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普通人的回憶文章，也是我們轉變編輯思路的一種嘗試。我們希望透過刊發這些發生在我們身邊、貼近我們生活的記憶文字，能夠更加鮮活生動地再現那些被大事件遮蓋住的歷史細節。 本文作者，1930年出生，1947年參加革命，參加過青島解放等戰役，1978年轉業至中央某駐青單位，1990年在青島離職休養。 （一）

1966年6月，我接到通知，要轉業去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工作，地點是勞動人民文化宮，主要工作是接待全國各地進京上訪的人員，等接待站解散後再另行分配。

我們是按大區接待。我分配在東北大組，主要是向上訪者宣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義，動員他們響應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就地鬧革命”的號召；遇有重要情況（如嚴重武鬥等）要及時綜合上報 “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

大約在8月中旬，形勢漸趨穩定，上訪人員較少，接待站已經醞釀解散，我們這些人都獲准回家探親了。9月4日我探親歸隊，當晚在人民大會堂聽到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釋出的“九五命令”，宣佈可以“文攻武衛”。隨即全國各地武鬥驟起，上訪人員劇增。在此情況下，毛主席命令解放軍進行“支左”。好像是在10月17日晚，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命令我們這些已經脫下軍裝的人再穿上。於是，我們又以解放軍的身份進行接待。開始我主要負責長春機車車輛廠的接待，後來由於雞西煤礦鬧得厲害，又要我負責這方面的接待。

一天我剛下班回到駐地，大組接到了國務院辦公廳電話：一群矽肺病上訪者堵在國務院西門，叫我們派人前去協助解決。我們到後，一位國務院副秘書長告訴我們，大部分是雞西煤礦的上訪者，已經給他們安排了東大橋招待所，但他們不去，在這裡一天啦，鬧著要見毛主席和周總理。他說：一定要好好說服他們，只要他們去招待所就行，他們提出的要求要儘量予以解決，你們要負責到底。

據此，我們和8341部隊的同志做了大半夜的工作，他們都不講話，只是雙膝跪在地上；直到凌晨四點多鐘，從北邊來了一輛車，他們呼啦一聲都圍了上去，我才意識到是周總理的車。為保護總理，我們與8341部隊的同志們臂挽臂地圍住汽車。這時周總理一面走下車，一面用手示意不要阻攔他們，就在車前對大家說：我知道你們這種病很痛苦，你們是為國家挖煤而得的病，所以你們是國家的功臣，國家有責任給你們治病，保障你們的生活。

希望你們到招待所住下來，我會責成有關部門的同志去聽取你們的意見和要求，能解決的一定逐一解決，我說話是算數的。接著問：接待站的同志來了嗎？那位副秘書長指著我說：來了！周總理說：很好！你們辛苦了，希望你們負責把他們送到招待所，叫他們有吃有住能治病；他們回家時要通知當地政府，一定要按國家這方面的規定執行，不許難為他們。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精神，我給雞西軍分割槽打了電話，大約一週左右時間，上訪人員基本沒提什麼要求，就都回去了。只不過給我發了許多傳單，宣傳他們在京見到了周總理，並有一位“中央首長”接待了他們，幫他們解決問題等等。

我在雞西的姐姐見到傳單後，真以為她弟弟成了所謂“中央首長”，也要來上訪，我急忙寫信解釋制止。

這是我最難忘懷和深感榮幸的一段時間，因為有機會經常在晚上走進莊嚴的人民大會堂，見到敬愛的周總理及其他中央領導，深刻地感受到周總理為國操勞的忘我與艱辛。

這裡還有個小故事：一天晚上，周總理計劃接見遼寧、安徽、黑龍江三省兩派代表，我們在參加完遼寧的接見後，就在大會堂找個地方休息，每人還發個小麵包做夜餐，等待凌晨四點黑龍江的接見，記得開會時我坐在會議室右邊第三排，會議開始大約不到一小時，就見周總理臉上大汗欲滴，手也有些發抖。他的秘書急忙上前問詢，周總理說：沒什麼，你快找點東西給我吃！那人就隨手拿來一個麵包，周總理就邊吃邊講，還不時用手接著和撿食掉在桌子上的麵包渣，下面的人不由地鼓起掌來，周總理說：你們是為這個（指撿麵包渣）而鼓掌嗎？我看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到的，因為我們是勞動者，知道糧食來之不易和浪費可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每餐飯菜都吃的乾乾淨淨，吃不了的一般不動；而印度總理尼赫魯，他不吃的也給你扒拉得滿桌子都是！這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區別！

（二）

時間到了1967年年底，國內形勢逐步穩定，接待站的使命已經完成，上級決定解散。由於當時北京軍區空軍參加天津“支左”，故分配我去天津，後來部隊遵照毛主席 “軍隊不宜久駐一地”的指示，於1968年8月調往江西，北空命令我們在天津“支左”的人員撤出歸建。黨的“九大”後，據說社會不安定思潮又起，地方請求部隊支援。於是，我開始了南昌“支左”工作，期間又有些波折，工作幾經變更。1969年6月中旬，我被分配到江西省計委上班。這裡的軍代表連我一共五人，由空八軍副參謀長肖銳同志負責。

開始我被分配到計委政工處，這裡有兩位地方同志，工作量不多，但有一件很值得回憶的事，就是我有幸兩次接待名震中外的開國上將王震將軍。

那是1970年初夏的一天上午，剛上班不久，我們三人都在辦公室，進來一位手拿大斗笠，足登解放鞋，肩背黃布包，白衣黑褲，臉色黝黑卻精神矍鑠的老者。

老人進門就說：這是政工處吧？我是王震。這突如其來的自報家門可真把我們給“震”住了。看著我們有點不知所措，老人接著說：我是去年下放到咱們進賢縣農場勞動的王震。於是大家趕緊起立讓座。由於辦公室較狹窄，將軍就勢坐在靠牆的一個長條木椅上。

我問：不知老首長找我們有什麼事？是否請到我們計委領導那裡去說？

他說：不用啦！我是特意來請你們為我轉交一份材料的。接著就從布包內拿出一份材料，認真地說：這是我來進賢一年多對進賢縣乃至江西省有關農業生產方面的思考，請轉交。

我說：老首長請您稍等一下，我和省委辦公廳秘書組聯絡一下，或者請您直接到那裡與他們談一下好嗎？（他們就在我們後院）。

他說：不用啦！就是見到了，沒看材料也沒什麼可談的。說著就起身走了。

我把這事向計委主任劉劍秋彙報了，他的意思還是按我原來的想法辦。於是我拿著這本厚厚的材料到了省辦秘書組，向包青組長講明瞭情況。他說：好吧，由我們來辦吧！

大約過了10天的樣子，因沒接到迴音，老將軍又來了。我向他說明，此事已由秘書組接辦，我不瞭解情況，請稍等，我馬上電話落實。

電話那頭，包青說：材料和要求已經彙報了，現無下文。我告訴他老將軍又來了，請他想法請示領導，可否現在到他那裡見面。包說不行，領導不在家，或許中午能回來。所以老將軍決定在我們這裡等候。

我再次提議老將軍到計委領導那裡，他仍拒絕。我便給他泡了杯茶，就陪他聊開了。

他問：小夥子參軍幾年啦？ 我說：四七年參的軍。 那你也打過仗嘍？ 我就參加過幾次小仗，如昌濰、濟南阻擊戰和解放青島等戰役。 你現在幹什麼？ 我是從師指揮所副所長位置上來“支左”的。 什麼級別？ 營級。 級別不高嘛！ 我慚愧地說：老首長，我曾犯過錯誤啊！ 什麼錯誤？ 八屆八中全會學習受了批判……

喔，這個錯誤呀！……算啦，不說啦！談話陷入了沉默！看來我這句“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的話，是深深地觸動了老將軍的心！

為打破沉默，我說：老首長，您可是我們這一代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啊！我們是唱著您的頌歌長大的。今天我有幸和您坐在一起，真想多聽聽您那光輝戰鬥的一生。

他說：小夥子，不客氣地說我是挺能打仗的。不過你知道，我的所謂光輝點不僅在打仗方面，更重要的是在黨和軍隊遇到生存困難的時候，我們響應毛主席軍隊要成為“三隊”（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的號召，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開荒造田，做到了豐衣足食。

老將軍接著說：現在我們的國家又處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人民連吃飯都成了大問題！怎麼辦？依靠別人？別說他們不支援，就是支援那也是杯水車薪！因此，在當前工業尚不能大量支援農業的情況下，我們還得靠我們的老辦法：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即在大力用好現有土地的同時，努力擴大我們的耕種面積，哪怕是廣種薄收也好。

所以這次來江西，是我主動向毛主席請求獲准的。因為我瞭解江西，江西屬丘陵和江湖平原，氣候溫和，雨量充沛，適合旱地、水田的種植。江西現有1.7萬畝耕地，人口較少，每年能向國家提供較多的商品糧；如果在用好現有土地的基礎上充分開發，我看可耕面積翻番都有可能，那我們對國家的貢獻可就大啦！我所在的進賢縣農場潛力就十分巨大。我寫的那份材料，主要就是這方面的情況，如果省委下決心支援，我看很快就會收到效益的！

接著他問：我寫的那些東西你看了嗎？ 我說：沒有。因為我不敢耽誤，就送到秘書組啦！將軍點了點頭。

這時已近中午，秘書組來電話：領導回來了。材料沒看完，下午還有個會，請老將軍先回去。

老將軍嘆了口氣，神色有些無奈，起身就走。我請他到省委食堂吃了午飯再走，他不去，更拒絕我向計委領導申請派車送他。

送走老將軍，我既感慨，又有些苦澀。感慨老將軍的風骨，苦澀當時那個混亂的大環境。

（三）

記得那是1973年3月5日，省計劃會議開幕的那天早晨，領導叫我回機關有事。回來後被叫到會議室，已有幾位老領導在座，他們通知我：今天剛接到通知，部隊“支左”任務已完成，全部撤出。其他幾位“支左”同志已經走了，領導指示為你開個會，對你的工作做個了結。就這樣結束了我近八年的特殊任務。

從撤出時上級規定的三條——不開歡送會、不寫鑑定、一律按原職級安排來看，所謂的“支左”，在當時就被否定了！因為它是後來被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怪胎”，它被否定是歷史的必然！

解放軍“支左”是在有著許多“不理解”和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進入的。別說我們這些中下級幹部，就是那些高階幹部也是“遇到了新問題”！因此，他們在這個舞臺上的表演也是形象各異的。

不過總的情況看，在那個特殊年代，出現的那些特殊情況，恐怕也只有解放軍才有如此力量來保衛國家根基的穩固和人民生命、國家財產的安全，因此，“支左”這付擔子也是歷史性地落在瞭解放軍肩上。

最後我想說：在回顧那八個春秋時，雖然自己的知識、經歷和能力都十分有限，缺點錯誤在所難免，但總的看，我是忠於黨的事業，是在認真工作的。特別在黨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損害或威脅時，我是能夠挺身而出的。因此，我十分珍視這段經歷！八年走了個大圈圈，我看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