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談學者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思想貢獻與輸出
作者王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本文刊於《對外傳播》2019年第1期。
要在各大高校與研究機構的職稱評定、晉升與學術榮譽中加入“國際傳播”的考量。算工分、評教授，“長江學者”“萬人計劃”等榮譽稱號，不能只是以在核心刊物發表文章作為唯一或主要考核因素，還應透過某種等量換算的方法，對那些在海內外一流媒體發表文章、接受採訪、到全球知名論壇發言、到他國進行主旨演講及講學的學者的貢獻予以積極肯定。在機制上，要讓“為中國代言”的學者與能在A類核心刊物發表文章的學者，同樣受到學術同行的尊敬、推崇。
王文：抵制假智庫，幫助弱智庫，提攜好智庫以筆者看來，智庫研究是一門“腳底板下走出來的學問”。無論是經濟、金融、社會，或是外交、國際關係，不到地方調研，不在具體問題上走到具體的事物發生地去考察，不走出國門，只是道聽途說、閉門造車，肯定不能生產出優秀的智庫產品。以筆者這些年調研與宣講數十國的經驗看，智庫研究是一門“吃苦”的學問，不只是甘坐冷板凳的那種“苦”，而是不遠萬里、舟車勞頓、舌辯群雄的那種“難”與“苦”。
王文：論智庫與學術的異同事實上，像季羨林、李學勤等老一代學術大師早已撰文疾呼“重寫學術史”，因為中國學術有獨立的傳統，應該更多地聚焦在古代學術流派與當代學科體系關係的發展脈絡與轉型傳承，強調古代智囊歷史演變與現代學者責任的傳承關係。可惜的是，諸多智庫起源研究的文獻中，多是著墨於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借鑑西方智庫機制建設與存在形態、政府決策的重要諮詢功能在中國體制的移植等等。雖然這符合中國近現代思想“西學東漸”的部分事實，卻忽視了智庫演變在中國的內生性，容易使人忽視了學者自古傳承、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懷與時代使命。換句話說，“服務國家”“對策研究”本身應是學者（至少是相當一部分學者）數千年來中國博大精深的學養血脈傳承程序中的固有基因，而不是學者群體中的新增或額外任務，也不是“另類”“不務正業”的工作內容，更不是西方智庫形式在中國的複製品。
王文：為何中國青年學者如此“晚熟”？本文刊於《紅旗文稿》2016年第13期，原文標題為《青年學者要勇於擔當時代賦予的使命》。
在社會浮躁的背景下，現有的學術考評機制功利化，一些青年學者為了達到評職稱的標準，熱衷於拉關係，跑課題，進行“學術創業”，不能做到靜心專研，疲於應付，像極了“蝸牛角上爭名利”。一些學者失去了昔日的榮光，在金錢和權力的誘惑下變得庸俗。同時，青年學者備受“學術潛規則”之苦，沒有關係門路，就很難搞到課題專案；沒有課題經費支撐，意味著沒有團隊支援，只能獨自闖天涯，很難出科研成果，評職稱就會受到影響；沒有較高的學術頭銜，反過來又對爭取課題專案造成影響。相關部門應當多關心青年學者一代的成長，儘可能地創造條件，解決青年學者的後顧之憂，而青年學者則應堅守學術理想，對金錢和權力的誘惑保持警惕，真正靜下心來搞研究，所作所為要經受住歷史的檢驗。
大學智庫建設的三個誤區當下中國的大學智庫水平的確滯後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但這並不能說明中國大學沒有為黨和政府提供高水平的政策諮詢服務，更不代表著中國大學裡不可能產生國際級的著名智庫。只要釐清目前大學建設智庫的幾個誤區，規範智庫建設的一些規則規範，大學智庫的前景是可以預期的。
王文：大學建智庫很難嗎？本文刊於1月30日《對外傳播》雜誌微信客戶端。第一個誤區，是把大學的學術機構轉型為大學智庫。以智庫水平相對較高的美國為例，智庫機構和學術機構的差異性很大。高校智庫專注政策研究，具有強烈的問題導向意識，以戰略問題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的研究物件，致力於影響決策。而學術機構進行正規化學理研究，講究系統化、理論化，注重學理創新，偏於基礎研究，往往講究完美不求功用。如果貿然將大學研究機構轉型成為智庫，除了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面臨痛苦的選擇外，還要進行思想的生產、組裝、銷售和反饋等一系列運營方法轉型，這對高校機構及其教研模式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第二個誤區，是把學術成果當成是智庫成果。智庫的主要成果是政策報告，不同於學術機構所注重的學術論文。智庫成果面向決策者，主要以內參報告的形式，為決策者提供政策諮詢，要求論文務必深入淺出、言簡意駭。學術成果則以學科建設為取向，主要面向既定領域的專家學者，以期刊論文的形式發表，致力於探求真理、挖掘具體問題的發展規律。相比之下，智庫成果弱化了學術取向和學科劃分，以決策者關注的現實問題為導向，以多元知識分析框架為指導，強調協同創新、協同研究，在找到問題成因後為決策者提供綜合的解決方案，不拘泥於純理論和單一學術化的研究。簡單地將學術成果等同於智庫成果，是很難產生優秀大學智庫的。在研究產品導向上，大學智庫任重道遠。
王文：智庫學者應善於講“一帶一路”故事本文刊於5月21日觀察者網。
當然，從智庫學者的角度看，也需要緊扣政策主線，吃透政策文字與政府決策的思路，再學會用生動的故事、貼切的比喻，以及深入人心的講述來表達出來。這裡面尤其要注意針對不同人群的話語表達。比如，“一帶一路”在國內會常常以“過剩產能轉移”、“橋頭堡”等用詞來形容，但在國際場合，說這些話就不太合適，而是應該強調多贏，強調中國與世界分享紅利，等等。
相比於學術學者，智庫學者的評述更貼地氣，更能避免用晦澀的學術用語講故事，更能夠拿出一些易於傳播的精煉觀點與比喻。比如，美國智庫就用過“利益攸關方”、G2來形容中美關係；用“屠龍派”、“擁抱熊貓派”來形容不同的對華政見者，看上去很貼切，很容易傳播到全球。
王文智庫專欄之八：中國須有更多優秀的智庫學者本文刊於2014年8月《對外傳播》雜誌。
如果把在研究機構工作的人泛稱為“學者”，那麼，從功用上至少能分出“智庫學者”和“一般學者”兩大類。後者又能按不同的學科進行分類，比如經濟學人、金融學者、科學家等等；前者則很難嚴格地用學科種類來劃分，因為“智庫學者”不能拘泥於純理論和單一學術化的研究，而必須要有更強的現實問題導向和多元知識背景，研究內容往往隨著現實需求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正因如此，目前中國極度缺少優秀的、複合型的智庫學者，這是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大障礙。
從智庫建設的角度看，智庫學者需要學術圈的薰陶功能與研究功底的培養，但學術圈的相對保守與固化的研究特點，也造成了智庫發展的不利條件。比如，學術圈大多鼓勵清高、象牙塔式的研究，智庫界卻需要探下身，做與當下情況緊密相關的研究；學術圈大多鼓勵坐冷板凳，做長期研究，智庫界卻必須追求熱點，做政策層面急需解決的問題研究；學術圈的寫作習慣一般是先文獻梳理，再娓娓道來，著重過程分析，洋洋萬言，智庫界的寫作方式卻是直擊問題，短小精悍，看重結果與政策建議；學術界的考核體系基於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智庫界的評價標準卻是高層與現實影響力；學術界的工資待遇相對較低，智庫界卻有更高額的專案獎金與相對明確的激勵制度；學術界需要長期的聘用合同，智庫界則要有更靈活的人事機制。
對大學培養機構而言，要因材施教，尋找一些好苗子，更多地引導和鼓勵他們的智庫志向。尤其是高校社會科學專業的博士生導師，不妨多鼓勵自己的學生在完成學術任務的同時，參與到各類與現實相關的實踐活動，創造一些現實感強、政策性強的課題研究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