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史》這本書中講的“西方”並不完全是一個地理概念，它並沒有包括中國西邊的所有地域或國家，它講述的主要是古代希臘羅馬所屬或者活動所涉及的疆域，即今天的地中海沿岸、西亞、北非等地區，文藝復興和近代以來主要是義大利、荷蘭、英、德、法等西歐諸國。從文明形態上講，體現的主要是希臘文明和希伯來文明、阿拉伯文明的交流和融匯。

西方哲學是起源於古代希臘的一種愛智慧、尚思辨、運用抽象的邏輯概念追問宇宙、社會和人生奧秘的思維風格和學術傳統，從古代希臘羅馬、歐洲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和近代，哲學在繼承本體論或形而上學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地豐富發展哲學的運思形式，用不同民族國家的語言來書寫，體現出不同的思維風格。西方哲學史實際上主要就是歐洲哲學史。

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和法國現代哲學家德里達認為中國等其他文明只有思想沒有哲學，是因為他們對於哲學作了過於狹隘的定義，其實只不過是沒有歐洲哲學那種形態的哲學。

按照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1949年出版）一書中提出的“軸心時代”（Axial Age）理論，“軸心時代”（公元前8世紀—前2世紀）在希臘產生自己的文明和哲學的同時，古代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也獨立地產生出自己的文明和哲學，這是人類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時期，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思考這個世界。

軸心時代產生的這些文化和精神成果一直延續到今天，對當今社會仍然產生著影響，指導著我們的行為，我們總是能在軸心時代的先哲那裡獲得精神上的滋養。

文明是多元的，哲學也應該是多元的。因為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西方文明逐步成為現代世界占主導地位的文明、強勢文明，因此，西方哲學不僅影響現代西方社會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而且也成為現代世界的強勢哲學。其他文明的哲學在西方哲學的衝擊和影響下，不得不按照西方哲學的學科形態來重新整理和建構自己的學科體系。

哲學史的書寫常常會碰到的問題就是，書寫的重點是落在“哲學”上還是落在“史”上，也就是說寫出來的是哲學家寫出來的“哲學”的歷史，還是歷史學家寫出來的哲學的“歷史”。

哲學這個學科的獨特性決定了哲學和哲學史是分不開的，沒有離開了哲學史的哲學，也沒有離開了哲學的哲學史。哲學絕不會因為時代久遠而失去自己的光彩和價值，哲學的問題和洞見具有永恆的價值。

兩千多年來人類反覆地追問和回答著世界是從哪裡來的？還會到哪裡去？人是什麼？人的價值和終極追求是什麼？什麼是真善美？什麼是公平和正義？我們今天讀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老子和孔子似乎覺得是和這些大師正在進行面對面的思想對話，他們對於宇宙和人生的體悟仍然對我們有啟發和指導，今天的哲學研究一點也離不開前人的哲學理想和理論。

因為我們哲學觀點和立場不同，寫出來的哲學史就不同，有什麼樣的哲學就有什麼樣的哲學史。而各門科學則有很大的不同，在今天看來，古代科學家們提出的科學理論似乎只是人類幼年時期的一些幼稚有趣的猜想，早已過時和被淘汰了，與今天的科學相差十萬八千里，它們只有歷史的價值，我們今天科學家研究的成敗並不取決於科學史。

同時，書寫哲學史的人一定是從事哲學研究的哲學家，而書寫科學史的人未必是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寫藝術史的人也未必是畫家或表演藝術家。

哲學史就是哲學，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是黑格爾的哲學史觀。

黑格爾批評了一種“淺薄的哲學史”，即把歷史上的哲學體系之間的關係看成完全是外在的、偶然的，是沒有內在聯絡的。它們是“一堆在時間中產生和表現出來的哲學意見的羅列和陳述”、“僵死材料的堆積”、“人們所犯錯誤的展覽”。一部哲學史變成了一個“死人的王國”。

黑格爾從客觀唯心主義的觀點出發，認為哲學的唯一物件是理念，理念的特性決定了由它派生和反映它的哲學以及哲學史的性質。理念是具體的、豐富的，是多樣性的統一；理念是發展的，是可以自身展開和深化的，可以從潛在向現實轉化的。理念的發展越是往後，它的內容就表現得越豐富、深刻、具體、明確，理念的發展過程就是從潛在轉化為現實的過程。

黑格爾認為，理念發展有兩種不同表現方式：一種是邏輯的方式，即理念在純粹概念中的發展，或者說理念作為純粹概念在邏輯中的發展；另一種是歷史的方式，即理念體現在歷史中，也就是在哲學史中的發展。

黑格爾在他的哲學體系中，把邏輯範疇的發展順序和哲學史上各個哲學體系出現的順序做了基本上兩相對應的安排，早期的哲學體系和後來的哲學體系的關係，大體上相當於前階段的邏輯理念與後階段的邏輯理念的關係。

這樣，哲學史上不同哲學體系之間的關係問題就解決了，哲學史上同時出現的不同哲學體系之間的內在必然關係在於它們每一個都是全體的一個有機成分，它們以這種有機的關係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作為多樣性統一體的哲學全體。

哲學史上先後出現的不同哲學體系之間的內在必然聯絡在於它們每一個都依次是一個辯證否定的環節，構成了哲學史按照圓圈式運動向前運動的發展中的系統。

黑格爾以一種唯心主義的方式揭示出哲學史是一個由紛繁複雜的哲學體系構成的客觀的、有必然性的、合乎規律的辯證發展過程。

但是，黑格爾的哲學史觀除了是以客觀唯心主義為基礎之外，把歷史上不同哲學體系之間的關係都看作是必然的，否定了偶然性，否定了每一個哲學家的個性，陷入了一種歷史“決定論”。他將自己的哲學看作是包容以往所有哲學體系於一身的、無所不包的大全，哲學史發展到他這裡就到了頂峰再也不發展了，因此，黑格爾的哲學史觀最終是形而上學的。

20世紀下半葉以來，對於哲學和哲學史的關係以及如何書寫哲學史又產生了分析史觀和語境史觀的爭論。

如果我們想以真正歷史的精神書寫哲學史，就必須把我們研究的文字置於思想語境當中，使我們能夠理解作者寫作這些文字時實際上在做什麼，我們應該考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文化史、科技史、藝術史的各種語境。

同樣，在20世紀下半葉，在歐洲大陸的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哲學家們主張一種歷史虛無主義，認為“作者已死”，歷史上哲學文字的意義取決於讀者對它的理解和闡發，總在不斷地“延異”和“散播”，我們無法進行語境的還原。無論哪種新論，其實都不外乎是古今之爭、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

編寫哲學史，我們一方面要透過梳理無數哲學體系、哲學理論、哲學問題、哲學命題的發展線索，總結思維規律，促進今天的哲學研究和哲學論證，為發展當今的哲學服務；同時，我們還要將每一個哲學家、每一個哲學體系放到他們的時代、環境、背景或語境中，要考察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和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技、宗教、藝術等諸多語境的關係，還要考察一個哲學家的哲學與他的成長環境、所受教育以及特殊的人生境遇之間的關係。

我們既要考察一般性和規律性，也要考察特殊性和個性；既要看到必然和內在的聯絡，也要看到偶然和外在的關係；既要做哲學的考察，也要做歷史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