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時期搬過兩次家，巧的是這兩處住所由於周邊環境的原因，都處於存車處的中心。

由於生活在全球第一大腳踏車城市（這個結論有統計數字為證），生活中周遭腳踏車本來就很多，偏偏我家住的地方又是腳踏車最集中的地方，害得我們出門進門經常會被腳踏車堵住。

先說搬到的第一個家，這是一段不長的小馬路，只有300多米，兩邊都是英國式的小別墅和公館，“東陵大盜”孫殿英的公館以及張學良的許氏夫人的別墅就坐落在這條馬路上。這裡平時挺幽靜，但是文革運動起來之後，這裡的幽靜被徹底打破了。

當時我家住在臨街的3號，這座院子有兩個門，一個開在臨街，一個與旁邊不臨街的5號和7號一起開在一條衚衕裡。7號院子很大，裡面是一座三層小樓，門口有一個傳達室，平時兩扇紅色的大門緊閉，只在左側大門上開了一個小門，可以讓裡面的人推著腳踏車進出。只有汽車要出入時，兩扇大門才會開啟，我們這些孩子才能偷偷瞄上一眼院裡的樣子。

這是一個挺神秘的地方，平時進出的人都穿著便衣來去匆匆，只有趕上一些“特殊時期”這些人才穿上草綠色的制服，領子上佩戴著紅領章，帽子上戴著國徽，原來這裡是公安機關。後來聽院裡的大人們說，這是市公安局的戶籍科。

按說，公安局的戶籍科平時應該沒有多少事，不至於門庭若市的，可“文革”那是特殊時期，這裡一下子就成了公安局裡最忙的部門之一了。之所以會，主要是因為那時大搞階級鬥爭，到處揪鬥反革命分子，調查每個人的“歷史問題”，而要找到歷史問題的線索，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查閱戶籍檔案，簡單地說就是“外調”。

運動時期，各地來外調的人員特別多，於是這些人騎的腳踏車自然就存放在我們住的衚衕以及周邊的馬路上了。這時，居委會就貼上一張“存車處”的紙牌子，安排了兩個人負責看車。看車的人每人胸前掛著一個挎包，裡面裝著兩個一組的竹牌牌，每組竹牌牌上都用油漆寫上同一個數字，其中一個竹牌牌上鑽有一個眼，裡面穿上線繩，這樣兩個竹牌牌就用這根線繩捆成一副。要存車時，騎車人把車鎖好後，看車人就過來，取出一副竹牌牌，把穿著掛繩的那一塊掛在腳踏車的車把上，另一塊交給騎車人，同時收二分錢作為存車費。人們辦完事出來取車時，只要把手中的竹牌牌交給看車人，看車人核對一下與車上掛的那塊是同一副，就讓人把車取走。

到了“文革”後期，大規模揪鬥人的情況明顯減少，也就沒有什麼人來外調了，存車處自然也就取消了，這裡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

文革後，我家搬到了另一處地方，這裡緊鄰全市最大的體育場，於是每當有運動會特別是球賽的時候，家門口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了腳踏車停車場。只不過，這時沒有人來管看車收費，腳踏車停在這裡，丟失損壞各聽天命。

每到有足球比賽的時候，來自四面八方的腳踏車早早地就把院子和馬路佔得嚴嚴實實，中間只留下可供兩個人並排行走的一條小路。一般情況下，我們不用去看球就能從窗外傳來體育場內的吶喊聲佔大致猜出比賽的情況。

如今這座體育場已經改建成一片休閒娛樂場所了，那黑壓壓一片的腳踏車海洋也早已成為往日的回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