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在制定新冠抗疫策略時，普遍有兩股力量在對著幹：醫生和科學家們建議封城，而政客們則反對封城。這兩股力量對抗的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很多國家雖然有了名義上的封城，但執行起來就成了完全不到位的“半吊子”，既影響平民生活也無法剷除新冠。而且只要社會稍微解禁，病毒瞬間就捲土重來。但瑞典的情形卻完全不一樣。在瑞典，堅持不封城的是以瑞典公共衛生局首席流行病學家，人稱安國師的Anders Tegnell為首的主流科學家們，他們給出的建議是：讓疫情儘量自然發展。
是什麼讓瑞典的科學家跟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科學家這麼不一樣？我們在這裡可以追溯一段瑞典的黑歷史。在上世紀初期，有四個西方國家決定把孟德爾遺傳學推廣到人類身上，推動了“人種改良學”（Eugenics）在西方的誕生。這四個國家是英國，德國，美國和瑞典。
當年擁有大片海外殖民地的英國用“高等人種就是要主宰低等人種”的種族思想來維持殖民統治。德國把種族理論作為屠殺猶太人和東歐斯拉夫民族的理由。雖然納粹德國一直強調猶太人很富有，但當年這個小群體掌握的資源畢竟比不上東歐大面積的肥沃土地。在二戰期間，德國在佔領西歐國家之後主要採取拉攏與和親政策，而對東歐國家卻實行了種族屠殺。據戰後統計，德國佔領的西歐國家人口和1939年開戰時相比減少了1-2%左右，而東歐則有10-20%的人口被消滅掉了。
與英德不同的是，美國和瑞典沒有去努力輸出自己的種族思想去禍害其他國家的人，而是主要用它來禍害自己本國的國民。美國的種族問題眾所周知，從19世紀末的排華法案到今年的佛洛依德之死，種族主義的罪惡簡直可以說是罄竹難書。但瑞典同美國不一樣，歷史上並非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他的民族組成比較單一，以當時大家認為最優等的日耳曼民族為主體。在這種大家都同屬一個民族的情況下，瑞典是如何以種族主義思想禍害自己的國民呢？且聽筆者慢慢講。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個把種族理論當作正經科學的國家。在1909年，瑞典學術界成立了一個“瑞典人種改良學會”（ Svenska sällskapet för rashygien）。瑞典語的Rashygien，直譯為“種族衛生學”，即研究透過衛生手段保持種族純淨的一學科，也被翻譯為“優生學”或者“善種學”。這個協會里面有很多當年的泰斗級科學家。其中協會管理層中有一名骨幹叫Svante Arrhenius，他是1903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也是瑞典第一個諾獎獲得者。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至今還有一條街道Svante Arrhenius väg，正是以這名科學家命名，位於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校園內。
在1918年，瑞典人種改良學會舉辦了一個全國巡迴的“人種展覽”（Folktyputställning）。同年，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校長Frithiof Lennmalm提出：瑞典諾貝爾基金會應該出錢創辦科學種族主義（Rasbiologi）研究所。瑞典語的Rasbiologi，直譯為“種族生物學”，英文翻譯為Scientific racism，即“科學種族主義”，是一種專門為種族主義思想尋找科學證據支援的學科。當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評審委員會對此提議表示一致支援。卡羅林斯卡的高層對此進行了討論，內部表決的結果是9人反對8人支援。但投反對票的那些人並不是因為認為科學種族主義本身有何不妥，而是覺得這個學科過於重要，不能只靠諾貝爾基金會資助，而是應該讓瑞典政府出資。後來在1922年，瑞典政府在烏普薩拉建立了“國家科學種族主義研究院”（Statens institut för rasbiologi），第一任院長為醫生出身的Hermann Lundborg。當時瑞典整個學術圈普遍支援這個決定，因為人們認為科學種族主義的理論能“幫助建立更加良好的社會”。很多社會名流也支援科學種族主義研究，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Selma Lagerlöf，《尼爾斯騎鵝旅行記》的作者。
Herman Bernhard Lundborg，國家種族生物學研究院首任院長
種族生物學研究院舊址，如今已變為烏普薩拉大學的人類基因學研究院
科學種族主義研究院的研究最初的目的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來分析研究瑞典社會的各個公民群體的優劣，涉及的課題包括比如人種與精神疾病和犯罪之間的關聯。這些研究成果後來透過學術交流被分享到了納粹德國，為希特勒後來的行動提供了部分理論基礎。在科學種族主義理論和“保持瑞典血統純淨”的思想引導下，瑞典政府在1934年通過了一項強制絕育的法律。這項法律最初主要針對的是有精神疾病和智力障礙的女性。到了1941年，絕育範圍被擴大，還包括了生理障礙以及不能融入主流社會的人（asociala）。在實際操作中，被絕育的大部分女性來自社會的弱勢群體。絕育的理由很多時候非常模稜兩可，比如“不潔身自好”或者“無固定居所”都可以成為藉口。所有這些絕育手術背後有一個主要目的，那就是“防止她們汙染高貴的瑞典血統”。絕育手術的高峰時期在1940年代中期。1950年以後，絕育法開始受到人們的質疑，最終於1976年被廢除。但在1972年，瑞典在新頒佈的“性別歸屬法”（Könstillhörighetslag）裡面加入了一個奇葩條款：如果一個變性人想要合法改變性別並且做變性手術，那這個人必須先絕育，原因是因為“不能允許變性人繁衍後代”以及“變性人會影響家族傳承”等。這項法律是瑞典福利社會和人種改良學的一種奇葩組合。按照福利社會的原則，變性手術主要開銷由政府來承擔。但按照人種改良學理論，變性人會影響人種的質量，所以要被剝奪生育能力。政府在幫助國民的同時也在傷害他們。2007年，政府的一項調查還煞有其事地提出，性別歸屬法的絕育部分應該變成簡單的“摘除性器官”也就是閹割。因為這樣一來，變性人還有機會把自己的精子卵子做冷凍處理，未來可以進行人工授精和代孕。這個建議遭到社會多方的譴責，也讓人們更加註意到了性別歸屬法的絕育要求。在2009年，歐盟委員會判定這個法律條款嚴重違背了歐盟公約。但直到2012年，政府才在社會群體的施壓和諸多訴訟之後艱難地廢除了性別歸屬法對絕育的要求。
寫到這裡，各位讀者可能覺得扯遠了。筆者想說的是，科學種族主義和絕育法那些並不遙遠的歷史說明了一個事情，那就是瑞典的精英階層一直存在一種神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人種最佳化”的思想。在歷史上，政府甚至嫌人類自然進化的速度過慢，推出過政策來加快“人種最佳化”的程序。當其他國家的醫生和科學家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而建議封城的時候，以安國師為首的一批瑞典科學家們卻在社會達爾文思想的影響下否認新冠病毒的危害，並且完全的左右了瑞典的抗疫政策。
這裡值得一提的另一點是，瑞典和其他國家的醫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是很多其他國家的醫生在醫學院畢業或者拿到醫生執照的時候，都是要按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進行正式宣誓的。但是瑞典在1886年取消了這個宣誓儀式，因為在當時瑞典的醫療改革程序中，醫生不再被認為是獨立的專業人士，而成了公共醫療系統中的“公務員”，遵從衛生部的指令成了對瑞典醫生來說更重要的事情。
在臉書上，安國師粉絲群的人數比所有其它瑞典新冠討論群的人數都要多。筆者在粉絲群臥底幾天後發現，任何一篇給國師吹彩虹屁的帖子都能輕鬆拿到上百個贊（或者愛心）。粉絲們對國師的崇拜有一點蝦粉圈的味道。很多人對因新冠去世的人表現出一種神奇的態度，那就是“他們死了是因為他們弱或者老，而不是因為新冠可怕”。直到昨天，筆者還看到臉書群有人念念不忘地討論，說有多少新冠死者即使不死於新冠，也會在今年就死於流感或者其它疾病。如果死者是年輕人，這些人會說“她/他肯定有基礎病，我們健康強壯的人不用怕”。對於那些呼籲戴口罩的人，這些人會說“你想戴口罩沒人攔著你呀”，話裡話外流露出一種“你弱你才要戴口罩，我們強所以不用”的情緒。
瑞典教育學教授Mona Holmqvist上個月在瑞典日報SvD上面特意撰稿批評了這種態度。她寫道：“在瑞典，關於口罩的討論誤入了一個歧途。在其他國家，人們戴口罩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戴上（並不怎麼舒服的）口罩是為了表示自己對高危群體的同情和關照。而在瑞典，人們被灌輸的資訊是‘那些弱者和容易焦慮的人愛戴口罩就讓他們戴去吧’”。Holmqvist還提出，因為自己撥出去的空氣可能攜帶病毒（無症狀傳染），口罩的主要功能是保護別人，然後才是保護自己。但在瑞典存在一個教育誤區，而這個誤區讓瑞典人對於口罩的理解出現了嚴重偏差。不過身為教育學家的Holmqvist最後還是表現出比較樂觀的態度。她認為瑞典民眾是有能力可以學會正確使用口罩以及正確理解戴口罩的意義的。安國師一直強調正確的戴口罩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戴錯了會加速疫情的傳播。Holmqvist教授表示她願意從教育學角度提供一些建議，用來幫助瑞典民眾學會正確佩戴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