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金編鐘

天津鹽業銀行舊址

1924年，遜清皇室將一套重達萬兩的黃金編鐘典賣出宮，國寶從此流落民間。有人曾在前門外的一座洋樓裡見到過這套金編鐘。後來，金編鐘又在天津的一棟銀行大樓裡曇花一現，隨後便神秘地消失了。

在此後的數十年間，眾多軍閥、政客對金編鐘垂涎三尺，四處打探。誰是知情人？誰又是暗中保護金編鐘的人？金編鐘又是如何屢次脫險回到故宮的？

王朝沒落，典賣出宮

說起金編鐘的歷史，還得追溯到乾隆年間。1790年，乾隆55年，這年乾隆80大壽來臨，為表示他對爺爺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60歲生日時鑄造金編鐘，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編鐘作祝壽之禮。

這套金編鐘鑄造極為複雜，它由一萬多兩黃金鑄造而成，每一件編鐘背後有“乾隆55年造”的款式。編鐘上瑞獸復為鈕，兩條蟠龍躍然其間，波濤雲海環繞金鐘，彰顯著帝王尊貴之相。

更令人稱奇的是，與銅編鐘以大小不一來定音不同，這16只黃金編鐘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來定音的，實屬稀世之寶。

歷史的腳步走到了1922年，溥儀大婚之日，便是金編鐘最後一次在宮中盛典上敲響之時。那時，遜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只能每年大量拍賣宮中的金銀財寶。這次溥儀大婚也不例外，遜清皇室就地取財。

故宮院刊曾登載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葉秀雲的文章，詳細記述了這次珍寶被典賣的經過：“民國13年4月，溥儀的岳父與北京的鹽業銀行簽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編鐘、金冊等件。其中金編鐘抵押40萬元，金冊等抵押40萬元。期限1年，月息1分。”

乾隆時期的金編鐘就這樣被典賣出了故宮的高牆。

流落天津，藏身庫房

北京前門不遠的地方有一條叫西河沿的小街巷，離街口不遠的洋樓就是當年的鹽業銀行。

溥儀典當金編鐘等財寶後，鹽業銀行立刻做賬，將這筆賬目勾銷。金編鐘搖身一變成了銀行的賬外資產。為了安全起見，鹽業銀行將金編鐘轉移到北京東交民巷一處不為人知的外商銀行倉庫密藏起來。

當時佔據北京的軍閥張作霖四處打探金編鐘的下落。後來，閻錫山率晉綏軍佔領北京，也派人查詢金編鐘。各路軍閥政客對國寶金編鐘無不垂涎三尺。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日本人佔領。鹽業銀行的高層開始為這批財寶擔憂，他們秘密開會，決定將金編鐘和一批故宮珍寶，轉移到位於天津法國租界內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此次轉移工作由時任鹽業銀行副總經理兼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負責。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號的大樓，就是當年位於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這座建於上世紀20年代的洋樓，高大氣派，營業大廳用大理石鋪面，顯得富麗堂皇，樓梯間的玻璃彩窗上描繪著長蘆鹽場興旺的景象。

重要的是在這座高大堅固的建築物地下，有著迷宮般的地下庫房。為了保險，地下庫房還建有帶夾層的暗室。這成了金編鐘的藏身之地。

是毀是留，危在旦夕

1937年7月30日，日本軍隊佔領了除英、法、意三國租界外的天津市區。作為情報機關的日本領事館不知從哪裡嗅到了金編鐘的氣息，很快就找上門來。

陳驤龍回憶，當時在天津的一個日本副領事，帶著女兒來拜訪我父親陳亦侯，甚至還讓自己的女兒拜父親做乾爹。

沒過幾日，陳亦侯又被邀與日本領事共餐。席間，日本女人圍坐。問那個金編鐘的事，陳亦侯不說，跟日本人說別的，日本領事託詞先走，留下陳亦侯和一眾日本女人，陳亦侯拿著帽子也就走了。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已經探到了金編鐘的去向，情況十分危險。金編鐘是留還是轉移？

陳亦侯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派一個銀行職員去西安，從西安給身在重慶總行的總經理吳鼎昌拍電報，請示金編鐘等物如何處理。

電報從西安用銀行密碼發往上海，再由上海經由香港發往重慶，找到在重慶的總經理吳鼎昌。

一個月後，一封回電循著原路輾轉回到天津鹽業銀行。這封歷時一個月的回電上只有一個字：“毀”。這意味著要把金編鐘重新回爐融化成金條，稀世國寶將毀於一旦，不復存在。

密室夜談，不負重託

陳亦侯接到電報時，先是震驚，繼而破口大罵。他說：“世界上的銅還不是每一塊都敲得響的，何況金子拿純金做成的金編鐘是樂器啊！這個金子是敲得響的，能敲出樂曲來的。”他拿定主意，金編鐘絕對不能毀。他決定繼續保護金編鐘，哪怕承擔危險，承擔責任。

“這張電報，他一直儲存著，他說這是世界上最混賬的一個電報。”陳驤龍說。

金編鐘在鹽業銀行看來是藏不住了，必須轉移。此時，陳亦侯想到一個人，四行儲蓄會的經理胡仲文。

胡仲文出生在江蘇淮安，是南開大學招收的第一屆學生，與周恩來的同鄉同學。周恩來的進步思想和南開校長張伯苓的愛國主義教育影響了他一生。

陳亦侯信任胡仲文的為人，心中也已盤算好金編鐘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儲蓄會地下的密室。

在這座樓上的經理室中有一個旁門，裡面通著的是一間小休息室。休息室還有一扇小門，開啟後是一處封閉的轉樓梯，樓梯直通地下一處暗室。這裡無疑正是密藏金編鐘最理想的地方。

夜幕下，陳亦侯來到永定裡胡仲文的家裡，兩位老友促膝而談。陳亦侯把金編鐘一事如實相告，並把轉移金編鐘到四行儲蓄會的想法和盤托出。

深明大義的胡仲文不負重託，欣然允命。兩位老友都知道，這一來，他們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託到了對方的手上。

深夜驅車，巧妙轉移

在那個萬籟俱靜的晚上，陳亦侯和自己貼身的司機一起，把裝有金編鐘的木箱裝到自己的車上，然後親自押車駛進夜幕中。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從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到相鄰的英租界的四行儲蓄會，大約只有三百米的距離。

但一貫辦事謹慎的陳亦侯為了掩人耳目，讓司機沿著法租界的邊緣，繞了一個大圈子，一直開到當時電網外的佟樓，在佟樓那裡掉頭，再沿馬場道回到英租界，這樣300米的距離，就整整繞行了20多公里，才敢真正開回四行儲蓄會。

而在四行儲蓄會樓前，早已等候在那裡的胡仲文帶著一個親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們。一行4人將金編鐘放在四行儲蓄會後面轉樓梯下面的一個小庫房裡。

接著，藉口時局不好要儲存一些煤，陳亦侯又是開灤礦務局的董事，所以就跟開灤礦務局要了一批煤，把這個庫房整個地裝進了煤。

險狀頻出，守口如瓶

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駐天津日軍先後佔領了英、法、意租界，陳亦侯預感的危險變為現實。

日本人邀他去憲兵隊參觀，與此同時，日軍派出大批軍警直撲鹽業銀行，以尋找適合防空的地下室為名，徑直來到鹽業銀行的地下庫房。不僅對庫房內的物品進行了搜查，還對地下庫房的房間牆壁，進行了仔細的丈量，最終發現了庫房裡的夾牆暗室。

幸好金編鐘早已轉移，日本人一無所獲，就把陳亦侯放了。

1945年，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此時，以抗日功臣自居的國民黨政府馬上向全國各大城市派出軍隊，同時也派出各路接收大員，到佔領區劫收錢財。孔祥熙就任財政總長，來到天津，讓隨行的秘書去拜訪陳亦侯。

據陳驤龍回憶，這個秘書，是我父親當初在譯學館的一個同學。他來看我父親，探詢金編鐘的下落。於是，我父親大怒說，這件事你去問吳鼎昌。估計他也不敢去問，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1945年底，軍統局長戴笠來到天津，在睦南道的一棟小樓裡策劃恢復、重建天津的特務組織。一向嗅覺靈敏的他，也嗅到了金編鐘的氣息，聞風找到了陳亦侯。

據陳亦侯之妻回憶，當時戴笠找到陳亦侯，問他金編鐘的下落。陳亦侯說，我沒有。

戴笠問，你擱在哪兒了?

陳亦侯說，我擱在哪兒，你去找吧。大家都知道陳亦侯把金編鐘擱在地窖裡。於是，戴笠去搜，地窖裡並沒有搜到。

1946年，戴笠又一次來到天津，此時有人遞上一封誣告信，稱陳亦侯是漢奸，家中藏有金編鐘是敵產。這一次，戴笠將此信交給了天津警察局長李漢元，讓他去抓陳亦侯。

陳亦侯為何不把金編鐘交給國民政府，而李漢元又為什麼不抓陳亦侯呢? 原來，在抵押給鹽業銀行的這批東西里頭，有冊封皇后用的純金金冊。可這些金冊在流轉的過程當中，被當時的一些人化成金條了。所以金編鐘交出去會不會也難逃化成金條的命運，陳亦侯心裡沒底，況且陳亦侯是李漢元的救命恩人，李漢元不會去抓他。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飛機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無人過問，不了了之。

金編鐘又逃過一劫。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的“劫收大員”到了天津，曾經宣佈凡是舉報隱藏金銀財寶的，事成後可以提取70%的獎金。

陳驤龍回憶道，我父親曾對我們說，如果當時和他一起密藏金編鐘的楊蘭波司機和徐祥工友舉報的話，他們一夜之間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父親說，真正值得欽佩和稱讚的是他們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漢。

曙光初照，國寶重歸

1949年1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29個小時的戰鬥，全殲守敵，解放了天津城。

新中國成立後，天津市成立了人民政府，同時成立了軍管會。1月18日，胡仲文就把金編鐘和故宮珍寶的清單，交到了軍管會的金融管理處。

在胡仲文上交給軍管會金融管理處的這份故宮珍寶的清單上，16只金編鐘列在首頁，上面詳細記載著每隻金編鐘的含金重量和名稱。

當年典賣出宮的珍寶共4000多件，其中有兩千餘件在流離失所中遺失或被經手人拐賣出國，唯有經陳亦侯和胡仲文保護下來的金編鐘等珍寶重新回到了故宮的懷抱。

1954年，金編鐘在故宮博物院珍寶館向公眾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