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說說我小時候（1966年到1976年）的糧食問題。我之前說過60後是幸運的一代，比50後們要幸福的多，首先就是沒捱過餓。像我這樣的1963年之前的60後，雖然趕上了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但是因為太小，靠母親的乳汁和家人的節省度過飢餓年代，等到有記憶的時候國家已經恢復正常，雖然艱苦但基本能吃飽了，至少城市和城鎮居民是這樣。我是遼寧營口的城鎮居民，那時候的基本口糧小孩好像是從每月18斤開始逐步增加，成年人因該達到30斤以上，最多的重體力勞動者更高一些，這個定量吃飽是沒問題了。那時候的糧食分為粗糧和細糧，大米白麵是細糧，高粱米苞米麵是粗糧，構成上粗糧偏多。在食用油上遼寧和別的省不同，就是每人每月只有3兩豆油，或者花生油，過年的時候會供應一點香油。都說是當時主政遼寧的陳錫聯拒絕調入外省豆油，因此人們都叫他“陳三兩”。我們那裡每月每人是8斤大米3斤面，過節的時候會增加細糧的數量。其餘是高粱米和苞米麵。那時候的面分為標準面和精粉，春節的時候每人會多供應一些精粉。小時候吃飯最難受的時候就是吃不慣粗糧，尤其是吃不慣高粱米，但又不得不經常吃，根本就不是在享受而只是不得不填飽肚子。對苞米麵做的窩窩頭和玉米餅子，當年也感覺難以下嚥，它和現在市面上賣的窩窩頭和玉米餅子是不一樣的，現在飯店出售的應該是加了白麵或其他的東西。但是媽媽做的苞米麵疙瘩湯卻是非常喜歡。

苞米麵窩窩頭

豬肉是每人每月一斤，所以還是每月都能吃上一兩頓餃子的。我的老家是附近農村的，奶奶和叔叔姑姑們比我們生活要苦很多，但口糧是有保證的，不夠吃的生產隊有國家撥付的返銷糧。不過我們這裡山區的農民是很少吃得上細糧的，因為種的都是高粱苞米土豆地瓜，分到的口糧也就是這些。小時候回老家總是要背上3斤五斤的白麵去，再帶著大包的地瓜和水果回來。而我們遼寧的盤錦一帶都是水田，農民們吃的就全是大米。

疙瘩湯

那時候吃飯很隨便，常在院子和街邊吃

那時候經常聽憶苦思甜報告，還吃過高粱糠面做的憶苦飯，父母也真心的告訴我們：舊社會真的比現在苦多了。當我們不愛吃粗糧的時候，他們也講1960年到1962年的“二兩糧”的時代，每人一天只有二兩糧，告訴我們要節儉知足。

我小的時候也遇見過乞丐，但比現在的乞丐要少得多，而且是真正要飯吃的，不像現在的職業乞丐專門要錢。我們礦區一個附近農村的拄著雙柺的殘疾人時不時地過來乞討。據說他殘疾幹不了農活，還有一個老媽下不了地。每次他來的時候就是站在樓洞裡，喊著：“大娘啊，給點吧”！於是有的人就將剩飯剩菜送給他。那時候各家也有吃不了的剩菜剩飯，為此有的人家還在樓道里放上了泔水缸剩飯剩菜刷鍋水都倒到裡面，攢慢一缸後有農村人挑著擔子來收回去餵豬，每擔能買上一到二元錢所以他總是能帶著東西回去。那時候我們這裡視乞丐為恥辱，大人們常罵不聽話的孩子長大去當要飯花子。而我們整個礦區十多萬人，只有這麼一個被人瞧不起的乞丐。好像是兩年的光景就不再能看見他了。1969年我跟著父親去包頭，在北京中轉的時候在飯店吃飯，也遇見了幾個乞丐，其中還有小孩子，但是被飯店的人攆出門了。我們的桌上坐了一個穿著整潔的40多歲男人，當我們吃完飯的時候他從挎包裡拿出飯盒，請我父親把剩下的飯菜給他，說是家裡遭了災，沒辦法才到這裡來討飯吃的。當時我很吃驚，難以理解首都北京還有要飯的。1978年我到鞍山讀書的時候開始常見到在飯店裡撿剩飯的人，人們都叫他們“撿盤底兒的”。有一次我準備給他們點零錢的時候，我瀋陽的一個同學阻止我說：他們不比你吃得差，越大的城市裡這樣的人越多，瀋陽叫這種人為“折籮”。他說南方的農村人有這個習慣，農閒的時候就到大城市來，要的剩飯比他們在家吃得好，能要著錢更好。並不是沒有飯吃了。而到現在乞丐們已經成為完全職業化的騙子了。

1976年以後，生活逐步改善。我1978年到鞍山讀書的時候，學生食堂雖然也是一半粗糧一半細糧。但是即使靠著助學金也有能力跑到飯店去吃細糧了，那時候鞍山的無錫老正興早上賣骨湯麵只要9分錢一碗，高檔的五一路飯店裡的快餐廳一碗大米飯一碗豆腐腦只要1毛8分錢。等到進入80年代以後，就全是大米白麵了。吃夠了的高粱米我已經有30多年沒碰了。苞米麵大餅子有時候還吃一些。（文中照片摘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