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2日，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成立五週年慶典舉行。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紫光金融學講席教授鞠建東出席並以《比“起飛”更重要的是“降落”》為主題發言，闡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兩大核心議題，分別為產業結構的變遷和產業結構變遷的組織形式。鞠建東同時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貢獻在於發現宏觀增長的背後是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等，並表示新結構經濟學作為一門處於成長期的學科，要有批評、反對、爭論，才能逐漸發展成熟。
以下為鞠建東教授發言原文：
比“起飛”更重要的是“降落”
--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五週年慶典大會發言
2020年12月12日
尊敬的林毅夫教授，各位老師、同學、各位來賓，首先請允許我對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成立五週年表示最熱烈的祝賀。王勇讓我來發言5分鐘，談談我理解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貢獻與發展。昨天晚上我做今天發言的PPT, 就在想我講什麼？剛好看到網上北大國發院周其仁教授前幾天在第二十屆中國經濟學年會的一個很火的發言，主題叫“‘起飛’後的增長”，很受啟發，那接下來我就用五分鐘時間討論一個觀點，就是“比起飛更重要的是降落”。
周其仁教授是我敬重的學者，他推崇的羅斯托的經濟發展的六階段:第一傳統社會階段，第二準備起飛階段，第三起飛階段，第四成熟階段，第五大眾消費階段，第六追求生活質量階段。
按照羅斯托的說法，英、美、歐、日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起飛了，其仁教授認為，中國在2008年之後也起飛了。更重要的是，其仁教授認為起飛之後的階段會更加危險。因為飛機起飛之後在遭遇空中“猛烈顛簸”的時候，能不能保持平衡，這個是比較危險的。說實話，看到其仁教授的發言，和他所推崇的羅斯托的六階段論，我嚇出了一身冷汗。為什麼呢？因為仔細去看，我發現無論是羅斯托的六階段論，還是其仁教授的“起飛之後的增長”，都只考慮了起飛、飛行、成熟等等，但是他們怎麼沒有討論降落呢？
大家想象一下，按照這個經濟發展的“起飛”理論，英、美、歐、日等發達國家都已經起飛了，但是沒有考慮降落；然後呢，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起飛了，也不考慮降落。在蔚藍的天空，發達國家的“飛機”在前面不考慮降落地飛，我們這些發展中國家在後面傻傻地跟著飛，也不會降落。其仁教授說起飛到了天空之後要保持一定的動力，要不然很危險。但你再怎麼保持動力，也有汽油用沒的時候。汽油用沒了，這天上一大群飛行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一會兒掉下一架，一會兒又掉下一架，是不是很驚悚？
起飛之後飛行當然會有危險，遇到了“猛烈顛簸”會更危險。但是空中遇到了危險，首先要考慮的難道不是降落嗎，為什麼有危險還要強飛呢？飛機在天上飛，遇到問題，無論是風大顛簸，還是飛機自身出了故障，那趕緊找附近的機場降落啊，落到了地面排除故障，修好了再起飛、飛行。在空中飛行會有危險，但災難一定是發生在降落上的。從飛機發明的例子來看，李林·塔爾是首先做滑翔機的，但是不會降落，就摔死了。萊特兄弟實現了平穩的飛行與安全的降落，他們就發明了飛機。前幾天，“鋼鐵俠”馬斯克的SPACE X起飛很漂亮，在空中飛行還轉了個彎兒，但是不會降落，結果掉下來爆炸了。所以我們去研究飛機飛行的時候，我覺得降落比起飛更加重要。
我們怎麼去認識飛行呢？不僅需要從宏觀分析，也要分析微觀機制。我在網上搜索了一下，全球在正常時期每天平均起飛大概十萬架商業、貨運飛機，五萬架客運飛機，一共是十五萬架飛機。假設每架飛機平均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天上，從宏觀來看，你會得出一個結論：在任何一個時間點，平均而言，在天上飛行的飛機是五萬架。但如果按照這個宏觀分析，你接下來得出一個推論，說有五萬架飛機一直在天上飛，這個推論就是錯誤的、危險的。因為你只看到五萬架飛機一直在天上飛的宏觀現象，但是你沒有看到飛機飛行的微觀結構。每一架飛機不是一直在天上飛的，每一架飛機都經歷了機場停靠、準備起飛、起飛、飛行，降落，進港停靠的這樣的一個週期性的迴圈。在這樣的迴圈中，最重要的是降落，只看到起飛、飛行，看不到降落，是誤解了航空，是會出現災難的。宏觀上任何時間點平均五萬架飛機在天上，是由微觀上每架飛機的起飛、飛行、降落迴圈構成的。如果我們只看天上飛的飛機，忽視了每個飛機至關重要的起飛、飛行、降落迴圈，就會誤解飛行危險是因為空中動力不夠，或者是像中國這樣的大飛機，體量大，不容易平衡。實際上飛機的動力是和航程相匹配的，而且坐過飛機的都知道，飛機越大越平穩。從上海飛北京，飛機帶三個小時的油就可以了。但是，一個只帶了三個小時油的飛機，非要從上海飛洛杉磯，那無論如何一定在空中動力不足，一定會從空中摔下來。
我提一個不成熟的看法：降落，也就是經濟下行和危機，是新古典經濟學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命門。為什麼這麼說呢？從亞當•斯密開始的古典經濟學到後來的新古典經濟學，從英國開始，到現在的以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從理論上總是忽視降落，忽視經濟下行和危機，對經濟週期的解釋蒼白無力。在實踐上，也不會降落，也不會處理經濟下行，不能避免危機，不會處理危機。比如說，我們看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我們現在看到的美國、英國、歐洲的新冠疫情的防範危機。從方法論講，亞當·斯密之後的古典、新古典經濟學，英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都是約束條件下的最最佳化。這個約束條件下的最最佳化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到目前為止，都還不能深刻理解經濟波動、尤其是經濟下行、經濟危機的微觀機制。而且這種最最佳化理論和實踐，以每個人的目標函式獨立、每個人的自由選擇為基本假設。遇到病毒傳播、每個人的行為都直接影響其他人的時候，這個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也就崩塌了。
凱恩斯經濟學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來處理危機。但是凱恩斯的宏觀政策，治標不治本，還是忽視了經濟危機、經濟下行的微觀基礎。對於導致經濟下行和危機的產業結構失衡、收入分配失衡、市場結構失衡、治理制度失衡缺乏探討。
那麼宏觀經濟增長背後的微觀機制是什麼呢？比如說宏觀經濟增長率是百分之五，新古典經濟學的平衡增長理論就假設，每個產業都以5%的速度增長。真實世界不是這樣的，真實世界裡每個產業、產品都有誕生、起飛、擴張、成熟、降落（收縮）、退出這樣的一個生命週期過程。每個產業、產品都有這樣的一個過程，所以不同產業的增長是不平衡的，在同一個時間點，既有進入、擴張的產品和行業，也有收縮、退出的產品和行業。
經濟學家常常被既有理論所束縛。舉個例子，2008年的時候，林毅夫教授、我和王勇在世行討論經濟增長和產業動態，我們講每個行業的增長速度是不一樣的。但是當時美國的主流宏觀經濟學家，認同的是平衡增長理論。我碰到不少宏觀經濟學家，甚至是一流的學者、著名大學的教授，不認可我們這個行業生命週期的觀點，一定要我們拿出資料。我覺得大惑不解，不同行業有漲有落，這麼簡單的事實，這些大學者們居然不認可。後來我們檢驗了資料，發現每個行業的增長速度確實是不一樣的，確實是有正增長，有負增長的。後來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這個資料事實我們還作為一個發現。這是不是有點好笑，這也算髮現嗎，我們只是說了一個常識而已。
為什麼新古典經濟學增長理論不討論不同行業的生命週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數學模型不會做。在增長理論裡面，即使是讓不同行業的增長的速度不一樣的模型就已經很難做了。2008年MIT教授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學的Guerrieri教授，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Pissarides教授和LSE的Ngai教授，分別寫了兩篇文章，討論不平衡的經濟增長，也就至多做到不同部門的增長率不一樣，但是還是沒有研究行業的生命週期，沒有能做到同一時間，有行業的增長率為正，有行業的增長率為負。
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貢獻在於發現宏觀增長的背後是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每個產業都會經歷誕生、起飛（或者擴張）、成熟、降落（或者收縮）、退出這樣的一個過程。如果考慮每個產業都有起飛、降落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們會發現，在產業的誕生和退出的階段，只靠市場是不行的。就像飛機起飛一樣，飛機起飛之後，在空中飛行的成熟階段，你可以切換到自動駕駛。駕駛員和副駕駛員可以不去控制，飛機可以進入自動駕駛狀態，就像完全競爭市場在“成熟”狀態，可以完全依賴看不見的手，不需要政府幹預。但是如果你認為，成熟階段就可以徹底放手不管，那你就錯了。因為任何一個時間點，都有產業正經歷降落。降落的時候如果什麼都不管，飛機就會一頭跌落下去。所以當我們考慮了產業的誕生和退出的時候，當我們理解了任何一個時間點上，都有產業在誕生與退出，我們就理解只靠市場是不夠的，必須有市場加政府。
我的不成熟的看法，新結構經濟學有兩大核心問題，第一個核心問題是產業結構的變遷。產業結構的變遷不僅考慮它的準備起飛、起飛、成熟飛行，而且考慮它的降落和退出。產業結構變遷一方面是宏觀增長的微觀基礎，另一方面，如果產業結構得不到升級，宏觀增長也得不到實現。所以產業結構的變遷既是宏觀增長的必要條件，也是充分條件。
第二個核心問題是產業結構變遷的組織形式。既然有產業結構的變遷，那就要有產業結構變遷的組織形式。林老師提出來產業結構變遷的組織形式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提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因為以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政府不要干預市場，讓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經濟，成熟經濟在就像空中自動駕駛，可以放手不管，“需要政府是不得已，沒有政府幹預才是理想狀態”。然後呢，飛機沒油了，就一頭栽下去了。所以，從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出發，總是以政府不干預作為一個基準，以看不見的手作為基準的組織形式，而不是去研究如何透過政府和市場共同發力、建立一個組織形式來推動產業結構的變遷，這樣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思路需要突破。所以說，有效市場加有為政府是一個重大的思想上的突破。但是這個突破，只是破題，還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市場和政府共同發力，就需要我們不是隻是考慮政府的角色是一個輔助的角色，只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角色。更加需要研究什麼樣的市場加政府的組織形式是一個逐步發展，逐步成熟的組織形式。
剛才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傑·梅森教授的發言也提到，比較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結構需要理解中國和美國政府的區別與相似之處，實踐中的中國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角色，和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角色，與市場的關係，是有相似之處的，是有共性的，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需要進一步提煉成理論的。不能把經濟實踐中並不存在的完全競爭經濟，作為經濟組織的唯一的基準形式。
時代變了，新經濟、尤其是數字經濟的基本特徵是規模報酬遞增。如果政府不干預，那麼數字經濟的基準形式是什麼呢？不是完全競爭，而是壟斷。因為規模報酬遞增，企業的規模越大，流量越大，平均成本就越低。在一個自由市場的基準模式就是壟斷的時代，看不見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不能成為我們的基準理論框架。
最後講一點，我們也需要用新結構經濟學的這種思維方法去分析新結構經濟學本身的發展。新結構經濟學宏觀上的平穩發展，在微觀上需要有一系列的模型的誕生、發展、成熟、下降、退出成為新的模型基礎這樣的一個過程，每一個模型也需要有生命週期。十年前，林老師、王勇和我做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增長、產業動態與要素稟賦的模型，2015年發表在JME（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已經有五年的時間了。我覺得我們現在不光是要呼喚在要素稟賦與產業動態這個模型基礎上做應用，發展這個方向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呼喚有反對的研究、有爭論的研究、呼喚新的模型的誕生。一個學科，只有爭論、有反對的研究、才能發展，才能成熟。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已經誕生五年了，可喜可賀，這五年是一個創始期，在林老師的領導之下度過了艱難的創始期，現在進入成長期。創始期和成長期的發展方式不一樣，創始期需要堅定，發展期需要百花齊放。一個學科，只有批評，只有反對，只有爭論，才能健康的發展，才能走向成熟。
林老師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兩大問題，一個是宏觀增長的微觀機制、產業結構變遷的問題，一個是政府加市場作為產業結構變遷的組織方式的問題、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問題，是真問題，是基本性的問題。但是，用什麼樣的模型、什麼樣的理論去解釋、分析這兩個基本問題呢？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模型，不同的理論，尤其需要爭論，甚至是相互反對的聲音、理論，這樣我們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這兩個基本問題。我們要堅持研究林老師所提出的真問題，同時可以去反對林老師提出的解釋。去爭論、透過不斷的爭論，最後逐漸建立一個豐富的成熟的理論分析框架，理解實踐、指導實踐。林老師堅持要素稟賦決定最優產業結構的變遷。我們要堅持研究林老師提出來的產業結構變遷這個基本問題，但對於林老師提出的要素稟賦決定產業結構變遷的理論，我覺得可以懷疑、可以反對、可以爭論啊。我們不僅僅要在過去的模型的基礎上進行發展，更重要的是呼喚批評、呼喚反對、呼喚爭論、呼喚討論來研究林老師所提出的兩大真問題、基本問題，這樣才會迎來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期。我的這些不成熟的觀點就講到這裡、供大家批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