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蒐集圖書的過程中，有時也會收集一些日記手稿。濟南比不得京城，能收集到名人日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收集的原則就有兩個，一是書寫要工整，易於辨認；二是要內容連貫，能反應某一段歷史時期內人們的生活或精神風貌。要滿足這兩個小小的條件，其實也是很難的，多年來我收集到的並不多。

2018年夏天的時候，我在二手書市場見到了一套四本的個人日記，我翻翻看了看，時間跨度在1969年到1981年，寫滿100頁的4本，字數約有45萬字以上，內容是工作和個人生活記錄，筆跡清秀，我就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回來後又粗略地看了一遍，做好記錄後就收了起來。

今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總是能找到一些閒暇的時光，加上我感到這套日記記載的歷史階段比較特別，就把它找了出來細讀一番。開始的時候我在頁面上做了閱讀記錄，主要是把不太容易辨認的字型做了註釋，另外也對提到的某些事件做些說明。有一次與一個朋友說起來這事，他告訴我說，你不要這樣做，最好別破壞文獻的原始記錄，我想想也是，後來就不在原文上做批改了，另寫在一個本子上，我想這是對的。

日記的作者叫王夢仁，我無法考證出他的生平，但能看出來他寫這些日記的時候，是在山東省政協工作的。他是天津人，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因為他的母親跟他的一個弟弟共同生活，所以日記中的內容多次提及他在天津的一個弟弟，名叫王侃。兩人通訊頻繁，每次都有記錄，那種濃濃的家庭和兄弟親情誼躍然紙上。另一個著筆墨比較多的是他與後輩們的交往記錄，包括自己的孩子以及侄輩和甥輩，文革時期，這些年輕人多去下鄉勞動，或因各種事件分散在祖國各地，他用大量的篇幅記錄了他與這些年輕人的往來，記錄他們的行蹤，記錄對他們的鼓勵和鞭策，讀來讓人感到作者的一片良苦用心和長者的慈愛之情。

王夢仁也是一個兢兢業業對待本職工作的人，日記中多次詳細記錄了許多重大事件，比如工宣隊進駐省政協開展工作、單位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等等，其中與劉子衡的一段交往寫得也非常詳細。劉子衡原名劉位鈞，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新中國成立以後，劉子衡定居濟南，先後擔任山東省土改委員會委員，省第一、二、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司法廳副廳長，省政協第二、三、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省各界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委員，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劉子衡向以布衣自居，不慕榮利，人稱“布衣大師”。他的生活經歷奇特，富有濃厚的傳奇色彩。日記作者與劉子衡交往頗深，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兩段記錄：

“1979年10月15日（星期六），午後去劉翁處，仍係為對臺宣傳稿件之事，需要改寫，商定後，過三日來取，再見面。劉翁左腿疼已多日，雖經中西醫診療並加針刺，雖漸輕，讓未能根本止疼，據醫生雲，系屬神經系統方面引起，迄今仍在診療中。”

“10月29日，下午四時多，我將代劉翁領的政協分發之食物等送去，行時承送我過節禮物帶回，計有烏江大麴酒一瓶，月餅二斤一盒，茶葉一罐，幹筍一包，香菸兩盒，一盒系白蓮濾嘴，一盒系日本製造。10月1日上午，我去大觀園購蘋果八斤，點心三斤。午後備好蘋果十四顆（較大的），花糖一盒（上海寄來的），五米豆一袋（上海產），以及月餅一盒，內裝上海制廣東月餅一斤，又濟產酥皮一斤，另外還有一袋濟產虎皮豆，送至劉翁家。時正值午餐，劉翁招待客人，堅約我加入，不得已飲酒三小杯，敘談多時，方告辭回家。”

“1981年7月24日，劉宅打電話來，請我去一趟，我即於十時許趕到，已有數人在，因追悼會之悼詞，機關已送來。家中認為有需增添處，故約我來，大家一起提提意見，隨即逐字逐句，將應增添出加以說明，備送機關。”

日記的作者也是一個生活的有心人，他在日記本中還留下了許多當時的票據，如：工資單、電影票、匯款單、節目單等，這些單據雖無單純的意義，但與日記內容結合考量，對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亦有參考價值。

喜歡買舊書的人都有這樣的體驗，叫“先是不想買，後來是買不到，”這種感覺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明白。我收集的這些日記手稿，現在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它的參考價值會得到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