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9月到今年6月，年過七旬的作家蔣巍從陝西榆林到新疆烏魯木齊、和田，再到貴州銅仁、上海，直至黑龍江省佳木斯、哈爾濱，他輾轉東南西北五省七地，繞全國一圈，完成了這部近30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國家溫度——2019—2020我的田野調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在12月15日上午於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的“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叢書釋出會上，蔣巍介紹這部新作時說，“ 好多讀者說報告文學不好看，因為經常只有報告沒有文學。我在創作這部作品時，在真實性、文學性、思想性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我不是拿著宣傳材料堆砌改寫出來的，而是翻山越嶺，走村入戶，到扶貧第一線去打撈最鮮活的感人至深、催人淚下的故事素材。我認為扶貧攻堅戰取得決勝後，在全國農村所有地方亮起來的太陽能路燈，都要比作家的檯燈明亮的多，溫暖的多。”

創作脫貧攻堅文學

繞全國一圈八過家門不入

當天上午，73歲的蔣巍出現在“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叢書釋出會上，他聲音洪亮、富有激情地演講近一個小時，模樣和聲勢完全不顯老。他笑稱自己為了創作扶貧攻堅報告文學，從陝西榆林到新疆烏魯木齊、和田，再到貴州銅仁、上海，直至黑龍江省佳木斯、哈爾濱，輾轉東南西北五省七地，繞全國一圈，有一年多時間沒有回過北京的家了。“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而我八過家門而不入，將家完全交給老伴打理，我確實成了一個不回家的男人。”

蔣巍稱他習慣了這種生活，他喜歡坐在老百姓的小院裡、窯洞口、炕頭上聊天，他們的故事折射著這個時代發展程序的點滴變化。尤其是在扶貧攻堅一線採訪，太多的故事讓他淚下，以至於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寫作中，手指紛飛忘情地敲打著鍵盤，連吃飯解手都覺得浪費時間，常常弄幾樣小點心邊寫作邊充飢。

在介紹《國家溫度》這部新作時，蔣巍還透過書名鮮明地表達了他的政治站位和人民立場。“可以說，脫貧攻堅這場偉大的戰役和新冠疫情的嚴峻考驗，是2020年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與國家性質、國家力量的雄辯證明。真理是比較出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的事情做的這麼漂亮，這麼溫暖，卻還有某些公知一味罔顧事實，抹黑歪曲我們的國家。我在作協的一次座談會上就說過，作家不要認為只有自己的檯燈是最亮的，離你的檯燈越遠的地方越灰暗。在我看來，扶貧後在全國農村所有地方亮起來的太陽能路燈，要比作家的檯燈明亮得多，溫暖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獨角獸出版集團決定翻譯出版《國家溫度》，請蔣巍為本書封面寫一句“誰來看？”蔣巍寫道：“請用大寫字母標註：請反華人士看！”對方還要蔣巍再寫一句“電梯提示”——即在電梯上看的一句話。蔣巍寫道：“一個不瞭解中國的人，就無法和世界打交道。”

幫癱瘓男孩出版詩集、

翔實記錄下“一個人的學校”

提及貴州山區，蔣巍的最初印象是，多年前他的岳父去貴州繪畫寫生。走進山寨裡，看到一間茅草屋裡昏暗的燈光下，有男人和婦女穿著水泥袋子在地上行走。他們飯桌上的所謂“菜”，是從野地裡抓回來的一些蟲子，用鹽巴醃製後當鹹菜。

蔣巍還採訪過一位復員軍人曹以傑，他轉業後在大城市裡當高爾夫俱樂部經理，一直過著高階白領的生活。有一次，他回到貴州家鄉，看到一個老奶奶半身赤裸坐在洞口抱著孫子，一頭牛則在洞裡“哞哞”叫著。曹以傑想不通，問老奶奶，“這麼冷的天，快下雨了，為何不將牛牽出來，自己到洞裡坐著暖和一些。”老奶奶迴應說，“牛是我們的命根子，我們死得，牛死不得，不能放在外邊，丟了咋辦？”曹以傑聽了這話很心痛，決心辭職回鄉承包山頭創辦茶場，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

正是這種山區極度貧困與惡劣的生產生活條件，才讓貴州奮起，駐村幹部拼了命的幹，幫老百姓脫貧。這其中，就有貴州省交通廳宣傳教育中心主任蕭子靜，他在黔西縣雨朵鎮駐村扶貧。有一個孤老頭來找他辦事，看著行走舉止動作非常困難，原來老人指甲和腳趾甲好些年未修剪過了，曲曲繞繞彎了好幾圈，而且伴著骯髒、疼痛和流血。蕭子靜很痛心，端來一盆溫水給老人洗泡過之後，細心幫他剪了長長的指甲和腳趾甲。從蕭子靜的敘述中，蔣巍深深感悟到，扶貧不僅僅是幫村民種地蓋房這麼簡單，其實是生活的全部！

讓蔣巍難以忘懷的是，在這個鎮上，有一個高位截癱的男孩沈江河，他每天坐在家門口曬太陽，用僅僅能動的一隻手在寫詩，寫土地，寫母親，詩寫得很溫情很感人。蕭子靜看到這個男孩病入膏肓，決定動員社會力量為沈江河出一本詩集，以期對他有所激勵和慰籍。數月後，這本詩集出版了，書名叫《一根手指的舞蹈》。看到散發著墨香的詩集，沈江河和全家都哭了。一年後沈江河去世，這本詩集隨他入棺。蔣巍將這段故事寫入他的新一部長篇報告文學《主戰場》。

在扶貧一線每一天的採訪，都是激情在指尖上跳躍，淚花在鍵盤上飛濺。那一次，蔣巍在同當地幹部的閒聊中聽說了大山裡的“一個人的學校”，他立即決定：去看看！和第二天他和扶貧辦的同志一起乘船渡過烏江，又翻過兩座山，才到了這所“學校”，見到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鄉村女教師杜典娥。

這裡交通不便，村民生活極為貧困，許多年裡女孩子都不上學，更不敢外出打工，因為她們領工資不會簽名，上街不認識街牌。於是杜典娥毅然放棄自己外出打工的準備，在自家辦起一所只教小學前三年課程的“學校”。一是因為她覺得再高的年級自己教不好了，二是教到三年級，孩子們身體壯了，膽子大了，就可以渡江去對岸上正規的小學了。山裡農民很窮，交不起學費，杜典娥便約定每個學生一年只交6斤米。孩子們喜滋滋來杜家上學了，最小的6歲，最大的14歲。

就這樣寒來暑往幾十年，杜典娥青絲變白髮，先後教了幾千名三年級學生。迄今杜典娥還保留著那個已經發黑的6斤米賬簿，其中有許多還沒劃鉤的，是當年的學生還欠著的，有些則是學生的兒子或孫子幫著還上的。杜典娥說，她留著這個本子不是為了催賬，而是為了紀念，因為這就是她的一生。蔣巍看到，如今杜家門上還掛著當年的上課鈴——一個鐵盤子早已鏽成文物，現在用的是電鈴了。

採訪銅仁易地搬遷工程

脫貧訊息傳來扶貧幹部們抱頭痛哭

除了記錄下扶貧攻堅戰役中這些小人物的冷暖人生，蔣巍還將激情投入到易地搬遷工程中。在貴州，需要易地扶貧搬遷的移民就達 188 萬，全國最多，且大大超過三峽移民數量。

這其中， 銅仁市是移民搬遷任務最重之地:作為全國 14 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全市所轄 10 個區縣均為貧困區縣，共計 1565 個貧困村，其中 1 個深度貧困縣 (沿河縣)、2 個極貧鄉鎮、319 個深度貧困村，2014 年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92.7 萬。且大多數貧困群眾居住在深山區、石山區和高寒山區，居住分散，耕地匱乏，用水艱難，基礎設施、文化教育極端落後。總之，活在那裡就意味著困在那裡，老死在那裡。別無出路，實現脫貧只能靠一個字——搬!

在銅仁市，經逐村逐戶摸排統計，到 2020年底，全市總共需搬遷 29.33 萬人，佔全市人口近十分之一。其中需要跨區縣搬遷的達 12.55 萬人。一個地級市易地搬遷人口數量如此之大，全國獨此一家。銅仁市在做好易地扶貧搬遷工作之餘，也做好“後半篇文章”，在搬遷安置點配套建設了學校、醫院、商超、工廠、市民活動中心、公共服務系統等。同時千方百計鼓勵企業在安置點創辦“扶貧微工廠”，讓以前不得不遠出打工的農民可以“增收兼顧家”，讓搬遷群眾“一步住上好房子，快步過上好日子”。

“採訪中，我看到一些女孩子們抱著電線杆子焦急地等待脫貧驗收的結果。一旦抽到合格了，整個縣脫貧，訊息傳來的時候，所有扶貧幹部抱頭痛哭，他們高呼口號，‘我們來了！我們勝利了！’在我眼裡，這些充滿熱血激情與擔當精神的扶貧幹部值得好好記錄。”蔣巍說。

冷思考：

要防止扶貧解困“同質化、一窩蜂”現象

建立扶貧長效機制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

如實記錄下貴州、新疆、榆林等省市脫貧攻堅偉大壯舉的同時，蔣巍也有著深入的觀察和思考：首先要儘可能避免扶貧專案“同質化、一窩蜂”現象。“從北到南，我走過的很多地方，為扶貧解困，當地都在鼓勵扶持發展產業，比如蘋果、核桃、紅棗、茶葉等等。我想，市場容量畢竟是有限的，多年以後，這些農副產品堆積如山、供大於求的危機將是非常現實的威脅與挑戰。 農民的投勞和合作社的大筆資金投進去了，產品卻難以推銷甚至爛在地裡，導致已經脫貧的農戶又返貧，怎麼辦?”

對此，在他看來，要建立扶貧長效機制，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鄉扶貧的幹部多是城市出身，且多是黨政機關幹部，他們對農村較為陌生，對市場經濟執行及其規律不很熟悉。類似“兩不愁、三保障”這樣的“填鴨”政策誰都會，但是把農民群眾推上市場經濟軌道，從而獲得強大的內生動力，就需要一定的智慧和本事。

蔣巍在書中列舉了一個成功的案例：在某省的扶貧工作座談會上，一位扶貧幹部彙報了他的一個正在積極推進的大專案，因其幫扶村莊鄰近省會，他號召全村農民大舉種植蔬菜，然後在市裡租一大間門市房，將那裡作為村民蔬 菜的“出口”，聽起來很美妙，卻當場遭到一位農民的反駁:門市房一年16 萬元租金能不能掙回來?農民租車開車送菜費用能不能掙回來?蔬菜淡季沒菜賣怎麼辦?如果虧了，等於留下一堆後患。

這位農民當場出了一個主意:可聯絡聯合幾個大企業大公司食堂，和這個村合作社共辦一個電商平臺，雙方共養一 輛車，每天各單位需要什麼菜、多少菜，在平臺釋出，由專用車輛送菜上門。村民不出門就可以把菜賣掉了，全場皆表贊同。

在蔣巍看來，這就是一位城市機關幹部和懂市場規律的農民之間的差距。由此可見，在扶貧工作中，學會運用市場經濟規律，才能激發內生動力，建立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