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榕

日本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的《沉默》完成於1966年。小說描寫了葡萄牙耶穌會派傳教士薛巴斯強·洛特里哥（Sebastio Rodrigues）在日本傳播天主教的經歷。背景是17世紀上半葉的日本。天主教於16世紀中葉由西班牙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傳入日本。豐臣秀吉擔心它在日本的影響日益擴大會對政權形成潛在威脅，自1587年開始，著手清除天主教在日本的影響。其後的德川家康也採取了同樣的政策。1614年，日本驅逐了葡萄牙等國在日本傳教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小說中，1638年，主人公洛特里哥和同伴卡爾倍卻逆流而上，自澳門偷渡進入日本，在長崎登岸，在附近的山區和漁村傳教。數月後，洛特里哥被捕。審問洛特里哥的井上筑後守以日本教民的生命相威脅，逼迫洛特里哥放棄信仰。洛特里哥踩踏基督聖像，脫離天主教，被賜名岡田三右衛門，在長崎生活了三十餘年。表面上，洛特里哥不再是基督徒，他卻一直暗中履行神職，在日本教民之中傳播天主教信仰，直至六十四歲病逝。

《沉默》出版的當年即獲得了“谷崎潤一郎文學獎”。小說不僅在日本評論界受到了強烈的推崇，也是在西方國家影響力最大的日本當代小說之一，被美國著名批評家厄文·豪譽為“一部偉大的傑作”。主人公洛特里哥的原型是真實的歷史人物鳩傑貝·凱拉（Giuseppe Chiara）。他1643年潛入日本，很快被捕，不堪忍受酷刑而棄教，改名岡本三右衛門，八十四歲時才過世。遠藤周作在《沉默》中，深入挖掘了為大多數人所忽視的日本17世紀的禁教歷史。但洛特里哥和原型鳩傑貝·凱拉之間有所差異。歷史上，凱拉徹底放棄了信仰；小說中，洛特里哥卻透過棄教而更加深刻地領悟了基督精神，默默守護著天主教信仰在日本的柔弱根苗。小說透過對主人公的命運的刻畫，探討了人類如何面對以及如何實現救贖的重大命題。

《沉默》

《沉默》所描繪的是一個黑暗壓抑的世界。天主教之所以能夠在日本開花結果，即便在日本幕府的高壓下，依然有眾多的百姓選擇了相信天主教，是因為在那個年代，百姓之上有武士，武士之上有藩主，百姓被課以重稅，受到層層盤剝，生活十分悲苦，只能寄望於天主教所承諾死後升入天堂的美好生活。洛特里哥落腳的第一站是靠近長崎的有義村。這裡土地貧瘠，村民住在黑洞洞的稻草屋頂的房子裡，靠種麥子和番薯生活，交不起苛酷的年稅，吃不飽飯，就連富戶，一年也只能吃到兩次白米。“長期以來，這裡的老百姓像牛馬一樣勞作，像牛馬一般死去”。看著這裡的教徒“青黃而活像無意志的木偶的臉”，洛特里哥的信仰出現了一絲動搖：當這些可憐的百姓受苦的時候，上帝在哪裡？

這份不確定，在洛特里哥目睹了兩位日本教民被處以“水磔”酷刑後，變成了明確的質疑。水磔之刑，是將人綁在立在海中的十字架上任由海水沖刷，直至身心俱疲衰竭而亡。受刑的是在有義村兩位為洛特里哥提供過掩護的村民一藏和茂吉。海風吹來了他們悽楚而微茫的呻吟。看著綁著他們的木樁在漲潮的海水中慢慢被淹沒，洛特里哥體會到巨大的悲慟：“長久以來，我做過太多如《聖人傳》上所記的殉教的夢——例如他們的靈魂歸天時，天空充滿了光輝，天使吹奏喇叭，轟轟烈烈。可是，現在我向您報告的日本信徒的殉教並不是那麼的轟轟烈烈，而是如此悲慘，如此這般地充滿了痛苦。……海發出陰沉而單調的聲音啃蝕著海灘。我在海可怕的寂靜背後，感受到的是神的沈默——神對人們的悲哀嘆息仍然無動於衷。”

其實，類似的質疑，並不是《沉默》所獨有。面對著17世紀的海，質疑著神的存在的洛特里哥，所呼應的，是《聖經》中坐在灰堆中質疑上帝的約伯。

約伯是聖經《約伯記》的主人公。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上帝賜給了約伯七個兒子，三個女兒，數千牲畜。可是撒旦卻認為，約伯的敬神，有功利的目的，是為了神的賜福。於是，為了試煉約伯，上帝允許撒旦取走了約伯兒女的性命，殺死了所有牲畜和僕人。約伯一夜間一無所有。他無怨無悔，伏在地上下拜：“我赤身出沒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服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撒旦並不甘心，要求進一步考驗約伯。上帝允許撒旦擊打約伯，讓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滿毒瘡。此刻，約伯依然表示順從：“難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 然而，七天七夜之後，約伯開始對生命的意義提出了質疑。他詛咒自己出生的日子，寧願從來沒有來到這個世界：“受患難的人為何有光賜給他呢？心中愁苦的人為何有生命賜給他呢？”

《死海之濱》

《約伯記》長達四十二章。約伯的朋友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聽說了約伯的不幸，趕來安慰他。《約伯記》記錄了約伯的受難、約伯的憤怒、朋友對約伯的規勸、約伯的反駁、以及上帝的最終現身後的回答。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曾經在《論英雄與英雄崇拜》中寫到，《約伯記》“是人類寫下的最偉大的篇章。無論是與《聖經》中的其他篇目像比較，還是和《聖經》之外的文學作品像比較，沒有什麼能夠和《約伯記》相媲美”。《約伯記》的意義，在於它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問題：人間的痛苦從何而來？如果世間存在無所不能的上帝，為什麼要將痛苦加在柔弱無辜的生命之上？

約伯的朋友們在規勸約伯放棄和上帝的論辯時，反覆勸說約伯，希望讓他認識到自己是有罪的。如果人有罪，就必須受罰。上帝給予的任何痛苦，都是有理由的，都必須承受。約伯卻認為，自己全然正直，沒有做錯任何事。如果上帝是公正的，就不該這樣對待他。

在《聖經》中，約伯的形象存在矛盾性。《新約·雅各書》第五章第十一節提到：“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到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滿懷憐憫，大有慈悲。”為此，英語中有固定短語，就叫做“約伯的耐心”（Patience of Job），約伯又被稱為“耐心伯”（The Patient Job）。

但是這樣一個約伯，只符合《約伯記》四十二章中的頭兩章，以及三十八章後神在旋風中現身以後的部分。《約伯記》的主體，是抱怨的懷疑的約伯。他將上帝比喻做武士，表示自己面對上帝的攻擊，毫無反抗力：“神使我睏倦，使親友遠離我，又抓住我，作見證攻擊我。……我素來安逸，他折斷我，掐住我的頸項，把我摔碎，又立我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圍繞我，他破裂我的肺腑，並不留情，把我的膽傾倒在地上。將我破裂又破裂。”他不明白為什麼上帝創造了他，又要無緣無故用痛苦試煉卑微的他。此時的上帝，看起來不再是主持正義的至善者，而是無辜者的敵人。

《約伯記》中，約伯坐在灰堆裡頓足捶胸，追問上帝的初衷。這個憤怒呼號的約伯，其實是自信的。他敢於妄言，因為他相信上帝不會無動於衷，一定會聽到他的聲音，親臨說明意圖：“他必理會我。他隱藏，我不能見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果然，上帝在旋風中現身。他與約伯兩次對答，告訴了約伯，上帝是無所不能者，上帝的意志是作為人類的約伯所無法瞭解的。上帝的能力無限，只需虔信，不需質疑。約伯自此心悅誠服，虔誠懺悔：“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上帝滿意於約伯的清白，“後來賜福給約伯比先前更多”。約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年紀老邁，日子滿足而死”。

《醜聞》

《約伯記》中約伯幸福終老的結局，體現了上帝對有德者的獎賞。透過約伯的詰問與上帝的回答，《約伯記》再次肯定了上帝對人類的眷顧。即便是受難，只是試煉。《沉默》中，洛特里哥發出了同樣的詰問，然而，上帝遲遲沒有出現。天主教徒在日本受盡了苦楚，上帝並沒有賜予他們福報。為此，洛特里哥的懷疑，也從懷疑上帝的漠然，變成了懷疑上帝的存在，進而懷疑自己的信仰：“萬一沒有神的話……那被釘在木樁上、被海浪拍打的茂吉和一藏的人生不就是一場鬧劇嗎？橫渡重重大海，費了三年歲月才來到這個國家的教士們，不就是在心中注視著滑稽的幻影嗎？而現在自己在這杳無人跡的山中流浪，也是多麼滑稽的行為啊！……我知道最大的罪是對神的絕望，可是神為什麼沉默，我不懂。”

《沉默》中的上帝是沉默的，拒絕作雷霆之吼，證明自己的正義。《沉默》中的洛特里哥也是沉默的。他無法像約伯一樣堅信上帝的存在，也就沒有了與神抗辯的立場。小說中，對聲音的描寫是細碎的。它是被海風吹來的受“水磔”的人野獸般的低嚎；是以身蹈海的同伴卡爾倍被海浪淹沒的呼喊；是隔壁受刑的人從流血的口鼻中發出的時斷時續的呻吟聲。小說中，異常清晰的，反倒是蒼蠅的飛鳴和乾燥的蟬聲。信徒被官差用木棒頃刻間擊殺，屍體被拖走，地上留下了黑褐色的血汙，天空中，太陽依舊照耀，蒼蠅在陽光中飛舞著，嗡嗡的聲音似乎在嘲笑著這天地間主持公道的神的缺席。

神的沉默使洛特里哥沉默。沉默中，他懷疑上帝的存在。當他因失望，不再將目光望向天空，尋找上帝的身影時，卻因為低下頭，看到了與世人一起承擔痛苦的基督，尋找到了信仰的支點以及救贖的可能。

洛特里哥帶著殉教的決心進入日本。不成功則成仁，即便死去，也可以享受天國的榮耀。卻發現為了從根本上動搖日本信眾的信仰根基，日本官員用日本信徒的生命，脅迫來自葡萄牙的神甫們屈服。洛特里哥的同伴卡爾倍拒絕棄教。官差便當著卡爾倍的面，將三名日本信徒投入了大海。卡爾倍因為無法容忍這樣的道義負擔，和信徒一起投海而亡。為了讓洛特里哥棄教，三名日本信徒被處以“穴吊”。“穴吊”是一種殘酷的死刑。受刑者四肢被捆綁，吊在洞穴上，耳朵上打了孔，血慢慢流下來。在這種死刑中，肉體的痛苦被儘量放大並延長，受刑者往往要掙扎好幾天才會死去。洛特里哥所面臨的困局是他必須在堅持自己的信仰，還是解救這三條無辜的生命之間做出選擇。

無論洛特里哥選擇了什麼，他都將成為一名罪人：選擇救人，意味著他不得不背棄自己的信仰；選擇堅持信仰，那三個教民就要為他的信仰殉葬。

洛特里哥最終選擇了棄教，救下了那三條無辜的生命。這是一個無比艱難的選擇。選擇的動力，來自於他到日本後，看到的被人踩踏在腳下的基督像。德川幕府為了讓日本信眾背棄信仰，特地發明了“踏繪板”的方法，要求日本民眾踩踏嵌有基督頭像的木板或銅板，透過瀆神的方式，逼迫教民脫離宗教。一藏和茂吉就是因為不忍踩踏畫像，暴露了教民身份，被處以死刑。

在基督教教堂中，無論樹立的雕塑還是懸掛的畫像上，基督的面孔都是美麗而聖潔的，他承載著人類的祈禱和夢想。洛特里哥在踏板上所看到的基督，“張開著枯瘦的雙手，戴著荊棘冠冕……聖像上的那個人，由於被許多人踏過，已磨損、凹陷，以悲傷的眼神注視著司祭，從那眼中，一滴眼淚似欲奪眶而出”。這樣的基督，離被囚禁、被審判、受折磨的洛特里哥很近。他和洛特里哥一樣軟弱，一樣無法保護自己。但這份軟弱中，又有一份特殊的堅強。他勇於承擔苦難，毫不退縮，為受難的人提供著靈魂的慰藉，其中也包括著感召洛特里哥：“踏下去吧，踏下去吧，你腳上的疼痛我最清楚了。踏下去吧。我就是為了要讓你們踐踏才來到這世上，為了分擔你們的痛苦才揹負十字架。”

在《約伯記》中，上帝在旋風中出現，向約伯展示神蹟。這是一個嚴父的形象，高高在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絕對完美。他所選中眷顧的約伯，是世間少有的義人。《沉默》中，上帝缺席了，信仰的支點，落在了作為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中的一員的受難的基督。追隨基督的洛特里哥，也只是一個普通人。就像洛特里哥自己在《沉默》中所說的：“我們並不像你試煉下患麻風病的約伯那般堅強。約伯是聖人，而信徒們不過是軟弱的凡人罷了。”

　　

《沉默》中，遠藤周作將棄教的洛特里哥寫成了堅守信仰的基督徒，這樣的人物塑造，體現著遠藤周作獨特的基督教倫理觀。遠藤周作年幼的時候，父母離異，敏感的心靈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大學畢業後赴法國留學，作為東方人，受到了不少歧視；成年後，身體一直不好，患肺結核差一點死掉，對生命的脆弱和命運的無常有比較深的體會。這些都使受到母親影響而成為天主教徒的遠藤周作，對受難者的基督形象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筆下的人物，並不是道德無缺的完人，而是有缺憾的弱者。他們所行踐的，是耶穌式的忍耐、堅持，尤其是無私的愛。小說具有普世價值，不侷限於基督教徒才能產生共鳴。如果抽取了宗教元素，我們可以發現，遠藤周作所推崇的基督教倫理關係，其核心是基於愛的倫理關係。

有關愛，哲學倫理學上有三重不同的定義。首先是“欲愛”（eros），這種愛，是充滿著生命慾望的愛。是以自己為中心的愛。其次是“友愛”（philia）。這是友誼之愛，我們愛和我們相似的人，彼此欣賞，互相尊重。最後是“摯愛”(agape）。這是利他的愛，我們摒除了私慾，對人類愛的深沉。在三種愛中，只有“摯愛”是無條件的。

《約伯記》中，上帝愛義人，懲罰不義之人。他欣賞約伯的正直，賜給約伯豐厚的獎賞。他不滿意約伯的三位朋友曲解了他的意圖，懲罰他們，要求他們獻燔祭。這種愛，是有條件的愛。神愛的是至善的人，愛的是愛神敬神的人。

新約中耶穌對上帝之愛的闡釋，卻與《約伯記》中的不同。耶穌告誡信眾，“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做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耶穌將舊約中的十誡，簡化為兩個誡條：一是愛上帝，二是愛鄰人。這裡的“鄰人”，超越了種族、階級、性別的差別，耶穌所行踐的，是平等的“摯愛”。它不以增加個人利益為準繩，拒絕用居高臨下的姿態對人進行評估，以感同身受的悲憫為基點。

以“摯愛”為基點的倫理，格外關照弱者。《聖經》中，耶穌所救治的是瘸子、啞巴、瞎子、有殘疾的人、得麻風病的人、被惡鬼附身人人敬而遠之的人。他肯定柔弱者的生命價值，賦予他們有尊嚴的生活。正如遠藤周作在《沉默》中寫到的：“喜歡有吸引力的、美麗的人，這對誰都辦得到的。那不是愛。對容顏衰老、如破布般的人以及人生不會拋棄才是真正的愛。”

《沉默》這部小說前半部中的洛特里哥，有著約伯式的自信。他相信自己信仰上的堅定性，鄙夷吉次郎這種出爾反爾的信徒。他和井上筑後守激烈辯論天主教在日本存在的意義，認為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棄教後的洛特里哥，卻有了約伯式的忍耐。他不再能夠傳播“絕對真理”，卻身體力行著“摯愛”的原則。如果洛特里哥拒絕棄教，可以以殉教者的榮耀身份進入天堂，這符合“欲愛”的原則；洛特里哥卻放棄了這種以個人幸福為基點的立場，選擇在卑微和罪惡感中活下去，拯救了素昧平生的三名日本普通教民的生命。這體現了洛特里哥從“欲愛”到“摯愛”的轉變過程。遠藤周作透過洛特里哥，說明了信仰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信仰的核心，即愛的精神。他超越天主教的正統理解，將洛特里哥的棄教，形容為“至今沒有人做過的最痛苦的愛德行為”。

《沉默》提出了和《約伯記》一樣的問題：人為什麼要承受這麼多的苦難？但《沉默》中，上帝並沒有現身，回答這個問題。遠藤周作用上帝的沉默，說明了苦難是人的宿命。這是一種十分悲觀的世界圖景。然而，看一看現當代人類社會的歷史，人們面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冷戰的對峙、中東的動盪、非洲的饑饉，還有地震、海嘯、颶風的自然災害，確實，任何對消除了一切困厄的世界的承諾，目前都只是烏托邦的幻影。身處這樣的現實境遇，只追問造物主的正義與否顯然不夠。遠藤周作在《沉默》中，在約伯式的發問之外，追加了新的命題：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回答是：像基督一樣，加入到那些受難者之中去，積極實踐以“摯愛”為基礎的利他性的倫理準則。

德國神學理論家莫爾特曼在《被釘十字架的上帝》中指出，基督的受難，意義重大。透過受難，“基督成了被鄙夷、被遺棄、被壓迫的人的兄弟”。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猶太人，是廣島受到核彈光輻射的孩子，是越南美萊村被美軍殘殺的婦女和老人。他分擔著人類的痛苦，與受難者結成了共同體，體恤著人類風雨飄搖的命運。《沉默》中，洛特里哥也是透過受難，放棄了來自天主教大國的高傲身段，和被迫害的日本教民融成了一體，相互支援，休慼與共。《沉默》中，歷史是沉默的，邊緣化了這一段宗教迫害的黑暗過去；上帝是沉默的，沒有承諾人們任何幸福和希望；但是，在沉默中，我們也能夠看得到人在面對苦難時體現出的堅韌、尊嚴和無私。愛的倫理學沒有華麗的言辭，見證的是無聲的行動。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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