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一度是一個美麗、富饒、和平的國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泰國經濟高速發展，被譽為亞洲經濟的第五隻小虎。不過從2006年開始，泰國政局一度開始動亂，街頭出現大規模政治集會，示威者穿紅色衣服的號稱紅衫軍，黃色衣服的號稱黃衫軍。到了2008年，全年圍繞總理府的反政府集會就超過200天，相當於大半年都在鬧，並最終在2010年的曼谷大打出手，血染街頭。動亂的時局極大的影響了泰國經濟，排名從2004年的全球第31位，下跌至2010年的第159位。之後在英拉當選總理後，平息紛爭，經濟漸漸走出泥潭，而一度割裂泰國的就是嚴重的貧富差距。
環境曾有世界銀行的相關學者總結過泰國經濟一度高速發展的環境因素：
第一、泰國施行君主立憲制，民主制度相對穩定。泰國王室幾乎從不直接干預政事，時任老國王普密蓬在泰國享有崇高的威望，有足夠的能力平衡各派政治勢力。而且有一個王權作為核心，對泰國社會的穩定發展非常有利。
第二、宗教信仰相對單一。泰國近95%的國民信仰佛教，沒有任何宗教衝突的矛盾，而且佛教主張清心寡慾，不贊成暴力和激烈對抗。
第三、民族相對單一。泰族佔75%，華裔14%，其他11%，幾乎不需要擔心種族間的衝突。
這些條件都為泰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非常舒適的環境，一度讓外界認為泰國是亞洲經濟的第五隻小虎，甚至有可能成為第五隻小龍。
紅衫軍、黃衫軍上世紀80年代，泰國政府加大對外開放，推動產業機構調整，鼓勵出口部門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他信·西納瓦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以他信家族為首的新興企業家集團迅速崛起。不過，由於泰國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新興企業家集團空有雄厚的財力，卻沒有任何政治地位。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泰銖被以索羅斯為首的金融大鱷狙擊，貨幣貶值，泡沫破裂，資金外流，銀行倒閉，企業破產，經濟嚴重衰退，失業率大幅提升，民怨沸騰。不過，金融危機卻給他信集團提供了一個參政機會，並以雄厚的經濟實力涉足政界，於2001年大選擊敗對手，臨危受命，成為新一任泰國總理。
2001年-2006年，他信執政期間力挽頹勢，經濟迅速復甦，經濟增長恢復至5%-6%的水平，並提前兩年還清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國際國幣基金組織143億美元的債務。他信政權實施“草根政策”，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及下層民眾的醫療衛生條件，任職期間，農民平均收入增加了60%。
2005年，他信成功連任。不過好景不長，2006年，在他信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泰國軍隊發動政變，建立由泰國國王普密蓬領導的“管理改革委員會”，他信被迫流亡海外。在軍政府統治期間，他信的支持者成立“反獨裁民主聯盟”，組織多次反軍政府的示威。2007年年底泰國大選，親他信的沙馬·順達衛贏得選舉上臺。反他信力量不肯善罷甘休，組成人民民主聯盟，在後續的示威遊行中身著黃色衣衫，故為黃衫軍；而支援他信的民眾針鋒相對，在反獨聯的基礎上成立人民力量黨，在後續的示威遊行中身著紅色衣衫，故稱紅衫軍。
源頭紅衫軍和黃衫軍表面是支援他信和反他信之間的鬥爭，實質為泰國被撕裂的兩大對立集團。紅衫軍代表了社會下層的勞動者，支持者主要來自泰國北部和東北部農村；黃衫軍的主要成員則是聚集在曼谷及其他大城市的城市精英，收入和教育程度較高。和眾多發展中國家一樣，由於政策失誤，泰國的貧富差距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越拉越大，嚴重的貧富差距將泰國撕裂為針鋒相對的兩大陣營，紅衫軍和黃衫軍只不過是推到衝突前臺的代表。
泰國的不平等主要來自於三方面：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曼谷及其他大都市的富人和北部、東北部農村的窮人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鴻溝。20%的貧窮階層僅佔總收入的6.4%，而前10%的富裕階層卻佔據32.4%。當時曼谷地區家庭月收入大部分集中於15000-50000泰銖，而東北部、北部的傳統農業區，超70%以上的家庭月均收入小於10000泰銖。和眾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泰國曆屆政府都是“重城市，輕農村”，城鄉差距逐步拉大。泰國農村人口當時佔比在67%左右，但大部分都沒有擺脫貧困，政治上也被逐步邊緣化。泰國各個地區間的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以曼谷為中心的中部地區是泰國的經濟、文化、政治中心，有錢人都聚集在這邊，並有80%的工業集中在曼谷周邊。而東北部北部的人口相當密集，擁有的工業還不到10%。
分化一直以來，泰國政壇上，王室貴族、軍隊、法院和議會高居金字塔頂端，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民階層位於塔底，等級觀念嚴重。上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風暴，大量企業倒閉，大量工人失業，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東北部和北部的窮人們急需就業機會，盼望經濟復甦，強烈要求變革。內憂外患之下，新興產業集團應運而生，他信就是他們的代表，並且把經商之道運用於政治，提倡政商共進，提出一條和傳統勢力截然不同的發展戰略。
當然，泰國的傳統勢力也贊成促進經濟增長，但他們更關注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原有的社會等級，他們主導思想是普密蓬國王倡導的“知足經濟”，他們認為只要在家庭、鄉村、地區、國家的各層次構建自力更生的生產和消費體系，就能實現“自給自足”，說白了就是要求窮人滿足個人基本生存要求後，不要過度追求物慾，並倡導佛教的道德修養和精神追求。這種“適度知足”的倡導，就是在鼓勵窮人認命，窮但可以快樂啊！
而以他信為首的新興產業集團則認為需要不斷開拓海內外市場，加速商品、資本、技術和人員的自由流動，促進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主張加大對外開放，透過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開拓國際市場，促進產業升級換代，提升綜合競爭力，推動商品經濟發展，開發農村市場。在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措施下，泰國落後的農村自然經濟體系瓦解，並率先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成為東南亞最具成長活力的國家之一。
他信的改革觸動了保守陣營的既得利益，雙方的矛盾日趨激烈。面對來自王室、舊官僚、軍隊和富人集團的抵制和反對，儘管他信擔任總理要職，執掌政權，依然顯得勢孤力單。他信推行新政力不從心，於是，他轉向貧民階層尋求支援，並迅速獲得基礎民眾的支援，以農民為主的貧民堅決的站在他信一邊，用選票將他送上權利的巔峰。
為加速經濟增長，照顧弱勢群體，他信政府需要大量資金。於是，他大量裁軍，得罪軍方；縮減行政經費，裁撤24萬公務員，得罪官僚階層；增加所得稅，得罪城市裡的富裕群體；過於激進的政策方針，削弱了傳統勢力，自然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恐慌。軍隊、法院、議會等保守勢力組成了反他信聯盟，利用各種輿論工具，找茬、挑事、抓住失誤不放、鼓動宣傳。由於他們身處上層，有廣泛的社會資源，於是短期內大批的黃衫軍集結。
逼上街頭他信政府動用了大量的資源扶持農民，對於城市的貧民自然不能給到足夠的關照，由於生活的困難和社會不公，城市民眾對他信政府有著強烈的不滿，這些年也是黃衫軍的主力。而反觀他信，由於政策上傾斜窮人，且窮人佔據絕大多數，所以每逢選舉，他信必然壓倒性獲勝。不過看似政局穩定，但卻在他信參加聯合大會期間，軍方發動政變，將他趕下了臺。
泰國軍方在政變後隨即起草憲法，首先無條件赦免自己，並改變選舉制度，恢復參議員任命制度，並將眾議員席位從100減為80，這些顯然都有利於既得利益集團。即便如此，他信陣營的人民力量黨依然獲得近半數議席，將沙馬推上總理寶座。不過由於他信的商人思維，執政期間政商不分，他信家族利用權力為自己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有眾多政治汙點。保守陣營主導的泰國法院抓住把柄，在08年判處他信2年有期徒刑，並將沙馬等後續繼承人整下臺。而他信集團仗著人多勢眾，要求立即大選，但議會始終拖著不辦。實踐證明，在軍隊、議會、法院融為一體的傳統勢力面前，民主選舉基本上就是一個笑話。
因為保守勢力的一再阻撓，數百萬鄉村也包括城市貧民感到自己的聲音從來沒有被曼谷的執政圈聽到過。他們感覺到如果不採取行動，他們的孩子將永遠不能活著看到泰國有遵守規則的民主。他們表示，“雖然紅衫軍明顯已經失去了戰鬥，但是隻要他們認為泰國社會富人與窮人、傳統精英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巨大不平等沒有被解決，他們的反對鬥爭就將繼續。”所以紅衫軍就這樣一步步被逼上街頭，並最終引發流血暴亂，將泰國經濟拖入深淵。
啟示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前提是有一個理性、寬容、和諧的社會，如果是割裂的兩大對立陣營，民主只能被當做政治工具，在勢不兩立的權利鬥爭中，幾乎沒有民主政治的空間；要保證均衡發展，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都會反映良性的經濟發展，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要關注貧富差距，注重保護弱勢群體的權益，減少壟斷及資本對利益的無序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