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一個遠遠凌駕於平均知識水平之上的群體，在尋常人眼中有著一種深邃而隱秘的厚重和博學感，總與社會最前沿有關。他們的生活在人們印象中總與校園、實驗室、一篇篇論文和可喜研究成果有關，但那大都是理工科博士的模板，而文科博士圈要靜謐、枯燥得多。

他們的所學、所思、所成散沙一般彌散在社會里，除了切身關係到全民生活或偶有的振聾發聵的熱門課題，大都無甚聲息，故而人們對他們的關注也很少。對於這個未知的高階學術圈，置身其中的清華副教授劉瑜算是“叛逆派”，批判起來直白而大膽。

從“歷史上無數悲劇源於集體沉默”到“偉大的妥協”，到陳數在《朗讀者》中呈現的“一個人要像一支隊伍”，再到近期被批“凡爾賽”的“我的孩子正勢不可擋地成為一個普通人”演講。

劉瑜的新銳觀點使其成為政治圈少有的熱門代表，多年來炙手可熱，也爭議不斷，卡在“文藝政治女神”與“公知”之間不上不下。

她在10年前發表的《送你一顆子彈》中表示：我見過大量平庸得令人髮指的文科博士，我不喜歡學術圈。這番理論其實尤其“凡爾賽”，只是細究起來，批判內容仍符合當下社會的病態現實，跟隨她的“凡爾賽”視角，我們可以窺度一點人文政治圈的真容。

劉瑜討厭文科學術圈的開始

劉瑜是在國內外都淘洗過的學者，從人民大學畢業後，她先後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成後回國任教。《送你一顆子彈》出版那一年，她剛好被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政治系錄用，這篇對於學術圈印象的敘述，恰從在國內尋求從教機會開始。

前輩跟劉瑜談起考核、論文、職稱、待遇之類的職場環節時，她頗為煩膩和頭疼，甚至仗著自己有寫作的專長冒出過做自由作家的念想。但透過給電影《飛越瘋人院》做腳註去理解人類天性的摧毀過程後，她在衝動與現實之間達成了和解，進入了一條凡人的生活軌道，成了一名大學教師。

彼時的劉瑜，充滿了年輕的叛逆感，對於自由的嚮往和對於束縛的排斥同樣強烈，談起落入俗套的選擇頗具自我強迫、勉為其難之意，對整個圈子都有那麼點高高在上、指點江山的意味。

她直白表示“學術圈就是個產品流水線，中外沒差別，裡面的人不存在睿智不睿智，最重要的是標準化”，為此她很不喜歡。無論十年前還是當下，想進學校教學，在學術圈搞研究，劉瑜頭疼的那些問題依然都存在。

寫論文，按發表成果評級、評職稱、評選，漲待遇這些過程式的環節之學術圈沒有任何減省，反而成為一條龍式標準路線，學者們的全部職業生涯都在迴圈這個過程，至於實際研究成果和帶來的現實影響，少有人問津。

冗餘、繁瑣、功利的流程耗費的人力物力極大，帶來的社會作用卻遠遠不匹配，種情況已經發展成了一個學界普遍問題，深深紮根在社會最頂端和前沿的圈子裡，貽害深遠又無從開刀。

她所見的美國文科學術圈，精緻地平庸

劉瑜所見的在美中國問題學者做起研究來就那麼幾步：首先在中國的某個地方找些國內人盡皆知，國外耳目一新的現象，比如官民糾紛，民眾上訪之類的；

第二步開始整理資料和內容，然後弄成論文模式，前景、現狀、未來發展各做一塊；第三部，按自己觀點論證，論證內容就圍繞對社會、經濟、官民關係等隨意發揮，但歸因要形而上學，用高階學術概念論證；

最終得出一個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又廣為適用或無可駁斥的、虛無縹緲的結論，一項研究就達成。之後就是拿著這份研究結果開會、發刊、出書、評級。這樣的模式下，一個問題可以反覆論證，創出多篇論文。

她曾聽過一個在美國相當有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的講座，講安源罷工，那份研究因為政治原因在領導人順序上耗費多年時間，數萬經費。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在劉瑜看來就是精細新聞，有些甚至還不如新聞有意義，新聞至少精煉有見解、實時性強、有新鮮感，不會用一個題目反覆混飯吃。

她認為，美國的社科研究精緻地平庸，因為體系講究精緻，只要用一個複雜模型論證問題，結論是廢話也會被雜誌發表，無論是哪個美國名校出來的文科博士都一樣，只在乎程序正義。

因此，這個圈子裡的人沒有多睿智聰明、敏於時事，大部分都相當平庸，最多就是不太笨不太懶，能繞清論點，英語過關，經得住各種考試的折磨。對比國內外環境，她認為相比於美國的精緻而平庸，中國的社科研究論文連精緻都不精緻，只有平庸。

劉瑜的描述充滿著調侃式不屑，然而置身其中的她自己處在什麼位置？顯然她沒有將自己劃入精緻而平庸、不精緻又平庸，或者不太笨不太懶的任何一堆裡，而是覺得自己瀟灑、優越於眾人才能如此誇誇其他。

可脫離口頭瀟灑，落在現實選擇中，她其實跟自己不屑的泯然眾人別無二致，混著自己鄙薄的圈子，發著自己瞧不上眼的論文，走著冗沉的程式，賺著“浪費”的經費，最多偶爾當當網路作家寫寫詩。

劉瑜厭煩西式虛無卻承襲了西式的驕傲，但這份西式驕傲掛在中式生活上多少有些不倫不類，以致她自己多年來卡在精緻和平庸之間，既稱不上出色的作家，也被人詬病學術成就。

文科研究與理工科不同，無處論證結論對錯，誰是誰非，也少有應用輸出，大多是經驗總結和規律發現。這種特性給了這個圈子更多彈性，也意味著更大的可鑽漏洞，更多人渾水摸魚，很難起到應有的啟迪受眾、辯證認知、最佳化社會和體制結構作用。

放眼國內的社科、經濟等文科學術圈，確實也算不上繁榮卓越，如果說國外的研究差但有聲音，國內的研究連聲音都微乎其微，因國內的平臺少，學者到國外發表研究反而更容易實現學術升級，得到認可。

不少人老瓶裝新酒圍著不痛不癢的話題編論文，也有人為了評級、拉經費大搞學術造假，論文抄襲。這種尷尬境況甚至談不上精緻和平庸，只是被功利駕馭、混名頭，完全偏移了學術的定位和本意，不止有志學者瞧不上，圈外的非議也越來越多。

文科學術圈，一個不出格才能活的圈子

在漫長的學習時光裡，劉瑜自認見到的出色人才是很少的，她發現文科學術圈是一個體系，有自己的規則，非常標準化，入局者需要順應規則才能存活，也就是人要“乖”。而那些叛逆、有靈氣的人是天生有反抗性的，反而會成為這個圈子的異類，很難生存下去。

如果將研究結果作為一個文學學者的“學術產品”，劉瑜認為自己是吝嗇的，把五年、十年的時間耗在雕琢和包裝平庸“產品”上，她覺得是浪費人才，並不甘願。

活在學術圈躲不過的就是開會、行政溝通，立項，考試，批作，劉瑜認為依附於這個系統的人習慣於這些過程，因為他們就是為了賺錢生活，跟程式設計師程式設計，分析師分析資料、家政人員做家務一樣，不關聯心靈和精神。

但劉瑜將自己當做一個只想過心靈生活的人，不是為飯碗而工作，而是有理想和精神追求的，工作政治和瑣碎事都是折磨和浪費。

在她看來，那些安於系統和體制的人像《肖申克的救贖》裡那些蹲牢獄蹲出了感情不願出獄的人，她自己徘徊在體制的邊緣，矛盾於體制之中的沉淪與跳出體制外的風險，前程未知。

程式設計師程式設計，分析師分析資料，家政人員做家務無關心不心靈之說，是劉瑜為了證實自己特異，不與人同而舉的例子，然而難逃主觀和傲慢。程式設計、分析資料、做家務是維生手段，但也不是全然沒有樂趣和成就感的，並非無關心靈，對更多人是樂趣兼飯碗的結合體。

劉瑜的自我彪炳和拔高顯然過了頭，她所做的“廢話”學術並不比其他行業高貴，別人的飯碗也不比她的飯碗沒靈魂。

活躍、驕傲、脫離民眾和現實、高高在上、自我沉迷、嚴重跑偏，劉瑜的“凡爾賽”思維十年間並沒有什麼改變，否則作為一個政治學者，她不會因各種諷刺言論被劃入“公知”群裡，受口誅筆伐，也不會因近期的“我的孩子正勢不可擋地成為一個普通人”再次廣受批評。

從某種角度來看，她接受的不是孩子成為一個普通人，而是接受了當初那個傲氣的自己落在了曾瞧不上眼的凡人生活裡。摒除劉瑜的自我彪炳，文科學術圈是否是一個規則標準化的圈子呢？顯然是的，因為這個圈子更多是為政治和社科服務的。

這種學科依附性使得其具有更多的規則和邊界，叛逆逾矩造成的可能不是理工類的一次實驗、建模失敗那種後果，而可能掉出圈子，難以立足或成為眾矢之的。為此學者往往更小心翼翼，更容易在既定的安全圈裡打轉，不敢也不容易突破。

這樣的學術氛圍裡，憑著熱愛去做，真正跟社會、人文進行有效對話，做有實效的研究很難，因而混名聲的多，名副其實的少。劉瑜的“凡言凡語”是一代中國人西化後的通病，她的西向認知是中國一部分學者的慣性認知，文科學術界的平庸則是社會敏銳性的平庸。

無論是劉瑜個人還是文科學術界都有著脫離現實的弊病，對於完善社會體系和思想框架的正向作用在萎縮。

或許中國社會發展太快，學術界沒有跟上，或許學者受西方荼毒太深，失去了腳踏實地的根基，無論哪一種情況都到了該矯正時候，否則社科、人文等學科非但不能對社會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變成空耗資源的累贅，還可能成為攪亂局勢、阻礙發展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