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狼外交”是個出口轉內銷的詞，最早是公知用來攻擊我們的外交發言人的，很快，某些西方國家捕捉到了這個詞所隱藏的含義，順著公知用“戰狼外交”攻擊我們的外交官的“侵略性”，隨後，在公知的推波助瀾之下，“戰狼外交”似乎理所當然的就成了我們的外交官“侵略性”的代名詞了。
“戰狼外交”到底是褒義詞還是貶義詞，這裡，我提供個思路，通常情況下，公知支援的肯定是錯的，公知反對的基本就是對的，既然公知用“戰狼外交”攻擊我們的外交官，那說明“戰狼外交”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沒毛病的。可能有人會覺得我這種判斷方式未免太簡單粗暴了，沒關係，我們還可以從其他角度繼續探討。
前些天，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先生說，“近日，有人說：‘戰狼外交’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和語言陷阱，有人說：‘做戰狼又何妨。’問題：1、稱軍人為‘戰狼’和稱外交官為‘戰狼’含義相同還是相反？2、周恩來的外交聲譽源於鬥狠還是鬥智能力？3、‘戰狼外交’用於描述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外交？4、‘戰狼外交’是褒義詞還是貶義詞？”
先說點題外話。很多年前，我曾經聽過閻學通先生的講座，坦白說，閻學通先生的某些觀點我實在無法苟同，如在談到經濟問題時，閻學通先生認為，如果我們國家的經濟遇到困難，完全沒必要擔心，隨便賣點就財源滾滾了。不過，在臺灣問題上，閻學通先生的認識那叫一個深刻，至於具體如何深刻，這裡就不展開了。說這麼多，只是為了替閻學通先生做個澄清，閻學通先生不是公知。
既然不是公知，那我們就不能用對待公知的態度對待閻學通先生了，畢竟，我們與公知是立場的區別，與閻學通先生只是認知的區別。在這裡，我純粹是用探討和請教的態度，就著閻學通先生的四個問題，聊一聊我對“戰狼外交”的理解，還望閻學通先生雅正。
閻學通先生第一個問題是“稱軍人為‘戰狼’和稱外交官為‘戰狼’含義相同還是相反”。個人覺得這個問題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眾所周知，人民軍隊既是“威武之師”，也是“文明之師”，換句話說，“戰狼”只是軍人的一面，而不是全部，如果將軍人純粹理解為“戰狼”，那是片面化了，同樣，外交官也是多面的。
就像歌曲《我的祖國》裡唱的那樣，“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外交官是否需要展現“戰狼”的一面，取決於面對的是誰。面對朋友，我們講究的是大國風範，而面對某些“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盜竊”的國家，那就只能用它們聽得懂的語言了。所謂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如果我們一味跟那種“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盜竊”壓根就沒打算講道理的國家講道理，不是浪費時間麼？
閻學通先生第二個問題是“周恩來的外交聲譽源於鬥狠還是鬥智能力”。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就很考驗智慧了。周總理不僅是我們國家，還是全世界外交領域的楷模和典範，論鬥智，那自然是一等一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周總理只會“鬥智”了。還是那句話，要區分物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如1950年9月底，當“聯合國軍”進抵“三八線”時，周總理於9月30日發表演說，對美國提出嚴正警告：“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1日，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10月3日，周總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透過他向與中國沒有外交關係的美國政府通知中國政府的立場，指出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出兵參戰。不知道這些歷史事實在閻學通先生看來屬於“鬥智”還是“鬥狠”呢？
實話實說，這裡我對閻學通先生挺失望的，居然提出周總理“鬥狠還是鬥智”這樣的問題。明知道不會有人把“鬥狠”與周總理聯絡起來還硬要這麼說，這是打算用周總理來堵別人的嘴？
閻學通先生第三個問題是“‘戰狼外交’用於描述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外交”。與前兩個問題相比，這個問題就顯得完全沒有深度了。外交是成功還是失敗只看結果，與方式方法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所謂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大的原則是要講的，可如果一味強調方式方法，用方式方法自我設限，自我捆綁，那才是失敗。
閻學通先生第四個問題是“‘戰狼外交’是褒義詞還是貶義詞”。這個問題同樣沒有深度，還是那句話，評判“戰狼外交”是褒義詞還是貶義詞的唯一標準是“戰狼外交”是維護了還是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就目前來看，“戰狼外交”讓公知“冷抖哭”，讓那些“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盜竊”的國家渾身不自在，說明“戰狼外交”是成功的，是維護了我們國家的利益的。既然如此，“戰狼外交”又怎麼可能是貶義詞呢？
學者講究難得糊塗，或許閻學通先生丟擲這四個問題的目的是故意豎起一個靶子，好讓我們藉此為“戰狼外交”正名吧。果真如此的話，那真是善莫大焉了！
其實，這裡確實有個“語言陷阱”的問題，那就是先豎起“戰狼外交”這個不存在的靶子，然後借批“戰狼外交”來攻擊中國的外交官，這套路一點新意都沒有，因此，寫這麼多，純粹是為了表明一個態度：我個人完全的、徹底的、無條件的支援我們國家的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