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作者參加法國駐華大使館和艾滋徒步主辦的第33個世界艾滋病日主題活動，發表了這篇演說。

01

在我的小時候，我奶奶遇到事情，要向神明禱告的時候，總是和她信仰的神明說:我們是良善人家。那時候我學會了“良善人家”這一個詞。我想在英文中，良善人家可以用good people 來表述。

而當我得了艾滋病之後，我遇到了很多不良善的事情。

2016年，我確診生病，那一年的冬天，我在家養病，我爸跟我媽說:要注意，吃飯要和他分開，艾滋病畢竟是傳染病。我們還是要小心。

2018年，我回家，想見去我外婆，媽媽卻跟我說：“我們這一次不去你外婆家了。”

“你大舅不讓你去外婆家了，說你有傳染病。”

當時，媽媽的表情很難過：“不讓咱們去，咱們就不去了，誰讓咱們生這個病呢。”

我反駁了我媽:“不讓我去，我就先不去了。可是媽，你要明白，他不讓我去，不是因為我生病有問題，而是他的思想有問題。

他因為我生病而歧視我，是他的思想有問題，這是他的錯，不是我的錯。”

後來，我又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拒診。當時我去醫院治療牙齒，先進行了根管治療，又要進行正畸治療，正畸治療的時候要檢測血液。因此這家醫院知道了我的身體狀況。他們拒診了我。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下午，醫院的一位中年女性院長居高臨下地問我，語氣滿是輕蔑:你怎麼得了這個病?我很自然地回答她:我是同性戀。因不安全的性行為而生病。她輕蔑的、歧視的提問反而給了我更大的能量。自那以後，我愈來愈有勇氣去和對方說：“我是艾滋病陽性者。”

於是我嘗試維權，卻受到了該醫院的威脅。醫院的人說在給我治療的過程中，護士發生了職業暴露，一定要找我，要我小心。

禍不單行，在處理與牙醫醫院“糾紛”的時候，公司的老闆發現了我在寫維權信。第二天我被解僱了，理由是工作能力不行。就醫維權讓我的精力損耗很大，沒有精力進行工作的勞動仲裁，便結了工資走人了。

原來歧視是一件那麼輕而易舉的事。

02

“不能再將錢花在有病的人身上了。”我爸不斷和我媽說。

確診生病，我前後住院了5次，在5次住院過程中，送走了兩位病友，在病房中親眼看見，人就這樣一點一點失去了生命.......

從2016年到2018年，我遇見了一個陽性者會遇見的幾乎所有的困難及歧視，困難包括身體、心理、生活上的，而歧視來自父母、家人、朋友、醫院，就業單位，甚至喜歡的人.......每一次都像經歷一次煉獄，給我很深很厚的絕望。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非常的憤怒，仇恨情緒很嚴重，仇恨我爸爸，舅舅，以及歧視我的所有的人...甚至在我的書桌案頭，我寫下了“莫忘歧視”，希望激勵自己，希望自己能夠做成一些事情，讓這些歧視我的人看看。

生病期間，我將“同性戀”的身份也告知了父母，父母接受不了，時常對我惡語相向，罵我：“不是人。”那段時間，我和父母的關係充滿了糾纏與傷害。

我透過微博找到了浪漫媽媽，浪漫媽媽是一位民間的公益人，長期陪伴不接納同性戀兒女的家長。我向浪漫媽媽求助，希望她幫助我化解父母對我同性戀身份的不理解、不接納。

透過浪漫媽媽的HIV陽性者的群，我又遇到了一位貝利馬丁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我稱呼這位工作人員“老爹”，在我最絕望的時候，正是“老爹”給予了我非常多非常大的支援。

當時我身體狀況很差，時常感覺自己無法正常工作了，消沉的情緒很嚴重，不斷地罪化自己，而當我無限內疚的時候，我會找到老爹聊聊天，是老爹告訴我：“生病不是你的錯，同性戀也不是你的錯”。

又因為生病、出櫃還有抑鬱情緒的折磨，我和父母的關係也降到了冰點，每每我和父母吵架，都是老爹寬慰我，再去安慰我的父母。

那段時間，我周圍的所有的人都告訴我：“生病是我的錯”，只有老爹會告訴我：“你不需要為這件事情承擔責任”。

2017年年底，老爹建議我：“你還是不要在家養病了，越在家身體越不好，你再去北京吧。”在老爹和浪漫媽媽的支援下，我來到了北京，來北京後的第十天，我見到了貝利馬丁基金會的建立人哥特·馬丁先生，剛見面馬丁先生誇我是一位“good boy”，並說他是我的爺爺，所以我會稱呼馬丁先生為馬丁爺爺。

我前後和馬丁爺爺吃過三次飯，馬丁爺爺年輕時候的伴侶貝利不幸感染了艾滋病，因此而去世，因為貝利是中國人，所以馬丁爺爺成立了貝利馬丁基金會，致力於中國的艾滋病防控事業。

馬丁爺爺的故事給過我巨大的鼓舞，我曾經和馬丁爺爺說：“God bless good people do great thing.”如今馬丁爺爺已經80多歲了，依舊年年奔波在中英之間，他的精神能夠感染到我，影響到我。

再到後來，我參加了北京同志中心的一個HIV陽性者互助小組。那一次的活動，我看見了更多的陽性同伴。

我們講述各自的故事、困難，也相互扶持，當痛苦被說出來，痛苦逐漸消散.......那一次活動，給予了我很大的能量。從那開始，因為一些朋友的推薦，我開始了對HIV陽性者的一對一的支援工作。

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英語專業的學生，確診後找到我。

當時他說：“本來還想到美國結婚呢，這下可好了.......”我當時和他說：“你先吃藥，上藥後身體狀況穩定了，該怎麼結婚，就怎麼結婚。”

2019年，他給我發了他和伴侶在美國舉辦婚禮的照片。

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位姐姐，她在阿爾及利亞創業，她弟弟生病，她主動找到我。因為她弟弟生病後，不願意再接觸社會，不再工作了。於是，從2018年開始，我一直陪伴支援這一位姐姐。

在今年，就在前幾天，她又給我打電話，說：我弟弟去工作了。這件事，給了我很大的力量，因為我感覺每一個人都有變好的期待，如果能夠跨越在腦海中給自己設定的障礙，那麼乘風破浪是不會遠的。

自我生病，我一直受到別人的支援與幫助，比如浪漫媽媽、老爹、馬丁爺爺、北京同志中心的夥伴們.......這是我願意為別人提供支援與幫助的最大的動力。正是那些支援與幫助我的人，讓我始終沒有拋棄：“我們是良善人家”的信念。

03

今年疫情中，我一個人在北京，社交被切斷了，當時很孤單、很難過，我想在更深的層次上探索我自己，後來我藉助北京同志中心的心理平臺，開始了一個長程的心理諮詢，並且一直保持了下來。

在心理諮詢中，我不斷去回憶我內心的那些憤怒，那些仇恨，以及我對於受到歧視的體驗與感受。

這時候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真的需要去報仇嗎？我仇恨歧視我的人，真的有力量嗎？我心中的憤怒會不會反噬我的生活呢？

那一刻我明白我不能因為仇恨而活著。當時我又想到了我的祖母，想到了我祖母的那一句話:我們是良善人家。

因此我把書桌前方的“莫忘歧視”劃掉了，改成了“相信信仰”，我的信仰是:我要做一個良善之人。

我幾乎用了一整年的時間來融化我內心的仇恨。後來我又把書桌前方“相信信仰”四個字，改成了“關照自己”。我需要關照我自己。關心照見我自己的情緒，關心照見我自己的體驗，關心照見我自己的感受。

不管我是HIV陽性者也好，我是同性戀也好，我都需要全然的接納我自己，我都需要全然的愛我自己。

原來我以為，我只有成功了，做了別人認為了不起的事情，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我才能夠影響到別人。而如今我覺得，我只是生活著，就能夠影響到別人。

這樣的能量是由內而外的，是我內心先有了能量，而後給予了更多人支援。

當我想明白這一點，我想到了我爸，現在他不再會說，因為我是傳染病，要和我分開吃飯了。我想到了我的家人，我國慶回家的時候，他們主動要和我聚餐。我想到了牙醫醫院拒診的時候，我去維權，整個事情處理好後，處理問題的那位工作人員跟我說:A醫生（為我進行根管治療的醫生）願意給你繼續把未拔的牙齒拔掉。

我想我一直在影響到別人吧。因此我在寫給自己的信中對自己說:力量是由內而外的，而不是由外而內的。也是最近我接受了中央電視臺英語頻道的採訪，採訪結束攝像師傅和我說:你能夠影響到很多人。

04

確診艾滋病這幾年，說句實在話：我過得不好。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的機會，我一定好好保護自己，不讓自己生病。而人生沒有如果，我只能夠繼續勇往直前。

今年我逐漸意識到生病這件事情以及我遇到的各種歧視是有A面與B面的。

A面是我的心靈遭受了很大的創傷，我的世界觀被打碎了，如果把世界觀比做一個花瓶，那我的花瓶被打碎了。

B面是我變得更加堅韌了，這些創傷錘鍊了我，給予我一顆勇敢的心臟，我又把我摔得粉碎的世界觀花瓶，一點一點地，拼接成了一幅碎瓷片貼上畫。

我變成了一個新的人，和以前不一樣了，而和以前一樣的是，我依舊時常想到我的祖母，想到她說的那句話:我們是良善人家。

是的，經歷過了這些事情，我依舊堅守並相信人性的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