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12/15刊發NICK DANFORTH的文章，分析土耳其與美國的關係，主張讓土耳其離開美國的時候可能已經到來，指出，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是修復雙方關係紐帶的最佳方式。作者是德國馬歇爾基金的高階訪問學者。

如果像觀察家們喜歡說的那樣，美土關係像一列慢動作的火車殘骸，好訊息是，火車的速度比一些人預期的要慢。而壞訊息是，它們仍在同一軌道上向對方駛去。當選人喬-拜登現在的處境很不理想，他不能指望迎面而來的火車能給他多少幫助。

對拜登來說，他面臨的挑戰將是如何在不挑起新的衝突或排除未來合作的可能性的情況下，將土耳其對美國利益的損害降到最低。他的工作必須從認識到華盛頓無法單槍匹馬地拯救美土聯盟開始，埃爾多安也永遠不會提供任何真正或持久的關係重設，無論他看起來好像有多少次這樣做。美國和土耳其將繼續在無法交集的目標之下做自己的事情，會繼續不斷地出現更多危機。如果各方都幸運的話，也許會有一些喘息的時間，並在共同關心的領域取得一些進展。

為了最好地駕馭這種雙贏的局面，華盛頓應該對土耳其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角色，以及對自己在土耳其國內政治中的角色保持清醒的認識。當土耳其政府將美國視為威脅時，與土耳其合作就不再可能，當土耳其的許多反對派也這樣做時，去支援土耳其的民主，也將面臨困難。

對於土耳其為何近年來對美國及其他西方盟友採取更有對抗力的態度，有很多解釋。一些分析人士強調，埃爾多安從其好戰、反西方的立場中獲得了國內政治利益，尤其是現在他與土耳其極端民族主義黨結成了選舉聯盟。其他人則強調了埃爾多安的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和在穆斯林世界中的領導地位的作用。還有一些人指出土耳其的一系列具體不滿，比如華盛頓對敘利亞庫爾德戰士的支援，或者拒絕將土耳其傳教士費圖拉-古倫引渡回土耳其，並認為這些可以解釋或證明土耳其的敵意。

所有這些解釋都有不少道理。而這本身，就是懷疑和解可能極為艱難的理由。但是，單獨來看，它們仍然沒有傳達出挑戰的全部程度。因為，更令人擔憂的現實是，意識形態、不滿情緒和國內政治已經共同形成了一種新的土耳其安全理論，這種理論以連貫的、儘管不一定準確的措辭，將美國認定為主要威脅，需要採取積極的反制措施加以克服。

土耳其親政府的專家們一直熱衷於強調土耳其新外交政策背後的思維。他們認為，西方大國對土耳其新近的獨立行事感到震驚，因此正從多方面努力制衡土耳其的崛起。然而，由於西方的力量正在下降，世界正變得更加多極化，他們也認為，土耳其可以利用硬實力和與俄羅斯的選擇性合作，改寫對自己有利的遊戲規則。

這種對世界的態度在埃爾多安的選民中很受歡迎，與總統的意識形態假設非常吻合，並且已經得到了足夠的外部驗證，很難用懷疑的眼光去看。對華盛頓來說，認真對待土耳其的新外交政策，意味著接受任何威脅或激勵措施的組合都不會很快恢復合作關係。相反，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著更長期的挑戰，即推翻推動土耳其政策的假設。這將需要保持持久的壓力，向安卡拉表明，敵視其前盟友後果嚴重。但這也需要為安卡拉敞開大門，讓其在決定緩和時能夠緩和。換句話說，政策制定者不應該對埃爾多安的每一個和解宣告躍躍欲試，也不應該將他提出的重啟計劃視為讓安卡拉讓步的理由。同時，他們應該認識到，即使雙方都不希望問題很快得到解決，談判和工作組也可以在將問題置於次要位置上發揮寶貴作用。

事實上，鑑於華盛頓對埃爾多安越來越失望，一些人已經得出結論，只有埃爾多安被選下臺後，才有可能與土耳其進行真正的合作。當然，我們有理由希望，由土耳其主要反對派共和人民黨領導的政府，對美國和歐盟的敵意會減少。這樣的政府可能也會被證明更渴望與埃及等鄰國和解，同時對哈馬斯等其他地區行為體表現出較少的熱情。但是，另一方面，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土耳其反對派與政府對華盛頓的許多疑慮相同，並支援埃爾多安反擊華盛頓的許多努力。此外，如果他們發現自己掌權，幾乎肯定會面臨新的政治壓力，需要他們證明自己的民族主義誠意。

當然，埃爾多安和他的反對者對華盛頓持懷疑態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都認為美國對土耳其民主的支援，總是取決於土耳其的國內製度對美國可能意味著什麼。華盛頓的冷戰記錄當然表明，它對土耳其民主的態度常常圍繞著他們認為哪些黨派最符合美國的利益。結果是，今天，明確支援土耳其的反對派並不一定是支援土耳其反對派的最佳方式。去年夏天，一段影片流傳開來，顯示拜登在早些時候與《紐約時報》編輯部人員的對話中，呼籲美國給土耳其國內那些致力於透過選舉程序與埃爾多安對抗的人壯膽。幾乎和埃爾多安一樣，土耳其的反對派領導人也迅速跳出來譴責拜登的言論。他們譴責美國對土耳其內政的干涉，並堅稱他們不會成為華盛頓帝國主義遊戲的一方。

這種反應說明了土耳其民族主義反對派在他們認為華盛頓如何才能最好地幫助他們的國家的問題上存在著更深的分歧。透過堅持"土耳其比埃爾多安更大"，埃爾多安的許多反對者認為，西方國家不應該因為對負責人的憤怒而懲罰整個土耳其。他們聲稱，為了避免失去土耳其50%討厭埃爾多安的人，美國和歐盟應該向土耳其提供更好的貿易機會，而不是制裁，同時努力滿足土耳其對古倫運動、庫爾德武裝“人民保護部隊”(YPG)和東地中海的廣泛關注。當然，問題在於，其他更直言不諱的反對派成員堅持認為，這種做法只會以犧牲他們的利益來加強埃爾多安。他們堅持認為，給予埃爾多安高調的外交政策勝利，只會鼓勵他。而讓土耳其免受制裁，更不用說提供修訂歐盟關稅同盟等措施了，這給埃爾多安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經濟命脈，維持了他的獨裁角色。

面對這些自相矛盾的期望，拜登只需在批評埃爾多安的不民主行為時保持一致即可。他應該譴責對埃爾多安的反民主的逮捕行為，推動釋放政治犯。如果能釋放政治犯，這本身就是一個可喜的變化，既不同於即將離任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埃爾多安樂此不疲的非道德擁抱，也不同於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偶爾願意隱忍批評，希望獲得安卡拉的合作。總統不需要公開支援反對派，但是，也應該毫不猶豫地回擊埃爾多安的外交政策挑釁，希望贏得他們的同情。最終，將美國對民主的支援與其具體的地緣政治野心剝離開來，可能是表明美國人確實是為了土耳其民主而支援土耳其民主的最好方式。

長期以來，美國因與中東的專制政權合作而受到譴責。特朗普在此基礎上又加了一把勁，遷就埃爾多安的專制主義，甚至沒有得到合作的回報。拜登可能繼承了一個正在製造中的火車事故，但是，至少他沒有道德妥協的餘地。因為，你不能與一個死活不與你合作的專制政權去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