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我確診癌症之後，閨蜜推薦給我一本書《最好的告別》，她的本意是希望我能夠正確對待死亡這件事，因為很多人都說，有相當一部分癌症確診病人並不是死於癌症本身，而是死於對於死亡的恐懼和斷舍離過程中的糾結與抑鬱。

我知道她推薦給我這本書是出於好意，可是我卻並不想讀，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場修行，在我的人生中面對的死亡並不少，甚至我自己在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親身經歷了死神的召喚，所以，我早就對自己的人生和結局有了認知和感悟。

我三歲之前和媽媽生活在北大荒的農場，有一次在路邊玩耍的時候一頭巨大的黑豬從過路的拖拉機上掉下來，落在我的腳邊。那時候的我比那頭豬小很多，直接被那頭醜陋的滿身臭氣且拼命嘶吼的豬嚇得昏過去。我高燒抽搐了三天，是媽媽用了農村的土方法“叫魂”之後才逐漸好起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體會什麼是恐懼，而這個恐懼，是那頭在去往屠宰場的路上為自己的生命做的最後一次掙扎的豬用一種激烈的方式傳遞給我的。所以，從象徵意義上來說，那頭拼命嘶吼，醜陋，骯髒且巨大的黑色的豬代表了死亡的一些讓人恐懼的側面吧。

小學的時候我曾經晚上於睡夢中從二層鋪上掉下來摔傷了脖子～媽媽後怕的不行，我卻只覺得脖子疼行動不便對我的生活有點點困擾。現在想，媽媽知道後怕，是因為她知道這個事情有可能帶來的後果和稍有偏差事情會向不同的方向發展，而我，則是無知者無畏！

二十歲的時候一場闌尾炎手術之後，不明原因大出血，搶救了八天，期間醫生甚至下了病危通知書給家屬。可是最終我醒過來了！這個過程有些離奇，我自己只是覺得做了一個接近真實的夢～就是那種你並不知道自己其實是在做夢而倍感真實的夢境。

我夢到半夜一個黑色身影走進病房，他把冰冷的手放在我的額頭上，呼喚著我的名字。而我感到莫名的恐懼，本能的掙扎呼喊，我以為我喊的很大聲，可是在別人聽來只是微弱的呻吟，好在隔壁床的老奶奶睡眠不好，聽到我的聲音，喊醒了陪我住院的媽媽！我醒來才知道，這一覺，居然睡了那麼多天！

之後又經歷了輸液反應的抽搐，打了杜冷丁才鎮定下來！那一次生病，我換掉了身體內三分之一的血液，現在看算是我離死亡最近的一次。那次經歷，讓我知道，原來死亡可以像一場無夢的睡眠一樣降臨到我的身上，可以是因為一個完全沒有徵兆也查不出原因的術後出血。所以，從那以後我告訴自己，意外隨時可能發生，要隨時做好準備。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總是不定時的問自己，如果下一秒鐘我的人生走到終點，什麼是我最捨不得的？我一件一件的在心中排列身邊的人和事，那些想起來就會讓我心疼的，就放在最優先的位置，而後，我會按照這個優先次序去重新計劃我的人生。

工作之後有一年在天山騎馬，因為打電話沒有控制好韁繩被樹杈從馬背上刮下來，摔破了頭，摔斷了鼻樑骨，也摔丟了一部分記憶！那之後我騎馬電話必然關機，而且，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每次被派駐到一個新的城市工作的時候，我都要去閤眼緣的寺廟裡上一炷香。我雖然不信任何宗教，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寺廟裡的菩薩會讓我在凝視他的造像的時候，感受到不同的情緒。

其實這些經歷對當時身在其中的我並沒有太多的觸動，甚至我一直將它們當作是人生中的一種冒險。因為老人們總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反而是後來，在旁觀別人的生命流逝的時候，旁觀那些亡者親屬在當事人失去生命的過程中乃至之後的權益分配中的各種表現的時候，才感受到人世間的人情冷暖並開始反觀並深思自己的人生經歷，進一步的開始思考未來自己的人生選擇的。

第一次觸動我的是一次工傷死亡案例。我當時在一家工傷危險等級很高的企業負責人力資源與行政工作。這是一家剛剛被世界五百強公司收購的民營企業，而我入職之後的第一個任務是重新評估所有工作崗位的合理性，分析每個崗位的工作量，確認工作流程的安全性有效性然後與運營部門配合重新配置崗位及人員，最後簽訂勞動合同購買相應的保險。

當時公司除了基本的國家規定的五險之外，還另外購買了商業補充險。而工人們並不覺得保險對於他們是一種福利，他們總是來和我說要主動放棄保險，希望公司可以將每個月代扣代繳的那部分錢直接發給他們！這種要求當然不被允許，我雖然苦口婆心的給他們解釋，但是，能看出來，他們仍然認為這是一種變相的剋扣與剝削。

2005年春節前的一個清晨，我被緊急電話叫醒，說公司的水處理車間有人溺斃。死者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工。水處理車間是整個工廠相對工作環境好，風險很低且工作量不高的崗位。屬於大家眼中的“肥缺”，但是這個車間也有一個弊端，就是每個班次只有一個人單獨處於相對封閉的工作空間內，當時，我們的崗位風險分析工作正在進行中，因為是從高風險級別崗位開始做，所以，還沒有輪到水處理車間，結果就出事了。

經過公司的安全部門，運營部門和公安機關對現場的共同勘察分析，確認，死亡原因是她在對裝置儀表進行常規檢查的過程中，一個壓力容器的水管突然斷裂，她在瞬間被高壓水柱擊落到三米深的蓄水池中導致的溺亡。而因為她是自己一個人在封閉的車間內工作，等到有人到車間內取材料的時候才發現蓄水池中存在漂浮物體，這才發現她出事了，因此，錯過了溺水搶救的黃金八分鐘！

確認了死亡原因之後，我的工作轉向後事處理，包含葬禮安排，撫卹金及保險金申請支付以及與家屬溝通相關補償事宜。當時我三十一歲，第一次處理這樣的事情，其實內心是十分忐忑的。我對自己即將面臨的局面完全缺乏基本的預判，但是，身在其位只能硬著頭皮上。我當時給自己定下的準則就是，公司和保險公司相對於死者及其家屬來說都是強勢的一方，而我，介於兩者之間，只能盡力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為死者及其家屬爭取最大的補償。

與家屬的溝通最終演變成為一種談判，這是我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因為在我的認知裡，生命是不能用來談判的，可是，現實是，死者有在世的父母，兄弟姐妹，有一個十九歲的兒子，一個前夫和現任丈夫，兒子是與前夫生的。她死後，這些人都聚集到公司的會議室，起初他們團結一致用一種看起來有些悲壯的姿態來詢問賠償及撫卹金額。我能感受到，他們來之前就認定公司會欺負他們，所以，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甚至把死者的棺材擺到了工廠的門口。

公司當時給予的補償及撫卹標準都是按照國家政策的上限執行的，可是家屬對於政策法規並不瞭解，對於代表公司的我也缺乏信任，同時，因為公司是當地第一家五百強企業，所以，他們對於有可能獲得的利益有了一些盲目的預期，我費了一些力氣去說服他們相信公司給出的條件並沒有欺負他們或者罔顧國家法律規定。這是一個非常讓人沮喪的過程，我不得不按照法律法規以及死者的各種條件，一項一項的展示所有的計算標準和金額。一邊計算一邊心裡拔涼拔涼的，我不喜歡這樣把一個人的生命待價而沽的過程。

在東北民俗中人死之後三天要完成所有的喪葬流程，雖然是火化不是入土為安，但是，三天出殯是大家都預設的習俗。而公司也不願意在這個事情上拖延太長的時間，所以，我必須在三天出殯的時間節點之前與家屬取得一致並簽署所有相關檔案。具體細節就不提了，反正最終取得了雙方都接受的結果。家屬也對我的工作表示了認可，而我只是覺得悲涼。可是這並不是最挑戰我的認知底線的，等到公司和家屬代表簽署了同意書之後，家屬之間卻因為補償及撫卹金額的分配問題而大打出手。而那個十九歲的男孩手足無措的看著身邊的長輩們的行為，他始終低著頭，滿臉的無地自容。

因為是屬於工傷死亡，所以，該員工的葬禮是由我負責組織的，讓我至今難忘的一幕是在遺體告別儀式上，我再次見到了那個十九歲的男孩，在所有答謝的親屬中，我只在他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悲傷和無助！當我握著他的手，和他說，你要堅強你媽媽希望你能夠好好的生活的時候，他的淚水和他對於我的善意的接納，是我從這個由悲劇轉為鬧劇，最終成為更大的悲劇的事件中感受到的唯一的真誠與溫暖。而我的心中卻充滿了對這個男孩的憐惜和他的未來的擔憂。

那件事情之後，我又處理了幾次比較重大的工傷和死亡案件，另外一個比較讓人覺得哭笑不得又很悲哀的事，是一對兄弟都在我們公司工作，哥哥剛剛簽訂了勞動合同就確診得了癌症，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去世了。因為他的確診時間剛好卡在保險公司的免賠時間段上，所以，我費了好大的勁，說服保險公司的領導不去計較一兩天的差異在賠付認同書上簽字。這樣，這個工人除了基本大病補償之外還能拿到一筆商業保險的補償，在2005年，也算是一筆可觀的金額了。

正當我因為自己為他爭取到了最大的利益而開心的時候，保險公司和我說，病例上顯示的人名與死亡證明上的身份資訊不符。我經過了解才知道，原來這個工人為了省錢，在看病的時候使用了他弟弟的醫保卡，所以，所有的病例報告都是他弟弟的名字，因此，“得癌症”的人是他弟弟，並不是他。後果就是他失去了獲得更多補償的機會。

2006年我辭去了這個工作，因為，當時的我覺得自己太年輕，不想後面許多年都面對這樣類似的讓人覺得無力，無助且悲哀的局面。我想換一份工作，換一個能夠讓我看到人世間更多溫暖與陽光的工作，或者，至少換一個風險級別比較低的行業。我知道人世間有太多的讓人痛苦的事情，我當時想，至少我可以主動去選擇儘量迴避這樣的環境，不接觸，不去看，讓自己活的輕鬆一點。我能力有限，揹負不了太多的別人的傷痛。所以，那時候的我面對死亡這個課題，本能的選擇了逃避！（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