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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六十年代是困難時期,缺吃少穿是常態。我上小學了,貧窮的狀況依然沒有多大改變。那時候沒有學前班,到了八九歲就可以揹著書包去學堂。

在我的記憶裡,我從一年級上到五年級(當時我們這裡沒有六年級,沒有初三,沒有高三),學校搬了六個地方,前三個只有一間教室,幾個年級混在一起。老師給一二三四年級輪流上,輪不到的做作業,或者聽老師講授。那時上學免費,有孩子的人家幾乎都把孩子送去學校。也有極個別的例外。孩子多,家務活多,得有人承擔,有家長就把孩子留在家裡不上學;也有的父母覺著讀書沒什麼用,上不上學都還是農民,沒必要把時間浪費在上面。除了上學免費,上課也很隨意。老師家裡臨時有事學生就放假,有時也會幫助老師做私事。收穫季節放忙假,孩子們做不了重體力活,力所能及的事可以為大人分擔些。比如打豬草,涮鍋洗碗,掃地抹桌子,提水澆地等。那時候大人很辛苦,忙完地裡還要忙家裡,有孩子幫幫手能讓他們有空閒休息。

記不清是一年級還是二年級,無意學到了高年級的部分知識,印象深刻的是有一篇課文叫“小車不倒只管推”。文章是寫一個農民如何埋頭苦幹,後來被評上先進這樣一個內容。主人翁叫王國福。王國福有句名言:“小車不倒只管推”。我對這篇課文有記憶,緣於王國福的這句名言。老師給我們上完課後,就給其他年級講解這篇文章,在老師講解的過程中,頻次出現較高的就是“小車不倒只管推”。以至於後來好長一段時間,這句名言像是我們做遊戲時喊的順口溜,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裡,至今沒有遺忘。稍顯費解的是王國福為什麼老是推車,除了推車他好像沒別的事可幹?先進這個詞對於低年齡段的孩子來說比較陌生,它所蘊含的意義更不會被理解。

第一次進課堂教室是民房。主人是一對新婚小夫妻,他們家共有五間房,他們住的兩間和另外的三間是隔開的,剛結婚暫時還沒孩子,兩個人住顯大,於是勻給我們一間當教室。主人有兄弟四個,他是男孩中的老大,還有三個弟弟,一個姐姐。因為沒孩子,所以沒有分戶,一大家子依然圍在父母身邊。

學校佔用的是外間,他們進出要從教室經過。好在我們上課時,他們已經下地幹活了,等到他們收工回來我們又放學回家了,相互之間基本沒有干擾。除了這間空屋子,教室裡幾乎沒有其他設施,一切就地取材。膝蓋當書桌,普通的木板塗上黑油漆掛在牆上當黑板,門前的道路就是操場。課間休息我們就在這條路上玩耍,打玻璃球,滾鐵環,拴地溜子,跳繩或踢毽子。環境好壞對我們好像沒什麼影響。

有一名老師,是本隊的。學生十幾個人,也來自鄰近的幾個生產隊。上學放學都不用跑太遠的路,省去了父母不少的擔心。孩子在學校偶爾出了什麼狀況,老師站在門前的路上喊上一嗓子即可叫來家長。我的家就在學校後排,從家裡走到學校用不了太長的時間。每天從家裡出來,我就揹著母親用布頭為我縫製的書包晃晃悠悠地走向學校。我不會痛痛快快地一氣走完這段路,一朵花,一棵草也會引起我的注意,至於蜻蜓蝴蝶這些可愛的精靈更不會放過。

記得這一年的冬天奇冷無比,像是幾個冬天合在了一起。夜裡下了一場大雪。第二天起床眼前一片刺目的白,整個世界單調得沒了內容。通向學校的路已經被大人清掃乾淨,路的兩側堆著半人高的雪,走在路上就像走在電影《英雄兒女》的塹壕裡。學校門被雪封住了,只有僅夠一人側身進出的縫隙。老師正在門前焦急地等待,看到孩子們,他說:今天放假。

沒了課程的壓力我們可著勁玩。堆雪人、打雪仗鬧騰得不行,中午回家,大人還以為我們上學去了,等弄明白原委,免不了發一通牢騷,脾氣壞的也會把孩子揍一頓。

到了清明節要給烈士掃墓,這項活動每年都有。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規模也越來越大,上了中學人數就更多,路途更遠,形式也更莊重。而我們尚幼,排隊跟在老師後面,剛開始走興致很高,走一會有些累了,就散漫了,隊伍沒了隊形。為烈士掃墓本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但是對於我們這些孩子卻沒什麼道理可講。有人在打鬧,有人也會跑出隊伍,老師提出警告,管幾分鐘,過一會兒依然如故。到了墓地,會有一位老人介紹烈士的英雄事蹟,還要圍著墓園走一圈,向烈士默哀,一套程式做完,掃墓活動就基本結束了。我們樂於接受這項活動,終究還是抱著出去玩的心理,當作一次野外踏青。重複著家裡學校兩點一線地迴圈早就膩了,渴望有機會到野外跑一跑,掃墓活動剛好契合這樣的心願。孩子們的心智對於美醜、善惡、真假的理念尚未建立。對他們還不能要求太多。

烈士是本村人,生前是個游擊隊員。犧牲那天他躲在牛房的雜草堆裡。敵人的刺刀一陣亂捅,發現了他,慘遭毒手。稱墓園有些誇大,一座土墳,一塊水泥預製板的墓碑,上面寫著烈士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升中學前我們每年祭奠的都是這個烈士。離學校近,不用跑太遠的路。

墓地周圍是大片大片的麥田,麥子開始拔節,一棵棵麥苗多像是站著的農人,在春天的季節裡搖曳生姿。田埂上冒出了雜色的無名野花,星星點點地點綴在麥浪中。孤獨無言的墓碑立在春天的陽光裡,她的沉默與土地的沉默好似有了默契。

在這所學校我們還有了一次照相的經歷。因是人生的首次,我們對它很期待,不知道怎麼個照法,也想看看照相機是個什麼東西。在那個時候有人能想出照相這門營生絕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就是放在今天照相機也是個高檔物品,不用說在五十多年前了。平時我們玩的打鳥的彈弓有二十根皮筋,一分錢能買兩根,為了這二十根皮筋,我們就得從半年前開始籌備積聚能買二十根皮筋的一毛錢。從一分錢到一毛錢的過程艱難而漫長。一年到頭家裡很少見到錢,能從大人手裡討到一分兩分零花錢,也許是一兩個月,也許是三四個月。現如今,一毛錢根本不值一提。在菜市場任意地可以撿到遠大於一毛錢的硬幣。而在那時一毛錢會讓我們茶飯不思。想想一臺相機該有多少個一毛錢,這個數字讓我們無法想象。我們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好好看看這相機,最好還能用手摸一摸。令我們失望的是照相師傅連讓看一眼都不願意,更不用說用手去摸。

第一次經歷照相就不太成功,當我們用七分錢換來撲克大小的照片後才發現,把自己從照片中指認出來並不容易。我們就像一群蜜蜂圍在老師身邊,有人眼睛閉著,有人頭歪著,也有人身體偏著。最為可笑的是老師的一縷頭髮被風吹起,也被照了下來,老師頭上像是站著一隻小燕子。成功不成功我們不會介意太多,有這樣的一次經歷就很滿足、也很過癮。人生就是在不斷的體驗中豐富著。

房東在隔壁屋裡開了一個賭場,規模不大,平時就四五個人賭錢。午飯後開門,晚飯前結束。春節賭場最熱鬧,滿屋子全是人,賭桌被圍得水洩不通,為了能參與有人會從別人頭上把錢扔到桌上,請他人幫著押注。四五個人玩的是紙牌,共有八十四張。每張牌比手指長,大拇指寬。正常四個人玩,五個人玩,得有一人休息,一圈下來休息的人頂上,另一個休息,依次類推。和牌時給賭場提成,行話叫“抽頭”,我們這裡叫“水子”。房東開賭場也是為了這麼一點的蠅頭小利。賭錢歷來被禁止,開賭場更是違法,還是開在學校旁邊,就更不該了。

這個賭場存在了好長時間,簡陋的很,一張八仙桌子加幾條凳子,一幫人圍在一起。輸贏不大,幾塊錢來去。半天下來給賭場的水子也就幾毛錢。那時候麻將尚未流行,沒有當下這麼普及,只要興致來了隨時可以坐下來玩幾圈。在那個什麼都短缺,人人在掙扎的日子裡,能在賭場裡坐下來,要麼是遊手好閒的混混,要麼是自己吃飽全家不餓的鰥寡者,要麼是不顧家的懶漢。有時候我們偶爾跑進去看看,也會被轟出來,不讓靠近。

有一次賭場發生了械鬥。衝突雙方是一男一女。男的是個瘸子,吃虧的當然是他,嘴角出了血,後背也是青一塊紫一塊。瘸子也真是活該,孤身一人,整天不務正業。除了賭錢沒看他幹過別的什麼事。那時候沒有吃低保這一說,孤寡老人叫五保戶,由生產隊集體供養,他應該也是這種型別。但五保戶生產隊只供給糧食不給錢,不知道他拿什麼作賭資。飯點一過他拄著雙柺就來了,很準時。打人的女人是個寡婦,吵架,罵街樣樣不差。她有三個兒子,其中有兩個因為她的不務正業也學壞了,二十大幾的年齡還是光棍兩根。唯獨長子走了正道,早早成家立業。

賭場發生了械鬥之後就被取締了。房東損失了一張八仙桌和一盞煤油燈。八仙桌在農村很常見,唯獨煤油燈比較稀罕。這種燈與眾不同,燈座和燈罩都是玻璃,點燃後亮度高無油煙。普通油燈光線暗,油煙大,讀書寫字做針線活吃力。在農村有這種燈的人家不多。值不值錢不重要,很少見。

從此賭場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

牛房教室是另一生產隊的公房,共有三間,學校用兩間,生產隊保留一間放雜物,和我們共處一室。門前有一塊小小的空地。這房子比較特別,中間一大間,旁邊兩小間。一大間算是主屋,沿主屋山脊的兩頭呈放射狀坡下去是兩小間。小間沒有屋脊,這種房子叫爬頭屋。正常的房子是兩面坡。這種房子四面坡,好處也很明顯——節省材料。主要是節省房梁。蓋房子主要材料就是房梁。屋面苫麥草,農村有的是,牆用土壘也是就地取材,唯有房梁需要成材的大樹。一棵樹從樹苗到成材需要十多年。俗話說十年樹木。有些樹材質軟,不密實,負重輕;有些樹天生彎曲長不直。所以能做房梁的樹木很難選。房子本是牛房,剛搬進去時牛臊味挺重,溼氣也大。牆上有牛糞的汙漬,也有柴草燃燒的煙漬,除了門沒有窗。牆角里有時也會長出一些小燈籠樣的野蘑菇。房子不高,大人伸手即可摸到屋簷。

因為是臨時用房,老師找了幾條長凳當學桌。有一次,幾個學生打鬧碰倒了長凳,其中一個學生的腳被砸出了血,事後老師向家長解釋,家長說是孩子不懂事,不是老師的錯。

學校門口不大的空地,原是牛的屋外活動區域,現在成了操場,儘管不是很大,有比沒有強。老師說“下課”,我們就會如撤了柵欄門的羊傾巢而出,在這個空地上玩耍。

被牛的糞便浸潤的操場,最適合長草,一場雨過後,滿是蔥鬱的野草,但是經不住我們踩踏,只能爛在土裡不能露頭,而操場四周長得旺盛。整個操場就像是古代女子執於手中的花繃子。

隔壁人家有一臺手搖留聲機。開始我們不知道它是留聲機,感覺很特別。開啟蓋子搖幾下它就開始唱歌,唱完一首又一首,還可以重複。自從知道他們家有留聲機後,我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耗在這裡,得空就跑過來聽歌。

留聲機的主人是個年歲較大的老人,矮敦的個子,背微馱,花白的鬍子比他的頭髮都長,好似從古畫中走出來。他的頭頂是光滑的,只是在腦袋周圍有一圈稀稀的短髮,就像頂著我們的操場。這個老人很和善,我們去聽歌,他不嫌煩,我們來了他就放歌給我們聽。他還教我們怎樣放歌,當我們學會了之後,就自己動手放歌放音樂。歌聲讓我們暫時忘記了生活的困窘,歌聲也也豐富了我們空乏的童年。

他家的房子也很奇特,從北向南有一大排,方向朝東。都是小房子,屋簷和我們身體差不多高,面河。去他家要費些周折,先從屋後向南,然後折向東,越過山牆這一小段距離,再沿著河邊的小路向北才能進到他家裡,小路不寬,兩個人並排走還有些困難,稍不留神也有可能掉到河裡。有時上課的哨聲響了,我們會急速地從這窄窄的小路上跑過,慶幸的是沒有人因此失足掉到河裡

聽父親說這條河和我家房屋後面的那條河本來相通,後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斷開了。同時被隔開的還有兩個生產隊。學校所在的位置就是這條河的起點,向北流去很遠很遠。河水常年都很清澈,映出藍天白雲的倒影。河中水草搖曳,引來魚兒鑽在她的懷抱,在太陽的照射下魚身泛著白光,就像落進河裡的鏡子的碎片。每年的暑假我會跟著大孩子在這樣的河邊看他們釣魚,有時也會下到河裡洗澡,碰到水草面板會被扎麻。春天到了,我們坐在河岸上,看河水緩緩的流,看蜻蜓貼著河面飛,看冒尖的蘆筍和菖蒲。菖蒲臨水而生,葉片像一把把寶劍豎著指向天空。蘆筍則長在河坡上,每天都在改變,就像生長著的我們。蘆筍很嫩,面板微微泛紅,不小心碰到它就斷了。在我們的身旁不遠的地方是密密匝匝的竹林。坐在教室裡我們能夠看到這片竹林。有時風搖竹林的沙沙聲和我們讀書聲混在一起,是一幅和諧溫馨的畫面。

長大後我偶爾會想起牛屋旁邊那戶人家的留聲機,想起白鬍子老人。留聲機讓我第一次享受到音樂,也讓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如此美妙的聲音,那樣的悅耳、動聽、讓人回味。想起白鬍子老人心裡會蕩起一股暖流,他帶給我們的愛是潛移默化的,我們感知不到。我們圍在他身邊是受到留聲機的誘惑,是衝著音樂去的,為了滿足聽覺的願望;對他而言有可能是排解孤獨與寂寞的一種方式。我們的到來為他的小屋驅走了沉悶,帶來了歡樂。

三間草房學校佔用的是堂屋,東面一間是她的臥室,一張床,一條黑黑的被子,在對角的牆上牽著一根繩子,掛著他的幾件舊衣服,朝南的牆上是一個木格窗。西面一間是鍋屋,灶上有兩口鐵鍋,灶牆上貼著一張比人臉大不了多少的灶王爺,年代久,已經沒了顏色,只露出模糊的輪廓。靠牆邊上有一口水缸,無蓋。堂屋和房間之間無門,來去自由,下課時我們可以任意地進到她的房間。渴了拿碗到水缸裡舀水喝。

草屋的主人是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父母早亡,留給她的唯一財產就是這三間草屋。草屋年代太久,牆面已部分開裂,縫隙裡塞著布頭和棉絮。

老師在教室的地上壘起土墩代替板凳。這就是我們的課桌。我們可以趴著寫字,就是腳沒處安放,衣服上也會沾許多泥土。牆角有一方桌,老師坐在那裡批改作業。一至四年級依次向後排。老師還是一人。輪流給各年級上課,關於“小車不倒只管推”的課文我就是在這間教室裡學到的。

孤兒家的灶頭上有一本毛主席著作《實踐論》,大概手掌大,類似現在的口袋書。高年級的同學把聯想和傳說嫁接到這本上,不知道他們從哪裡得來的訊息,說在書的夾縫處一個個黑方塊暗含著很多秘密,類似於地下黨傳遞情報用的密碼,到底是什麼,他們也說不清楚。就是這個說不明白的秘密讓他們好奇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曾經無數次地圍著他們翻看這本書,夾縫裡確有大小不一的黑色方塊,看著有些神秘。大孩子們議論紛紛,指手畫腳比畫了半天也說不出個所以然。這樣的情景隔斷時間就出現一次,書也差不多被他們翻爛了。我希望他們找到他們想要東西。他們每次都是無功而返。而我的好奇點卻在孤兒是否識字上,如果不識字這本書是誰的?她怎麼會有這本書?她在為誰保管它?如果識字她在哪裡讀的書,我們在上課沒看她也去上學。這事糾纏了我好長的時間。

還有一件事也很奇怪,我們幾乎見不到這個孤兒。從搬到這裡到離開這裡,沒見她幾次,對她的印象近似於無。我們在,她不出現。我們放學了她是不是就回來了?她去了哪裡?成了一個謎。後來想他也許在野外和某個輟學的孩子打豬草玩,也許是無目的在遊蕩,也許就在她家不遠的地方等我們放學。我們離開了她就回來。顯然她在迴避,他迴避什麼呢?羞於見到我們?她有太多的不便示人的一面——她的窮困、愁苦、落魄。她接近於成年,該有成年人的榮辱觀了。

這只是我的猜測,我很想知道它原始的真實。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機會搞清楚這件事。其實機會還是有的,只是後來日子好了,而好多的事卻忘記了,我關注的東西太多,不該關注的關注了,反而遺忘了本該關注的。

學校西側是條河,沿河岸一直走就可回到原地。河呈U形狀與白鬍子老人門前的河聯通。對岸有一戶人家,被這條河拋在了外面,與整個村子格格不入。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家長年養著一條大黃狗,沒事就盯著我們這邊看,有時無來由地會對著我們吠幾聲。枯水季節河水落到了河底,一步即可跨過河去。下課了許多同學會在河的兩岸爬上爬下,膽大的還會跑到他家門口,好在大黃狗還算客氣,沒有攻擊他們。

河岸較陡,近乎垂直。被同學們攀爬的河岸寸草不生。樹幹經一雙雙小手攀扶變得光滑,泛著暗褐色的光。陡峭的河堤被踩出了一個個的腳板大小間距不一的臺階。夏季河水幾近溢位,被蘆葦灌木包圍,密不透風,只在擔水濯足的碼頭處才能見到它的真容。

U形區域類似於一個城堡,有唯一的出口。春夏季節城堡被蘆葦雜樹圍著,看不到裡面,只有到了秋冬,蘆葦砍光才會露出城堡的真容。城堡裡住著七八戶人家。孤兒家與東面人家有圍牆阻隔,與南面人家隔著菜地——學校操場。有一條小路連線著城堡的出口,是我們進出的唯一通道,也是城堡的唯一出口。

操場前面人家朝南有一扇門,門內有一年歲較大的女人整天癱瘓在床,長時間見不到陽光,她的膚色不是太好,由於疾病的折磨人也有點變形,特別是那雙讓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透著憂鬱、無奈、絕望、祈求的光,從門前經過時會死死地追著你。越是不想看,就越是清晰,我們別無選擇,上學或是放學必須經過這裡。偶爾匆匆瞥一眼,匆匆地離開。

除了這扇門,她家迎河還有一扇窗。透過窗子她能聽到我們的打鬧聲,也能看到從窗前經過的不完整的身影。學校搬來時她就已經在這間小屋躺著了,不知道她之前躺了多久,也不知道今後她還會躺多久。疾病纏住了她的雙腿。她蜷縮在這小小的空間裡,看著門前來來去去的人,她的內心一定奢望著有一天能夠走出去。離開這間小屋,離開這張床。與她同病相憐的是孤兒,因為學校住進了她的家,她只能漂泊在外,有家等同無家。如果沒有我們,她可以屋裡屋外自由來去,累了困了也能舒舒服服地躺著,想什麼時候起來就什麼時候起來。她失去了父母,沒有了親人,能夠給她帶來溫暖的惟有這間小屋,小屋是她幸福的依託。

育紅小學有七間校舍。其中一間是老師的辦公室,其餘每兩間放一個年級。我們搬進來是學校落成後的首批學生。教室的牆壁雖然還是土坯,但沒了汙漬也沒有縫隙,窗子南北對開,通風流暢。窗欞和窗格都是木製,鑲嵌著玻璃。辦公室的牆上貼著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畫像,辦公桌是顯眼的橙色。老師增加到了四個,學生也有幾十人。課桌改成了磚墩上面放木板,只是上下座位有時會被擠翻,書本文具落一地。凳子自帶。黑板是新買的,可惜牆面不是太平,掛在上面有些不穩。

教室的外牆上用稻草齊齊地貼一層,貼好後的牆面被隱藏起來,冬天防寒,夏天防熱,雨天防水。類似現在給牆面做的保溫層。有些講究的人家會用整齊的麥草編成苫貼在牆上,那樣看上去比較整潔,好看,留存的時間也會更長。

學校周圍栽種的柳樹合圍形成校園。校園外面是農田,無論風從哪個方向吹來,都是泥土和莊稼的芳香。操場很大,可以容納一個標準的籃球場,但沒有籃球,也沒有體育課,活動器材依然是自帶的鐵環、玻璃球、跳繩、地溜子之類。這些玩膩了就玩抓特務、打仗遊戲。有時也會一人騎在另一人的背上裝扮成騎兵,相互打鬥。

和牛房教室一樣育紅小學的房子也是爬頭屋。只是正屋不是一間而是五間。屋面用料是葦編和麥草,因為趕工期葦編用了新鮮的蘆葦,就是這一隨意的操作留下了隱患。新鮮蘆葦在緩慢的乾燥過程中產生了柴蝨子。這東西很小,單個兒肉眼幾乎看不見。頭天放學時桌凳都是乾淨的,第二天就落了一層白白的像灰塵樣東西,歸攏到一起,本來堆著,不知不覺就倒下來,就像夏天空中的積雨雲在翻卷。落到頭上或衣領裡奇癢難耐。那段日子我們被這小東西折磨得夠嗆,老師也想不出什麼好的辦法。後來不知道是誰的主意,用火燎煙燻治理。剛好這個時候趕上放假,老師和幾個社員運來麥殼和稻殼,摻上農藥六六六粉。點火之後只見煙霧不見火苗。這堆火在教室裡燜著燒了七八天,毒煙霧除掉了蘆葦夾層裡的柴蝨子。

長在農村的人對六六六粉不會陌生。它是一種劇毒農藥,形似水泥,棕色,粉末狀。專治農作物害蟲。中學畢業以後,家裡的自留地我常用它防治蟲害。把六六六粉和粉末狀的泥土攪拌撒到作物上。這活既苦又危險。拌好的藥粉裝在笆斗裡背在身上,走一步撒一把。撒出去的藥粉在眼前會形成一片煙霧,滿世界飛,等一塊地撒完,整個人就像從灰土裡鑽出來似的。除了口鼻(戴著紗布口罩)和兩隻眼睛,渾身上下全是藥粉。夏天高溫下操作更危險。有些人不重視,在太陽未落山時就下地撒藥,結果丟掉了性命。那時候農村裡因農藥中毒而死亡的事件時有發生。

除掉了柴蝨子又有了新的麻煩。開學後教室裡的餘毒還未揮發乾淨,同學們個個被燻得乾咳起來。老師的反應似乎比我們輕。每次進到教室我就會反胃,更難受的是頭痛,人像遭霜打的茄子無精打采。老師為了鼓勵我們堅持下去,就拿課本里《毛主席關懷警衛戰士學文化》的文章引導我們。警衛戰士大多貧苦出生,由於戰爭失去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毛主席就鼓勵他們,擠時間讀書識字。老師說:警衛戰士多忙,還抽出時間學習,我們有這麼好的環境更應該珍惜,不應辜負了來之不易的美好時光。毒氣不可怕,柴蝨子更不可怕。老師講的道理我們心裡並不贊同,再說警衛戰士又沒被毒氣燻。過了一段時間終於不咳了,但氣味依然存在,再後來也就麻木得什麼都感覺不到了。

也許老師鼓勵我們的話起了一點作用,我們是學生,任務就是學習,警衛戰士要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學習只是業餘,條件肯定不如我們。眼前的困難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這樣想著我們也就心安了。

那個時候環保這個詞還待字閨中,沒有人會想到這就是環境汙染,特別是對於年齡尚幼的孩子就是摧殘性的傷害,話說回來,即使當時有人想到了它的危害,恐怕也阻止不了這件事的發生。好不容易蓋起來的房子總不至於再把它拆了,太不現實。條件就這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好在沒有死一個人,算是萬幸。

被毒氣和柴蝨子折磨的日子裡,我們連做夢都想著什麼時候才能住進窗明几淨的教室,等到這一夢想接近實現時,我升到了四年級。學校雖不是想像的那麼美好,已經是夠敞亮的了。水泥黑板取代了木製黑板,再也不用擔心會從牆上掉下來,也不會發出“咚咚”聲。長條板固定在木樁上當課桌,徹底和泥土告別。

平生第一次上的體育課是跳沙坑。偌大的操場沒有任何體育設施,也沒有任何的體育用品出現,唯一的沙坑成了我們上體育課的不二選擇。

辦公室裡靠牆放著七八張桌子,牆上掛著教學用的木製的三角板、量角器、圓規等教學用品。老師的辦公桌上堆著高高的作業本,還有紅藍墨水,蘸水筆,鬧鐘、粉筆盒,訂書機、教學輔導書等用品。濃濃的傳道授業的氛圍真正開始籠罩校園。

教室的牆上貼著宣傳畫和宣傳標語。標語大多是毛主席語錄。在我座位的上方牆上有一幅介紹馬鈴薯生長的宣傳畫。此時我們還不知道馬鈴薯是什麼東西,我們這裡沒有,也不知道它還能當飯當菜吃,直到許多年以後在我們這裡出現,對它才有了認識。馬鈴薯是它的學名,俗名叫土豆,我們這裡統稱地蛋。對面的牆上有一幅毛主席語錄:“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想學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做到對自己學而不厭,……”。教室裡不止這一幅標語,我只記住了這一幅。它正對我的座位,每次抬頭就會映入眼簾,時間久了留在了我記憶的貼上板上。我對這段話的意思卻不甚明瞭。

不知是哪種心理在起作用,有問題不會想著去問老師,也不太願意去問。老師大多都是小學畢業,有的連小學都沒有畢業。學生不理解的他也不一定理解,還有懂不懂也少有人在乎,成績優劣不是好和差的評判標準,雖然號召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往往勞動佔的比例會更大,除了忙時放忙假,每週還要拿出一定的時間支農,幫助生產隊做農活。

支農的目的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實接受再教育我們從沒落下過,我們的父輩基本上都是不識字的農民,從出生我們就生活在他們的“話癆”裡,思想和行動和他們相差無幾。做農活更是家常便飯。從會走路起就要學著做事,隨著一天天長大,農活的內容也在不斷的豐富。撿麥穗,打豬草,擔水,撒糞,挖河。由簡單到複雜,由輕到重。沒有一天不接受磨鍊和考驗。

再教育還有一項內容——憶苦思甜。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吃憶苦思甜飯。從地裡挖一筐野菜,和大麥面或玉米麵山芋乾等雜糧一起煮,師生圍坐一起一邊吃,一邊聽貧下中農講述過去被剝削壓迫的經歷。

那個時候流行貧下中農代表管理學校,我們的校長也是。這些人一般不怎麼識字,沒有管理經驗,但是讓他做一件事他會認真去做,但不一定做好。我們的校長有兩件事做得還不錯——敲鐘、站隊唱歌。

聽慣了吹哨子第一次聽“敲鐘”我還有些不習慣,校長提在手裡敲的也不是鍾,是從磨麵粉的機器上換下來的磨片。我對它不陌生,我堂哥就是生產隊的機師,他搗鼓機器時我常常圍在他身邊看熱鬧。換下來的磨片有時也會被我拿去換糖吃。磨片是圓形,直徑二十公分左右,中間有一圓孔,上面密佈著凹槽,當凹槽淺了或磨片有裂紋時就要換新的。磨片的質地是鑄鐵,敲起來“當、當、當”類似鐘聲,沒有鐘聲響亮,還是比哨子聲聽得遠、清楚。不知道是誰首先想出來的這個方法,用磨片代替哨子當鐘敲確實挺合適的,雖說有些原始還是進步了。學校有了鐘聲才真正像個校園。敲磨片幾乎佔據校長一天大部分的時光,磨片在校長手裡從沒因過點或是未到點而響起。直到後來貧下中農管理學校風潮結束他被清退回家,敲鐘的使命才算終結。站隊唱歌也是校長的專利。一天兩次,放中學和放晚學,校長都要求排著隊唱著《國際歌》回家,他起頭唱第一句:“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同學們接上,然後隊伍出發。開始大家覺得新鮮,歌聲齊整一致,時間長了就沒人願意堅持,但是,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都得跟著他的節奏走。常常隊伍從操場還沒走完,歌聲就斷了,活動僅存形式,而校長還在執著的堅持。

大字不識幾個的校長會唱《國際歌》也讓同學們刮目相看。後來我們懷疑,校長恐怕只會唱《國際歌》,其它歌肯定不會。唱《國際歌》恐也只會前兩句。我們的懷疑不是沒有依據,自始至終沒有聽到校長唱過第三句,直到他被清退回家。

他來自農民最終迴歸農民,校長經歷了他本不該經歷的一段經歷。作為校長的他依然保有一個農民所有的善良、勤勞、樸實,但他無法也不能勝任一個校長的職責,他不缺信心和決心,缺的是知識和才能,現在迴歸農民,去他該去的地方,做他該做的事,才是正道。

學校隔壁就是大隊部,一排五間房,除了東面一間隔開做了書記的辦公室外,其餘的四間連通一起,因此顯得很大也很空曠,牆面白色,在白色的牆上畫著幾個彩色人像,是背槍的男女民兵。每幅像都以單個的形式分佈在四周牆上,顏料用的是廣告色。這幾幅人像出自我們的語文老師之手。我當時不知道,畢業後走上工作崗位,有一次和語文老師相遇,他說他喜歡畫畫,還把他的許多作品拿給我看,大多是些風景,少有人物。他說大隊部牆上的人像就出自他手。我這才知道他還有這方面的才能,而我們當時沒有美術老師,他怎麼就不站出來?

學校經常利用大隊部這個大空間進行全校集中活動,它相當於我們的第二教室,也像是我們的禮堂。有時也會集中在這裡聽重要檔案傳達。傳達檔案的任務一般由公社結合幹部擔任,如此安排考慮到大隊這一級的領導文盲較多,水平不夠,有可能把檔案內容唸錯。

提到結合幹部從孩子到大人沒有人不熟悉。他結合我們大隊已經多年。他性格文雅、和善,見誰都能說上話。誰也都能成為他的朋友。更難得的他還有一副好口才,說話不緊不慢,條理清晰,說長說短都不會亂,內容也不重複。他的職務是宣傳幹事,是一個教育人的官。可惜的是他的才能用錯了地方。他作風輕浮,為人好色,結合我們村的那些日子傳出了不少的緋聞。也因此他的宣傳幹事的官一直做到退休。而和他一起的人早就是科級、處級了。

結合幹部讀檔案有個習慣,檔案讀完他會即興發揮講一通。有一次他依然如此。檔案內容是關於河南省馬振扶中學事件通報。檔案傳達完,他進行了闡釋。大意是抓教育不能一味地為了追求成績而抓教育,……。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不是靠讀死書,要讓學生到廣闊天地去經風雨見世面,在風雨中鍛鍊自己,在困境中磨鍊自己,……。做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他說的和他做的就像從同一圓點畫出去的兩條射線相距越來越遠。

由結合幹部我想到了校長。他們兩人如果進行互補,校長就是優秀的校長,結合幹部也會是個好乾部。

我在心裡自作多情地為他們構劃各自的人生。

作者簡介:李正良,現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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