案只是連環殺人案的一個開端，這時戲劇情境建立完成。隨著情節的繼續發展，沙摩賽和米爾斯找到神秘指紋作為破案線索，故事在此發生了轉折，得以繼續往下推進。至此，故事到達了第一個情節點，第一幕完成的同時激發了觀眾的好奇心和對人物的移情心理機制。

在第二幕中，兩位警官找到了兇手的住處，兇手約翰襲擊了米爾斯卻故意放他一馬，給觀眾造成懸念。犯罪仍舊持續，影片的第二個情節點也隨之到來：當罪犯完成第五宗案件“驕傲”後，主動來警局自首，並告訴兩位警官，他要帶他們去找餘下的兩具屍體，而這兩具屍體正對應著還未完成的兩宗罪名“嫉妒”與“憤怒”。

導演悉德·菲爾德的三幕式結構已經成為無數好萊塢電影的範式化結構，但這種近乎工藝生產的形式也被不少人指責為扼殺編劇的創新能力。但《七宗罪》證明，即使在嚴格標準下的三幕式結構中，編劇仍舊大有可為。劇作者以數字“七”作為線索，七罪七罰、七次下雨、故事發生在七天內，結局發生在第七天的下午七時，以天主教的七宗罪結構情節，環環相扣，每一個情節點都作為一個不可返回點指向下一個罪名，更妙的是，編劇在影片的最後對傳統連環殺人故事的施力方和受力方做了顛覆，在故事的最後，殺人犯變成了受害者，警察變成了殺人犯，這種倒置是極具戲劇性與震撼感的。

“似是而非的美好”是《七宗罪》的相反價值，米爾斯認為約翰濫殺無辜，而自己逮捕他正是為了消除罪惡，維護世界的美好，但約翰卻說，“一個死胖子，肥得站不起來，你若在街上看到，會跟朋友一起嘲笑他，你若正在吃飯，他會令你無法下嚥。只有在這墮落的世界，才能無愧地說他們是無辜的，這正是我的信念，而我們容忍，只是因為見怪不怪。”在約翰看來，罪惡的不是他，而是這個墮落的世界，他作為“被上帝選中的人”，目的是匡扶這個世界真正的美好，而警官是這個罪惡世界的維護者。故事進行到這裡，善惡被顛覆，約翰完全佔據了主動權，米爾斯與沙摩塞成為被審判的對象。至此，影片為人們理解世界提供了宗教的角度，在普世價值中“美好”的概念變得似是而非起來。

但《七宗罪》中的人物卻是符號化的，熱血衝動的米爾斯，沉著冷靜的沙摩塞，善良溫柔的翠西，偏執極端的約翰，似乎每個人的性格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且每個人的性格從始至終都沒有變化。麥基曾明確表示，“當人物的內心生活和外在表現就像一塊水泥一樣同為一物時，這個角色就成了一張重複出現的、可以預見的行為的清單。”可見，《七宗罪》在人物塑造上犯了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