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印度後殖民主義史學曾強調，是歐洲推動的19世紀的全球化破壞且極可能摧毀了傳統的手工業。不過，有人或許發現，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印度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這一觀點已經轉變，而新的解釋強調的是歐洲工業化所起到的作用，或印度和中國未能適應而導致的結果。
二者當然是很難分開的，因為歐洲的產品進入印度市場，不僅僅因為價格低廉，它同樣還得益於殖民地的制度和關稅給母國帶來的持續好處。在英國的統治下，外國貨船運往或運離孟加拉的貨物的稅率，在1810年增加了一倍，而英國的貨物卻被給予了低稅率的優惠待遇。
▲進入印度的英國商人
1859年稅收制度進行修訂時，英國棉紗和布料的稅率被定為10%,而由於蘭開夏棉紡織製造商的遊說，三年後稅率被減至5%.工資差別使得印度棉紡織品在18世紀能夠與歐洲產品競爭，而到了1830、1840年代，歐洲的機器導致的生產率提高，完全消除了這種差別。到19世紀中葉，人們發現，維沙卡帕特南（Vizagapatnam)的產品已“無法和英國市場便宜的布料競爭”，而且古德洛爾（Cuddalore)銷往蘇門答臘的布匹“幾乎全被歐洲生產的布匹所取代”。
英國的紗線和棉布比得上印度生產的高檔產品，同時還大量地供應到國際市場，包括爪哇和波斯等之前由印度產品供應的市場。對於經濟衰退的程度，近年來的看法已經不那麼絕對，而是強調印度經濟，尤其是紡織品生產，有很大程度的連續性。提爾坦卡·羅伊贊成的觀點是，印度經濟僅部分受到廉價的工業化產品的負面影響，印度次大陸的手工業經濟領域，反而因市場的擴大和原材料更易獲得而受益。
▲印度尼西亞的爪哇
印度的手工業者不是簡單地屈服於國外（歐洲）的競爭，而是透過削減成本、重新定位、分享知識和資訊，並且，如羅伊認為的那樣，透過加強社會資本來“適應”新的形勢。印度產業經濟中也有一些領域一直未受到競爭的衝擊，比如設計密集型和技巧性的手工織布。這種解釋把作用歸因於印度生產者，強調19世紀晚期印度的工業化僅部分追隨了歐洲模式，而如手工織布這樣的強大產業卻得以保留。這和強調在19世紀末期印度棉紡織生產缺乏效率、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分析結果是大相徑庭的。印度棉紡織業在19世紀的相對衰退，也具備我們現在所稱的“大分流”的背景。印度經濟未能例外，它的內卷化體現了亞洲的經濟繁榮在百年來逐步衰落的一種更廣的趨勢。
然而，“西方崛起”和“亞洲衰落”的程度，存在著一種被誇大的趨勢。舉例來說，在1830年，在印度棉紡織生產中，總的英國進口產品僅佔4%-5%.同樣地，直到1830年代，歐洲的棉紡織生產規模也大大小於印度。英國1820年代棉紡織業的規模，只相當於印度次大陸棉紡織業規模的一半（可能僅為三分之一）。二十年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英國的生產超過了印度。這些資料同時也揭示出，競爭介於印度和英國之間，而現代法國棉紡織業和歷史悠久的奧斯曼棉紡織業等重要的棉紡織生產者，規模則相對較小。
▲英國人的紡織工廠
然而發展軌跡是不同的。當奧斯曼帝國的棉紡織生產正在衰退，或許印度的棉紡織生產已經衰退的時候，英國和法國卻在迅速發展。印度和土耳其所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歐洲布料的競爭，印度次大陸和中東都承受著歐洲對原材料日益增長的需求所帶來的壓力。就拿奧斯曼帝國來說，帕塔薩拉蒂認為，由於擴張的歐洲產業對原材料的需求，它存在著從生產成品布料轉向原棉和紗線貿易的動機。這在開羅和布林薩（Bursa)尤其明顯，不過，尚不清楚這是不是整個帝國的普遍趨勢。
在18世紀末，開羅有12000名工人，受僱於十八個不同的紡織品生產分支，但半個世紀之後，這個產業卻轟然倒塌。政治勢力（殖民主義）和市場的重新組合（西方工業化導致），都不足以解釋亞洲棉紡織業的複雜經濟發展軌跡。印度和奧斯曼的產業都進入了衰退階段。舉例來說，土耳其生產的紗線，從1820-1822年的每年11500噸下降到1870-1872年的每年僅300噸。
▲奧斯曼棉紡工廠遺址
1820至1910年間，奧斯曼帝國的棉布生產下降了至少一半。不過，正如伊納西克所認為的那樣，這樣的衰退的原因，在不同時間的不同的經濟領域中都能找到。最初的衰落，是由於進口紗線取代了本土紗線而造成的，隨後又是因為英國產品取代了印度進口產品。最後，也是最重要一點的是，歐洲產品進入了鄉下的內陸市場，取代了原先本土生產的便宜而劣質的棉紡織品種。
這種觀點，近年來被帕穆克（Pamuk)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所修正，他們提出，歐洲工業產品的影響力，或許因市場的不同而不同。歐洲紗線和布料的進口急劇增大，但不會總是取代本土生產。舉例來說，進口紗線適合對價格敏感的市場，但本土的手工紗線在注重質量的地方卻受到偏愛。手工紗線既用於工業化織布，也用於手工織布，且布料的後期處理是用工廠生產的染料來進行的，因而在工業化和手工之間，或進口和國產之間保持簡單的對立是很困手工生產和現代工業之間的區分，在印度甚至更難以站得住腳。
▲印度老者
從1870年代開始，印度帕西人（Parsi)從英國進口機器在孟買投資建立起了工廠生產，該產業很快就向中國、東非等國際市場供應紗線和棉布。機器生產同樣也為當地的手工織布業供應紗線。印度布料的後期處理也同樣受到西方技術的影響，合成染料在19世紀下半葉取代了天然染料。然而，歐文·瓊斯（Owen Jones)、福布斯·沃森（ForbesWatson)、珀登·克拉克（Purdon Clarke)等英國設計改革者發起的運動，卻導致了出人意料的結果，與西方機械化生產便宜的產品截然不同的是，印度的生產從概念上降級為手工業。
結語儘管他們捍衛手工織布和非機械化生產（並從設計的角度譴責英國工業化產品的可怕），但他們的運動卻被認為是無意地推動了歐洲之外生產的異化，並導致它最終淪落到製造業世界的邊緣。即使是20世紀初號稱經濟擺脫英國、自給自足的“抵制英國貨”（swadeshi)運動，也落入了敵對機械化產品的陷阱，把對英國產品的抵制與接受農村本土生產畫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