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志強:流氓罪是命運跟我開的玩笑
歷史現 今天
遲志強(右)和宋曉英(左一)、陳沖(左二)等在一起
遲志強
遲志強 我要撕掉罪犯的標籤
他們倆興奮地看著我:你不是電影明星嗎?你怎麼也進來了?他們兩個人:一個的罪名是偷看女廁所,判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另一個因為強行摟抱女青年,判了4年
遲志強把沙灘黃色的本田吉普車停在自家車庫門前。這是杭州某度假村附近的連排別墅。他笑著過來了,見了姑娘,一律叫“妹妹”,見了男同胞,都是“兄弟”。他給妹妹倒咖啡,給兄弟拿香菸,聽說其中一個來給他拍照的妹妹是浙江某影視公司的攝影師,他馬上來了興趣,問最近拍了些什麼戲,戲裡都有誰。
妹妹報了一串名字,他聽得很入神:認識,都認識,李幼斌嘛,我倆同歲,他出道比我晚,我倆好著呢。
他有戲癮,兜兜轉轉,戒不掉。陳佩斯問他,“強子,拍了那麼多戲,不膩啊?我是拍得夠夠的了,你還拍不夠?”他笑,“夠了,夠了。”但是心裡,夜深人靜,老有一個聲音跳出來,“不夠,我不夠!一個人的演藝生命不該就這麼完結。”畢竟,他是在最高點上戛然而止的。
老大姐比我大10歲
遲志強的名片顏色很鮮豔,名片下方印著一排電影膠片,每張膠片上都是他的臉,名片上的頭銜是:“朋友:遲志強”。名片反過來:“長春電影製片廠”。
這是他最在意的兩個標籤:長影廠,朋友。
他生性和善,重情義,熟悉他的都知道,此人心軟,軟得不行。很小的時候,在外面看見要飯的,他跑回家,把鍋上蒸的一屜饅頭都端出去,“給你吃吧。”回家自己挨一頓揍——那是個吃食金貴的年代,自己家兄弟4個都吃不飽。班上的同學家境苦,他把自己的鉛筆雙手捧給人家,“送給你吧。”他媽媽從小給他起了個外號,“中央不是有領導人叫宋任窮嗎,我看你是‘送人窮’!”
到現在,“送人窮”脾氣沒改,歌舞團裡的小年輕打麻將,輸了1萬,垂頭喪氣,他把人叫過來,訓一通,“你自己一個月就800工資,你有什麼資格打那麼大的?”訓完了,心軟,“算了算了,這錢強哥給你拿上吧,下次不許賭了。”遲志強拿了1萬5千塊,小青年領受了,諾諾而去。
團裡兩個跳舞的小姑娘一起匯款回家,其中一個的錢寄丟了,急得直哭,他又心軟,“別哭了,丟了多少?強哥給你們補上!兩個人都給!”一人給1000。周圍人知道他這習慣,有難都願意跟他訴。“在一起工作,我總覺得我掙的比別人多,能幫得上的就幫點。有結婚等用錢的,給!家裡有啥難處的,給!好傢伙,就最近這4個月下來,給了好幾萬。”
“送人窮”自己每月在外面連唱若干場演唱會,可得收入10來萬,但是,不夠他手這麼寬地撒。太太也沒少跟他生氣,但是他照舊,誰讓他是“朋友”,是“強哥”呢,他得有個當哥的樣子。
第一次“流氓罪”,說到底,起因也是為朋友。那時,他才24歲,已經大紅大紫。
《創業》完了我就一發不可收拾,緊接著拍《鎖龍湖》、《暗礁》、《希望》、《最後八個人》、《濟南戰役》、《響鈴公主》、《小字輩》、《彩橋》、《顧此失彼》、《淺影》、《夕照街》,電影院每個月都有我的戲,《大眾電影》上月月有我。《夕照街》拍完了,82年去南京電影製片廠,拍《月到中秋》。當時我跟外界都不接觸,很少外出,因為名氣非常非常大了,走到哪裡,人們都認識你,那時候人淳樸,也沒簽名合影這一說,就是圍著你,跟著你,看你,看猴一樣,指指點點,“看,電影明星,遲志強!”
有一個事件導致了我後來一生的轉變,劉曉慶、張連文(《豔陽天》中蕭長春的扮演者)、趙聯……都是特別好的朋友,來南京演出,我特高興,弄了兩瓶茅臺大家一起聚聚,他們演出結束要走的時候,跟我說,“小遲,找幾臺車,送送。”他們人多,有去機場的,有去車站的。那時候沒私車,我上哪給他們整車去啊?可是我這人又熱情,重朋友,就一口答應了。
我找到當時給我開車的司機,他是省委小車隊的。可是光他一輛車不夠,他說,肯定有人願意送,我介紹你認識一個朋友,南京軍區領導的女兒。就這樣,我認識了比我大10歲的老大姐。
老大姐30多歲,是個營職軍醫,大高個,很帥氣。一說這事,她說哎呀,就想跟劉曉慶見面拍個照片,能見上麼?我說沒問題,馬上帶著她和她妹妹去見,這可把她高興壞了。回來就落實了一輛紅旗轎車,一輛上海轎車,兩輛麵包車,浩浩蕩蕩,氣氣派派,把人送走了。
我特別感謝老大姐,要請她吃飯,老大姐也很豪爽,說不用客氣,認識你遲志強,很榮幸!大姐請你!拉著我和司機到她家吃飯,我們3個人,喝了一整瓶洋河大麴。
我是個特別不能喝酒的人,但是逞強,也是為了表達謝意。人家請咱們吃飯,雖然咱們是演員,但人家也是大軍區首長的女兒啊,這就喝多了。老大姐是離過婚的人,家裡就她一個,看我喝得也實在是走不了,就不讓走,非留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她的房間,我只記得司機朝我擠眉弄眼半天,他先走了。我也沒多想,眯眯瞪瞪就睡著了。誰知道沒多久,老大姐鑽我被窩裡了。
那一個星期發生了什麼
許多年過去了,遲志強與老大姐再沒見過面,他一直羞於告訴她,那一次,是他的第一次。他當時開不了口,因為“說起來太丟人了”。關於老大姐,他後來知道的只是,在他以流氓罪判刑以後,老大姐也被軍事法庭審判,同樣判流氓罪,服刑1年。
說句心裡話,我心裡又新鮮又渴望,因為我沒有經歷過這種事,又在醉中,一開始完全不得要領,只覺得怎麼那麼難受,她就捶我,後來還給我熱了杯牛奶,安慰我。
發生了這件事情以後,我跟老大姐就拉近距離了。她們有一夥人經常在一起跳舞,都是軍區、省委、市委的高幹子女。那時候的風氣還不允許跳舞,但他們經常跳,貼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說:“跳舞吧。”音樂一放,窗簾一拉,鄧麗君的《甜蜜蜜》就飄了出來,就跳上了。後來我聽說鄰居的舉報裡把我們說得很難聽,說我們借跳舞群居、一大堆男男女女拉著窗簾,亂搞不正當男女關係、跳光屁股舞等等。但我可以發誓,我們只是跳跳貼面舞,千真萬確。
跳舞的時候,有一個姑娘,姑且叫她小C吧,比我小一點,也是部隊領導的女兒,她一直跟我說,沒想到能跟電影明星一起跳舞。兩支舞跳完,她借貼面在我耳朵邊說:明天上我們家去吧,我家沒人,就我自己。
我到現在都記得我當時聽到後面這句潛臺詞的感受,我的心突突突突在胸腔裡狂跳不止,隨時就要跳出來。在跟老大姐發生過那一次以後,我已經不再是懵懂無知的少年了,我知道這一去大概會發生什麼事,心裡又渴望又害怕,一個晚上都沒有睡好,第二天早早醒了,我坐立不安,盼著約定的中午時間趕緊到來。
揹著劇組所有的人,我像特務一樣,來到我們約定的雞鳴寺附近的公交車站,她已經在那裡等著我了。一見面,她把我的手一拽,三拐兩拐就到了她家,一路上兩個人一句話都沒有說,我緊張得連她家是什麼樣的房子都不記得了,她的緊張程度也不亞於我,兩隻攥在一起的手,都在發抖。
門一開,一進房,她就把我抱住了,當然,我也抱住了她。我不知道我們後來是怎麼滾到床上去的。我現在回憶起當時,沒有幸福,全是緊張,腦中一片空白,當時有什麼過程完全回憶不起來,感覺非常快,完了以後就像不認識一樣,非常不好意思。我不敢看她了,就要走,就是一個字:走。
“不行,不能走,我給你做飯吃。”她抱著我。
我心裡特別難受,特別彆扭,我們之間也只有那一次。我像逃跑一樣走了。我現在開始懂得男人,過去了,後悔了,不敢面對,只能逃跑,我又不能跟她談戀愛,又不知道該跟她說什麼。她哭,不讓我走,她是真喜歡我。最後她放我走了,要我晚上再去跳舞,我答應了。可是到了晚上,我就是不敢跟她跳,不敢瞧她的眼睛,緊張,尷尬,好像怕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有什麼事一樣。
遲志強跟這些高幹子弟在一起混了一個星期,老大姐和小C,都發生在這一個星期裡。他後來管這一個星期叫“黑色星期”。為了這一星期,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隱隱有點譴責自己,但也對這種上層的生活感到羨慕和嚮往,那是一個新生事物不斷進駐、但周圍環境依然保守的年代:交際舞、鄧麗君、紅旗車……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夠到的東西,當時的社會意識中,交際舞就是耍流氓,鄧麗君是靡靡之音,但是對一顆青年的心來說,他又分明感受到這種生活方式帶來的那種自由而新潮的愉悅。
你問我,撇開這一個星期不談,其他時間我是個風流的人嗎?我不風流。我挺樸實,比較善良,但我在感情上不太把握得住自己,不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不懂得堅定地拒絕。另外特定年齡段,生理上確實也有一些刺激和需求。我內心有很綿軟的地方,會隨波逐流,我到了某個場合,就會順應這個場合,讓自己置身其中。
這個星期裡頭,還有一次,我們3個男青年一塊兒,開著紅旗轎車,到紫金山,一人帶一個姑娘,都是跳舞時認識的舞伴,牽著手,抱上車,在紅旗轎車裡,一人腿上坐一個。不過是坐了一下大腿——這就是後來報紙渲染成的“聚眾淫亂”。
因為用車,跟這些人在一起“鬼混”了一個星期,可是我有工作,我要拍戲,我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我們拍戲是半封閉的,比較嚴格,甚至是半軍事化的。那是什麼年代?那時候談戀愛要向單位打報告,組織不同意,就不許談戀愛,不到22歲也不許談戀愛。
這個星期給我帶來了巨大的驚喜,我感覺自己有了一點幸福,又有點恐慌,一個聲音在腦子裡說:“趕快停止,不要往下發展。”得到了,就行了,就像我們現在說的,有點豔遇。所以,這個星期結束以後,我就再也不去了。又過了一個多月,戲拍完了,我離開了南京。
強行摟抱叫猥褻 男女跳舞叫流氓
遲志強剛進長影廠時拍的第一部片子,第一次出外景是在河北涉縣,這是他“涉”足影壇的起點,最後他被捕時,也正在河北出外景,這一次,是完縣。他再三強調:“完蛋”的“完”!
當時正值1983年的全國“嚴打”,電影演員遲志強從來沒想過嚴打會跟他有什麼關係。這一天,拍戲之餘,他正和同事在賓館房間打牌,完縣當地協助他們拍戲的派出所幹警來敲門,平時和藹客氣的幹警,此時完全換了一種態度。
因為跟這個警察平時很熟悉的,我還開玩笑,咋了?誰得罪你了?他也不搭茬,只說,你出來一趟。
我還沒出門,就這麼一探頭:一走廊的公安局警察!齊刷刷的藍制服紅領章一大排!這是幹什麼?我腦子一下子閃現到南京。果然,幹警告訴我,他們接到南京方面的電話:拘捕遲志強。
當天就把我投到完縣看守所:一個小土房子,裡面已經關了兩個人,地上都是草,一個戴著手銬,另一個在地下坐著,到處都是臭烘烘的。我從那麼高檔的賓館,一下子就被投到這裡。他們倆一看見我很興奮:遲志強!你不是遲志強嗎?你怎麼進來啦?!你都可以想到我當時多丟人。我再一問,這兩個人:一個偷看女廁所,判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另一個,強行摟抱了一個女青年,叫猥褻,判了4年。
說句心裡話,把我跟這樣的人關在一起,我都噁心,可是一想,我還不如他們呢,他們還沒跟女的發生實質性的關係呢就這樣了,那我還不得死罪槍斃啊?你別笑,那時候男女關係問題太高壓了,而且你不知道嚴打那會兒,天天槍斃人,那都是我們親眼看見的:用槍指著,一大排胸前的牌子,什麼強姦犯搶劫犯殺人犯流氓犯,死刑!立即執行!大叉子嚓嚓一劃!
那時候,我心裡真沒底。不像現在,人都有法律意識了,要是犯罪,你得有侵犯的客體,我侵犯了誰呢?她主動,你願意,兩廂情願,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些詞今天全懂了,可當時哪有啊?完縣的警察也不知道我具體是犯了什麼事,問我,我能好意思說嗎?我就說,打架吧。我怎麼好啟齒跟人談男女關係!
公安對我挺好,回賓館拿來了我的牙刷,把賓館的被子褥子也帶來了,鋪在地上,那兩個囚犯都看傻了,沒見過待遇這麼特殊的犯人吧。不一會,送進來一大桶地瓜煮稀飯,是我們3個人的。兩個囚犯馬上跳下來吃,我卻一口都咽不下,最後他倆全吃了。我跟公安要了一顆煙,就伸在小鐵窗邊抽著,就這麼熬了兩天。
第三天,南京來人了,持槍的武警,押解去南京,我還帶著銬。這一路上你哥哥我丟人丟大了!眾目睽睽,都認識我啊!武警還說,我們從來沒押解過名人,這次算見識了。到天津上火車,他們3個武警把錢給弄丟了,最後還是我出面。我跟車長說,我們出差,錢丟了。車長一看:遲志強!趕快安排臥鋪,4個人的火車票都不要錢。就這樣,他們才給我解了手銬。到了南京,一下火車,馬上銬上,推進警車,嗚啦嗚啦把我帶走了。
後來才知道,被抓是因為跳舞,跳舞就是流氓。我們一起跳舞的全被抓了,要命的是,每次問到跳舞的還有誰,大家也不知出於什麼心理,第一個準說遲志強,我成了領頭的了!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說,你要主動交代,要是等別人說了,你就被動了。前幾天你爸爸來了,你不講實話你能對得起你爸爸?我也老實,心想著坦白從寬,說得一乾二淨,全交待了我心裡也輕鬆了。
文章出來以前,公安局給我單位打電話,遲志強這個案件沒受害者,頂多就是生活作風不好,讓廠子接出去教育。我們廠保衛處處長劉世榮,《英雄兒女》裡演王成的,星夜兼程,往這趕,當時長春到南京要兩天,就這麼巧,就他們來接我出去的途中,新聞報道出來了,短短一天的時間,全國各地多少個電話打到南京公安局:像遲志強這樣的敗類、退化分子,這樣骯髒的人,還留著幹什麼?我們在等待公審槍斃!這樣的電話,打到公安、打到省委、省政法委……公安局對我們單位的人說:現在不行,不敢再提放人的事情了。
還是我們廠長水平高,他給公安打電話:“你們既然已經決定要放人,就說明事情不嚴重,怎麼能受輿論的左右呢?”對方的回答是,不行,現在政法委很為難:遲志強暫時不能放。後來又追加了一條:遲志強紅案(紅旗轎車案)按流氓罪處理,要不然全國人民不答應。
所以,我們這群在一起跳舞的男女青年,全部以流氓罪論處,紅旗轎車裡那些女孩子也無一倖免。小C判得比我還重,她判了5年。我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
1983年10月,遲志強因流氓罪被判4年,原因是跳舞的舞伴坐在大腿上,那是嚴打時期,被稱為聚眾淫亂,一起跳舞的男女青年都被判了,有一些是軍隊、高幹子弟 。和他一起被抓兩個人:一個罪名是偷看女廁所,判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另一個因為強行摟抱女青年,判了4年。
“犯人新生藝術團”
很多事情,遲志強都是後來到了勞改隊才知道的。那張報紙,他也是後來才看到,讀完他就把它扯了個粉碎。法院專門為他寫了個內參:“《中國青年報》嚴重干擾法院審判司法程式,在法院判罪之前,報紙無權定性強姦、輪姦。”但這有什麼用呢?那個時代的民眾心理:報紙就代表著官方立場。老百姓搞不清楚法院最後的判決,他們已經給遲志強貼上了“強姦犯”的標籤。
鄧穎超也出來幫他說過話,1980年的時候,遲得過當時國家最高的文藝獎項“文化部優秀青年演員創作獎”,這獎項一共頒過兩次,第一次是趙丹、白楊、秦怡他們,第二次就是陳沖、遲志強、劉曉慶和唐國強這一撥。這一次恰是鄧穎超頒的獎,她接見了他們,合影時遲志強就坐在她身邊。對紅案,她說了一句:“遲志強的事情不要再渲染了,一個演員搞那麼大的動靜幹什麼。”
在勞改隊,遲志強幹起活來像一塊沉默的石頭。煤礦的採石廠,把山上巨大的石頭運下來,砸成小石塊,砸到虎口震裂。他一邊幹活一邊掉淚,煤黑的臉上刷出兩道白的淚痕。刨地、果園、茶場、大田……“我是真幹哪!”他希望透過高強度的苦役,來擺脫內心的痛苦。
一開始,真是想死的心都有。我已經有了一個空姐女朋友,這下,不用說,也吹了。她的父母找我父母要求賠償損失,大罵我父母:你們家就是養了個畜生!
我當然不怪她,在這件事情中,她也是受害者。對我,她該有多傷心多失望啊,而且周圍的人都知道她和我在處物件,這對她的名譽也是一種影響。我入獄後半年,她就嫁了,嫁的原因是那個追求她的小夥子表態:我不追究你跟遲志強談過戀愛。
一次勞改隊帶我去煤廠,兩邊人山人海,都在對我指指戳戳:強姦犯!在這種巨大的恥辱下,我淚流滿面。我已經這樣了,就不多說了,我就服刑。我這輩子當公民、當演員沒記過功,在勞改隊我記了3次大功!
當時還有一個信念,要回到演員隊伍中去。80年代,一個工人的職位都很珍惜,別說是個演員。我堅信我遲志強是個好人,我要回到工作崗位上去。
在牢裡面,領導要我組織一個“犯人藝術新生團”,過年給犯人和家屬表演。我一聽,這個我是專業啊。嚴打被抓進去的演藝圈裡的人不少,雜技團的、會翻跟頭的、跳舞的,都有。我常常不睡覺,連夜趕排節目。
有一個節目是我的朗誦,配音樂,獄裡有一個體操運動員,我讓他編了一個舞。“媽媽過去我是你的驕傲,今天我是你的恥辱,看著你蹣跚的背影出現在鐵窗前,我無言以對……”聲音朗誦出來非常好聽,配上舞蹈,背景是鐵欄杆,一個老太太的形象,追光剪影。我要求那個會翻跟頭的演員在這裡直接一個騰空翻,雙膝跪地,咣噹,砸地,靜止。“媽媽,我一生無法彌補給你的創傷!”
哎呀,那個效果真是太好了,當時他“咣噹”一聲從空中直接砸地跪下的時候,臺底下許多人驚呼,然後就是靜止——“嘩嘩”長時間的鼓掌!一下臺我就把他抱住了,我說好兄弟,真是好兄弟!在舞臺上,作為一個演員,我在社會上,沒有聽過這麼真誠、隆重的掌聲,現在作為一個囚犯,在囚犯和幹警家屬中間,我聽到的這個掌聲,真的是世界名牌的掌聲。
因為演出效果太好了,我們開始到社會上去巡演,南京各區都去了。南京廣播電視局當時想拍一部叫《遲志強》的電影,劇本都寫好了,我不答應拍。我遲志強又不是英雄人物。但我還記得那個劇本的開頭:搖晃的鏡頭——推啊推啊——“遲志強犯人藝術新生團”,有人捏著錢:有票沒有?有票沒有?一票難求。
因為這個藝術團,我立了功。有個老太太,兒子在獄裡,為了兒子能進我們的藝術團,到處集資給他買了一把吉他——因為當時勞改隊也窮,有個不好的規矩,凡是自願參加藝術團的,得自帶一樣樂器。老太太一見我就跪下了。我心裡老難受了,我說:“大娘你放心,你兒子我收定了!”其實他啥文藝特長也沒有,有個節目,“三句半”,我就讓他說那半句,半句也說不好,說不好我就罵他,很兇,我說,你對得起你媽媽嗎?我那時候脾氣暴躁,都是犯罪來的,不用強硬的東西,威信樹立不起來。我挺欣慰的一點,那時一起服刑的獄友,很多現在都出息了,都是幾百萬幾千萬的老闆。我呢?我4年徒刑減刑一年半,提前出獄了。
我又是長影的人了
出獄前是狂喜,盼著重新獲得自由。真到出獄那一天,我茫然得不知怎麼辦好了!我走不動,兩條腿一條都邁不開,鐵門出不去。我去哪?回家?多丟人哪!我見我爸爸媽媽我怎麼見哪?我回廠?哎喲媽哎好傢伙,有地縫我都得順著地縫爬進去,別見著熟人,太丟人了!門口還有記者、來接我的人。“一步步走出監獄的門……”這歌,就這麼來的。
出去第一站,到南京,《彩橋》裡演我媽媽的陳琳家裡,一到樓梯裡,久違的炒菜的聲音,“刺啦——”我心裡是酸,甜,苦,澀,一起來了。一進去,她怕我難受、怕我不好意思,假裝什麼事都沒有:“兒子,回來啦,等會兒啊,等會兒阿姨就把飯菜給你端上來。”她老伴走過來,一拍我的肩膀,這一拍就把我的淚拍出來了。
勞改隊的鑑定是,“遲志強屬於在運動中處理過重,建議回廠。”有這麼一個鑑定,又有在獄中3次立功的記錄,長春電影製片廠很爽快地就接受了他的歸來,但同時也說明:回來不能馬上進劇團,還得下放到車間過渡一下。這是一條最難的路,以前那些好朋友潘虹、劉威……每天在他眼前晃來晃去,他戴著墨鏡不敢跟他們打照面,他們在拍戲,他卻拉著個大車,這家送煤,那家蓋房子、修電燈、和沙子、抹牆,做一些臨時工作。
但是我有精神支柱:我又回來了,我還是廠裡的人。為了這一丁點希望,我也會奔著這個希望走。人的適應能力是最強的,豪華的我適應過了,地獄的我也能適應。所以當宋曉英拍著我肩膀,說“強子,好好幹”的時候,我對這些朋友,只有感激。
就這樣幹了1年。吉林電視臺有一出電視連續劇《二等巡官與馬車伕》,讓我演二等巡官,男主角之一啊,來我們廠調我。我們廠同意了,那真是我盛大的節日,出獄後我又第二次獲得了生命,政治生命和藝術生命。在攝影機面前,我的成長、我藝術上的天賦,在這一刻更加真實。因為我人生的體會都傾注在表演中了,人的成熟就在於曾經的經歷。接連拍了兩部戲,我因為嘴裡老是哼哼我以前在獄中自己作詞作曲的歌“鐵門啊鐵窗啊鐵鎖鏈……”被單位音像公司的人聽見了,說不如錄個磁帶吧。我還有點心虛,說這不登大雅之堂吧。結果對方說,沒事,改改歌詞。“苦命啊苦命啊我真苦命,為什麼我命運這樣悽慘,外面的生活多美好,我卻在牢中受折磨。”最後一句,後來改成了“我卻在牢中想外面”。
磁帶錄完後,我沒當回事,就跟李幼斌他們上長江源頭、唐古拉山拍《天鼓》去了。那是1988年,我們受了不少罪。等我們從山上下來,到了上海,我才知道《鐵窗淚》在全國發行得這麼火。《電影世界》創刊35年,活動在瀋陽體育館,我,閻維文,毛阿敏,蔣大為……眾多的歌星都去了,倪萍主持。當報幕員報出:下面是大家久違了的長春電影製片廠著名演員遲志強的時候,萬人體育館開鍋了,紅旗、彩旗、人民幣,連錢都往臺上扔,大學生打出橫幅“遲志強我們愛你”!
我走到臺當中,整整5分鐘,我沒講出話來。後來我每唱一句,臺下就歡聲雷動,我就唱不下去了。我後面是毛阿敏,她根本上不了臺了,觀眾根本不讓她上來,也不讓我下去,就亂套了。館長說,瀋陽體育館只有兩次這麼歡呼過,一次是郎平女排在這裡五連勝,再一次就是你遲志強。
命運跟我開的這個時常要讓我哭出來的玩笑
這種情景,連遲志強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本來是去打鳥,最後弄了只老虎回來!”他試圖分析人們對他空前的熱情,到底出於什麼深層次的原因。也許,是覺得他星途坎坷,激發了觀眾心中的疼惜之情;也許是覺得命運對他有虧欠,有加倍補償的意願;也許是覺得他淪為了時代的犧牲品,需要矯枉平反;又也許,最簡單的理由,是人們在遲志強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性的軟弱——他不過是犯了一個可能大家都會犯的錯誤。
但是很快,遲志強的“囚歌”系列就遭到了批判和質疑。有人認為,遲志強把一種畸形的、反常的不健康情緒帶到了社會上,賣弄自己的苦難騙取聽眾的同情……《鐵窗淚》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從大熱到大冷,被人們說得一無是處。這一次,遲志強心灰意冷,決定徹底離開舞臺。他跟一位杭州姑娘結了婚,開始下海經商,開酒店。這一走,就是十幾年。
對一位演員來說,最無情的是時間,最健忘的是觀眾。十幾年過去,再拾起演藝愛好的遲志強發現,他們這一代人的好日子已經過去。幾乎沒有適合他這個年齡段的好劇本,導演要麼忘記了他的存在,要麼就是對起用他心存顧慮。復出以後,他只接過為數不多的幾個角色,大多是配角。更諷刺的是,這位當年常在電影裡出演正面角色英俊小生的演員,現在成了導演心中的囚犯專業戶,一有囚犯的戲,導演們就想起他來。
“都快把我整成歌星了。”他現在最經常的演出活動,是到各地去參加演唱會,一些偏僻的縣城也去。自然還是唱他的囚歌系列。“唱別的他們不認。”他發現,那裡還有人記得他。這次在湖北,一個80歲的老太太,一定要來看遲志強,說是太心疼這孩子了。看到他,老太太一把勁道的手緊抓住他,“孩子,你這麼面善的人,我怎麼都不信,你能幹出那種傷天敗俗的事情來!”
唱完湖北,在湖南,一位農民趕了幾十裡山路來,只為了給他送100塊錢。“他自己衣服穿得很舊,鞋子也一隻趿拉著,拿了一張皺巴巴的100塊,要給我。保安差點不讓他進來。我問他為什麼要給我錢。他說:你用得著的啊。我才領略到他的意思,他想,遲志強坐了牢,肯定很苦。
遲當時喉嚨就哽住了。他謝絕了老農的饋贈,反過來,問老農有什麼需要。老農很開心地說,“我什麼都不缺,我家裡有十幾畝地呢,一年打的糧食可以賣3000多塊!”他連一場演唱會也捨不得看,見了遲志強一面就匆匆走了。
所以,你問我,出獄以後,直到什麼時候,我才算是真正站了起來。我告訴你,到現在,我也沒站起來。
什麼時候,遲志強可以在人們的心中不再是個囚徒,導演拍犯人戲不再第一個想到我,我可以演任何自己想演的優秀角色,我才算是真正地站起來了,我身上的這張標籤才算真正撕掉。
惟一欣慰的是,兒子今年19歲了,我想他在很多渠道都可以蒐集到他爸爸的過去,但是我在他心目中保持住了尊嚴,他一點陰影都沒有,他知道他爸爸是個好人。
你問我,現在風氣變了,在一些應酬場面,我會不會找小姐。我告訴你,我想,但是我不敢!有一次,我的兩個歌迷追到我房間來,要陪我過夜,我才知道她們是小姐。好傢伙!兩個陪我一個啊!都是青春靚麗、香噴噴的,我不想嗎?我一年在外面演出8個月,難道我是和尚嗎?但是我不敢,我得拒絕。我太太知道我,她說:遲志強是一朝被蛇咬過的人,所以絕對不會見了蛇就撲上去。
但是我感慨,我看著周圍的人,當著太太的面,摟著別的女人老公老婆的亂叫,我就想,這世界真的是此一時、彼一時了!要是我晚生20年,我一定不會坐牢!
所以你看,我是一個善良的人,內心軟弱重情,我很少怨恨誰。我是一個接受者。我父親是公安局長,小時候我看見家裡來來去去的頂帶肩章都要向他敬禮,我就樹立了要當警察的理想,但當老師說服我去做演員時,我也就接受了。我朦朧地愛過一個女孩子,可當父母為我介紹女朋友時,我也就接受了。我對事業缺乏規劃,即使在最頂峰的時候也沒有太多的野心,所以當事業走入低谷,我平靜地接受了。雖然我被判過所謂的“流氓罪”,但其實在女人這件事情上,我也更多的是一個接受者,而不是一個索取者。所以,我才能最終接受,命運跟我開的這個時常要讓我哭出來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