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列寧在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批判與超越的基礎上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從“整體”文字和比較研究出發，列寧帝國主義論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表現在：一是批判霍布森“消費不足論”——消費不足既是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的原因又是分配不當的結果；二是批判希法亭“一個錯誤、幾個不足”——關於貨幣的理論錯誤、金融資本定義的不足、忽視(幾乎)世界的瓜分、忽視帝國主義與寄生性、機會主義的關係；三是批判考茨基“帝國主義是什麼”和“帝國主義向哪去”——帝國主義定義及其錯誤根源、超帝國主義及其鬥爭策略。列寧帝國主義論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超越體現在：一是觀點的超越——科學帝國主義觀點體系；二是方法的超越——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三是立場的超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
一、引言
近幾十年來，國內學界對列寧帝國主義論開展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結合本文來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研究文字的侷限。列寧帝國主義論所涉文字範圍極廣，除《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通俗的論述)》(以下簡稱《最高階段》)一書外，還有1915年至1916年列寧摘錄批註的約50個印張的筆記，這些筆記以及一些相關的研究札記後被整理收錄進《關於帝國主義的筆記》(以下簡稱《筆記》)一書中，另外還有諸如《社會主義與戰爭》、《第二國際的破產》、《論修改黨綱》等論著中也時常談及帝國主義問題。可以說，列寧帝國主義論絕不僅限於《最高階段》，是以《最高階段》為核心，包括《筆記》以及其他相關著作的一個思想體系。更重要的是，《筆記》及其他相關著作中常常蘊含著“通俗的論述”中未充分展開的思想。因此超越研究文字的侷限，迴歸“整體”文字，有助於完整準確理解列寧帝國主義論。
其二，比較研究的缺乏。列寧帝國主義論與古典帝國主義理論之間是揚棄的關係，二者比較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現有文獻中，專門研究霍布森、希法亭帝國主義理論的較少，將列寧帝國主義論與其進行比較研究的更少，而對考茨基帝國主義理論的專門研究和比較研究都較為豐富。這一方面映照了列寧在《最高階段》中對考茨基直接系統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學界對列寧帝國主義論與其他古典帝國主義代表人物理論比較研究的缺乏。誠如朱亞坤研究述評中指出的，國內學界對他們的理論差異性沒有給予更多關注。
因此，本文將從“整體”文字和比較研究出發，考察列寧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代表人物——約翰·阿特金森·霍布森、魯道夫·希法亭、卡爾·考茨基的批判，並探究列寧帝國主義論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超越。
二、列寧帝國主義論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
需要說明的是，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家並不只有上述三人，有些研究還將保爾·拉法格、羅莎·盧森堡等人納入研究範圍。但是列寧在《最高階段》中主要批判性評論了霍布森、希法亭、考茨基三人。他談到，“實質上，近年來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論述……恐怕都沒有超出這兩位作者所闡述的，確切些說，所總結的那些思想的範圍”，“本書特別注意批判‘考茨基主義’這一國際思潮”。因此，本文主要針對這三位代表人物開展研究。
(一)批判霍布森古典帝國主義理論
《帝國主義》是霍布森論述其帝國主義理論的主要著作。列寧在認真閱讀該書後，寫成了關於該書的專門筆記“卡帕”，並在《最高階段》中多次引用，甚至還翻譯過該書，正如他所說：“我認為是給了它應得的重視”。但是，列寧在褒揚和利用這本書的同時，也對其進行了批判，例如他將霍布森稱為“露骨的和平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社會自由主義者”、“非馬克思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觀點”等等。下文將詳述霍布森的主要觀點和理論邏輯以及列寧對它的批判性評述。
首先，霍布森認為，帝國主義政策的根源在於生產過剩以及與之相伴的資本過剩。霍布森以美國為例，敘述了美國生產力的飛躍、生產集中和壟斷、財富落入少數工業巨頭手中的過程，這產生了“同舊經濟理論相反，生產力遠遠超過實際的消費率，即使降低產品價格也不能保證消費有相應的增長”的現象，這一現象導致資本過剩和儲蓄率的增長，迫使國家“告別過去的政治孤立，面向未來採取帝國主義政策”。同時，霍布森還敏銳地看到，這種“國家行為”本質上是“私人行為”，“需要帝國主義的是洛克菲勒、皮爾龐特·摩根、漢納、施瓦布先生及其夥伴們，是他們把帝國主義加在這個西方的偉大共和國的頭上”。列寧在《筆記》中將“需要帝國主義的是洛克菲勒”、“先生”二詞打上了著重號，並在這段話旁批註了“注意”二字，這說明列寧重視了這一觀點。
其次，霍布森認為，生產過剩的原因在於消費不足。他談道：“如果國內消費群體的消費標準和生產能力保持同步增長，就不會有過剩的商品，就不會出現資本喧囂著利用帝國主義來開闢新市場的情況。”列寧在《筆記》中對“如果”和“消費群體”打了著重號，並在一旁批註“對帝國主義的庸俗批評的實質”，這說明列寧認為從消費不足來解釋生產過剩是“庸俗”的，只看到了表面現象，而妄圖透過改變消費不足來扭轉生產過剩，只能是假設性的“如果”，終不可能成為現實。
再次，霍布森認為，消費不足的原因在於不合理分配。他說：“並非工業的發展要求開闢新市場和新投資場所，而是消費力的不合理分配導致國內資本和產品無法被充分吸收。”這表明在霍布森看來只要分配得當，帝國主義政策不是不可避免的。而列寧在《筆記》中這段話旁批註了“帝國主義的不可避免性”。這表明列寧將帝國主義視作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而霍布森只是將它看作一種“可有可無”的政策。
最後，霍布森認為，救治帝國主義“分配錯謬”的方法是“社會改良”。具體的改良方式是“現有政治經濟局勢應該變動一下，把所有者的過剩收入或者用於提高工人工資(對應工聯主義——筆者注)，或用於向社會繳納賦稅(對應社會主義——筆者注)”。列寧對“工聯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帝國主義的天敵”的論述也進行了摘錄，但未做評論。
綜上所述，霍布森的理論邏輯是：帝國主義政策(現象)——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淺層原因)——消費不足(中層原因/結果)——分配不當(深層原因)——分配的改良(對策)。其中，消費不足既是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的原因，又是分配不當的結果，處於核心地位，因此可將霍布森古典帝國主義理論概括為“消費不足論”。列寧正是抓住這一核心展開批判。他指出，“霍布森否認‘帝國主義的不可避免性’，呼籲必須‘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表明列寧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談改變生產關係而去談改變分配關係是荒謬的，生產關係未變革的情況下，分配關係、消費能力都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變，因此霍布森那種帝國主義只是可有可無的政策的觀點就必然是錯誤的。列寧還指出，霍布森的基本立場是否認帝國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的基礎(托拉斯)的緊密聯絡，並且不敢與資本主義制度自身創造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站在一起，這種小資產階級基本立場不能不使他的對策淪為一種“天真的願望”。總而言之，對“消費不足論”的批判是列寧帝國主義論對霍布森古典帝國主義理論批判的要旨所在。
(二)批判希法亭古典帝國主義理論
《金融資本》是希法亭闡述其帝國主義理論的主要著作，列寧在讚譽、利用它的同時也對它進行了批判。在《最高階段》一書中，列寧四次批判了希法亭，內容可大致分為三類——貨幣理論的錯誤、金融資本定義的不足、對帝國主義特有的寄生性認識的不足。在《筆記》中，列寧主要在“太塔”、“貝塔”、“奧米克隆”三個筆記中做了批判性摘錄、評註，其中“太塔”有列寧寫的“希法亭：《金融資本》”這一專門書評，“貝塔”有“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提綱，在這個提綱裡列寧總括地列明瞭希法亭的缺點——“(1)關於貨幣的理論錯誤。(2)忽視(幾乎)世界的瓜分。(3)忽視金融資本與寄生性的關係。(4)忽視帝國主義與機會主義的關係”。總的來說，這些批判可以概括為“一個錯誤、幾個不足”。下文將對“一個錯誤”進行詳述，並略述“幾個不足”。
第一，批判希法亭關於貨幣的理論錯誤。
列寧在《最高階段》中指出：“作者在貨幣理論問題上有錯誤，並且書中有某種把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調和起來的傾向”。在《筆記》中他進一步批註道：“在希法亭看來，進入流通的是沒有價值的貨幣”，另外他還多處旁批“亂七八糟”、“不對”。這些批註指明瞭希法亭貨幣理論的特點和實質：特點是“亂”和“錯”——將馬克思清晰、正確的商品貨幣理論混亂化、錯誤化；實質是“流通價值論”——認為是流通賦予了貨幣乃至商品價值。
首先，在商品問題上希法亭是“亂”中摻雜著“錯”的。“亂”表現在使用概念的混亂，例如希法亭說：“商品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物化”，這裡他明顯混淆了價值量、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諸多概念。“錯”表現在商品問題上希法亭已顯露出“流通價值論”的影子，例如“商品彼此相等互相衡量它們的價值”，這完全是錯誤的，價值是先在的，有了價值才能進行不同質的商品的比較和交換。正如馬克思所言，“商品的價值在商品進入流通以前就表現為商品價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結果”。因而在商品問題上，希法亭是“亂”中摻雜著“錯”的，其中有些論述雖然混亂但尚有正確成分，但是到了貨幣問題上他就完全陷入了錯誤。
其次，在貨幣問題上希法亭完全陷入了錯誤。希法亭認為：“貨幣成為這樣的商品(一般等價物——筆者注)是整個交換過程的結果。……我們同時看到，共同的價值尺度的必然性，如何從交換過程本身中，從商品彼此不斷等同的必然性中產生出來。”這裡他顯然沒有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的：“對於交換過程使之轉化為貨幣的那個商品，交換過程給予它的，不是它的價值，而是它的特殊的價值形式。”貨幣作為特殊商品具有價值，必然首先是生產過程的結果，而非交換過程的結果，交換過程賦予它的只是“價值形式”而非“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中已詳盡地考察了價值形式的發展，正確區分了生產過程中的“價值”和流透過程中的“價值形式”。而希法亭顯然沒有理解這一點，錯誤地認為是流通賦予了貨幣乃至商品價值，實質上犯了“流通價值論”的錯誤。還需要指明的是，希法亭正是在這一錯誤的基礎上建立了他的紙幣理論，從而徹底背離了馬克思科學的商品貨幣理論。
最後，希法亭錯誤的根本原因在於未能正確理解價值運動的辯證法。馬克思在談及資本問題時曾有一段極為精彩的論述，“因此，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他(資本家幼蟲的貨幣所有者——筆者注)變為蝴蝶，必須在流通領域中，又必須不在流通領域中。這就是問題的條件”。資本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但它又離不開流通領域，只有在流通領域中貨幣才能購買到勞動力商品從而轉化為資本。相似地，價值也是如此，價值是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但它又離不開流通領域，只有在流通領域中價值才能表現自身，成為價值形式(貨幣形式是價值形式的一個階段)，正如馬克思所言，“價值物件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係中表現出來”。因此，可以說價值必須既在又不在流通領域中，這就是價值運動的辯證法。希法亭顯然只關注到了價值在流通領域中這一方面，但他忽略了更根本的另一方面，從而走向了馬克思早就批判過的“在進入流透過程時，商品沒有價格，貨幣也沒有價值”的荒謬的“流通價值論”。
第二，批判希法亭其他方面的幾個不足。
首先，金融資本定義的不足。希法亭在《金融資本》中給金融資本下的定義是“歸銀行支配的和由產業資本家使用的資本”。列寧在《筆記》中摘錄了這一定義，並提問道：“‘金融資本=銀行資本’，還不夠嗎?”緊隨其後，他列出了“三個主要因素”，即“壟斷資本”、“銀行的作用”、“大資本的發展和增長達到一定程度”，顯然對自己的提問作了否定的回答。他的這一否定回答，不僅是對自己提問的否定，也是對希法亭定義的否定。他在《最高階段》中明確指出：“它沒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了會導致而且已經導致壟斷的高度。”這就是說，定義金融資本，必須首先從生產出發，流通對金融資本的形成也很重要，但相較於生產來說畢竟是第二位的，希法亭的定義不恰當地忽略了生產、片面強調了流通，雖然他在別的章節裡考察了生產方面，但未體現在定義中，因而有所不足。
其次，忽視(幾乎)世界的瓜分。希法亭在《金融資本》第二十二章“資本輸出和爭取經濟區①的鬥爭”中闡述了他關於爭奪殖民地的思想。列寧在《筆記》中批評他“忽視(幾乎)世界的瓜分”，《最高階段》有些論述雖有所指，但終究隱約其詞。幾個月後，這一批評在《論修改黨綱》中得到了直接說明——“希法亭所說的‘爭奪經濟領土’，這種說法並不確切，因為它沒有說明現代帝國主義同過去爭奪經濟領土的形式的主要差別。……現代帝國主義的特徵(就像我在黨綱草案裡所說的)是‘各個最富裕的國家已把全世界的領土瓜分完畢’，這就是說，各國已經把土地瓜分乾淨。正因為如此，重新瓜分世界的鬥爭才特別尖銳，衝突才特別激烈，以至引起戰爭”。這裡明確指出，希法亭忽視了現代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特點：其一，經濟特點是“最大企業家的壟斷同盟的統治”；其二，程度特點是世界瓜分完畢、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且不可避免的。未抓住現代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特殊之處，因而就幾乎等於是忽視了世界的瓜分。
最後，忽視帝國主義與寄生性、機會主義的關係。列寧在《最高階段》1920年序言中談到在一個重要問題上，希法亭比霍布森還後退了一步。他緊接著在第八章中解釋了“這後退的一步”——“我們說的就是帝國主義所特有的寄生性”。以往的研究習慣於從希法亭的理論錯誤揭示他的機會主義傾向，如有的學者認為希法亭的“總卡特爾”、最大的銀行實行國有化、首先實行流通領域的社會化等錯誤思想，是導致他倒向機會主義的重要原因。這種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但缺乏從帝國主義寄生性與機會主義的聯絡進行考察的視角，而這種視角正是列寧的視角。列寧將寄生性與機會主義統籌在一章中考察，先考察了什麼是食利國(寄生性)，隨後考察了食利國對工人運動的影響(機會主義)。他認為，“它們在經濟上就有可能去收買無產階級的上層，從而培植、形成和鞏固機會主義”，“於是形成了帝國主義同機會主義的聯絡”。可以看出，列寧是從帝國主義寄生性與機會主義的聯絡的角度進行考察的。既然希法亭在列寧眼中忽視了帝國主義與寄生性的關係，那麼他把握不到寄生性與機會主義的關係，從而倒向機會主義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三)批判考茨基古典帝國主義理論
列寧對以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思潮的批判是廣泛而深刻的。《最高階段》一書中，列寧主要從兩個方面對考茨基帝國主義理論進行了批判：一方面是對“帝國主義是什麼”的批判——批判考茨基帝國主義定義及其錯誤根源；另一方面是對“帝國主義向哪去”的批判——批判考茨基超帝國主義及其鬥爭策略。在《筆記》中，列寧也對考茨基做了大量的摘錄、評註，主要集中在“貝塔”(評卡·考茨基論帝國主義、幾點看法)和“迭耳塔”(1914年和1915年的考茨基)兩筆記中。另外，列寧還打算寫一本專論考茨基的著作，並已擬出提綱(見單獨的札記“論考茨基主義的文章的提綱”)。雖然這些材料較為零散，但它們為理解列寧的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幫助。下文將沿循《最高階段》的思路闡述列寧對考茨基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
首先，對“帝國主義是什麼”的批判——批判考茨基帝國主義定義及其錯誤根源。列寧談道：“我們不得不在帝國主義的定義問題上，首先同所謂第二國際時代(1889-1914年這25年間)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卡·考茨基進行爭論。”之所以要首先從定義入手，是因為他的定義不僅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和完全錯誤的，還成了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全套觀點的基礎。列寧在《筆記》中將考茨基的定義摘錄了下來，旁批道“根本要不得”，並在《最高階段》中說明了原因：一方面“任意地和錯誤地把這個問題(民族問題——筆者注)單單同兼併其他民族的那些國家的工業資本聯絡起來”，另一方面“又同樣任意地和錯誤地突出了對農業區域的兼併”。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是金融資本而非工業資本，是兼併一切可兼併的區域而非僅僅農業區域。在定義問題上，考茨基還主張將作為原因的金融資本和作為結果的帝國主義政策相區分，而列寧認為這種文字之爭是一種詭辯，關鍵在於這樣一種區分使得“帝國主義的政治同它的經濟割裂開了”——而這正是考茨基帝國主義定義的錯誤根源。割裂帝國主義的經濟與政治，必然會導致：其一，將帝國主義看作資本主義的政策形式之一(兼併、戰爭等)，而非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其二，既然帝國主義只是資本主義政策形式之一，那麼它就有可能被另外的政策代替(超帝國主義)；其三，從而在鬥爭策略上主張改良主義，即“同托拉斯和銀行的政策‘作鬥爭’而不觸動托拉斯和銀行的經濟基礎”，最終倒向機會主義、墮向社會沙文主義。
其次，對“帝國主義向哪去”的批判——批判考茨基超帝國主義及其鬥爭策略。由上文可知，割裂帝國主義經濟與政治必然會導致將帝國主義只看作一種政策形式，從而有可能被另外的政策所代替，超帝國主義就是考茨基對“帝國主義向哪去”的解答。考茨基在1914年發表的《帝國主義》中首次提出了“超帝國主義”這一概念，在次年發表的《兩本用於重新學習的書》中對“超帝國主義”作了完整的定義——“這一政策(超帝國主義政策——筆者注)將用國際上聯合起來的金融資本對世界的共同剝削來代替各國金融資本之間的相互鬥爭”。列寧在《筆記》和《最高階段》中對此均有摘錄。列寧用了大量的經濟材料對超帝國主義謬論做了直接批判。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金融資本加劇了世界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因此，帝國主義國家之間表現為和平的聯盟(即考茨基主張的超帝國主義聯盟)或非和平的衝突(即考茨基反對的帝國主義政策)是“形式”上的東西，無論如何“內容”上都是為各帝國主義國家利益服務的，它們經常變化歸因於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規律，而根本上割裂了帝國主義經濟與政治關係的考茨基是看不到這一點的。於是，在鬥爭策略上，反對非和平的帝國主義政策，而不反對它的經濟基礎，就必然走向改良主義；無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受資產階級收買，成為工人貴族便倒向了機會主義；機會主義者支援“自己的”資產階級政府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便墮向了社會沙文主義。考茨基正是走向改良主義、倒向機會主義、墮向社會沙文主義的代表。因此，不僅考茨基超帝國主義的理論解答是荒謬的，而且在實踐中反對帝國主義必須同時反對改良主義、機會主義、社會沙文主義。
三、列寧帝國主義論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超越
列寧帝國主義論在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批判的基礎上實現了對其的超越。這種超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觀點的超越、方法的超越、立場的超越。現有的研究大多聚焦於觀點的超越，其中有些研究注意到了方法與立場的超越，但總體來看較少且缺乏系統性。因此，本文將從這三個方面入手，對觀點的超越予以略述、對方法與立場的超越予以詳述，以期從整體上探究列寧帝國主義論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超越。
(一)觀點的超越
前文已述列寧帝國主義論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實際上這種對舊觀點的批判本身就蘊含著新觀點的闡發。列寧正是在對舊觀點的批判和對新觀點的闡發中，形成了科學帝國主義觀點體系，實現了科學帝國主義理論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觀點的超越。
首先，在對霍布森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中，列寧批判他的“消費不足論”，闡發了自己的必須首先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觀點；批判他的帝國主義政策論，闡發了自己的帝國主義階段論的觀點；批判他的帝國主義政策“可有可無”的觀點，闡發了自己的帝國主義發展階段“不可避免”的觀點。其次，在對希法亭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中，列寧批判他的貨幣理論的錯誤，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的商品貨幣理論；批判他的金融資本定義的不足，闡發了自己的金融資本定義及其產生髮展的觀點；批判他忽視(幾乎)世界的瓜分，闡發了自己的現代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新特點的觀點；批判他忽視帝國主義與寄生性、機會主義的關係，闡發了自己的關於帝國主義寄生性與機會主義聯絡的觀點。再次，在對考茨基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中，列寧批判他的帝國主義定義及其錯誤根源，闡發了自己的帝國主義定義以及以經濟方面為根本結合其他方面歷史地、辯證地下定義的觀點；批判他的超帝國主義及其鬥爭策略，闡發了自己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以及反對帝國主義必須同時反對改良主義、機會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的觀點。除此之外，列寧還有一系列獨創性觀點，例如他提出了“過渡的國家依附形式”等概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方法的超越
恩格斯曾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列寧帝國主義論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超越不僅體現在觀點上，還體現在方法上。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運用，實現了其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方法的超越。
首先，唯物史觀的運用是實現方法的超越的基礎。實際上，無論是霍布森的“消費不足論”、希法亭的“流通價值論”，還是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它們有一個共同的錯誤根源，那就是沒有正確處理好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之間的關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係。”這表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並列起來的做法是錯誤的，實質上割裂了四者間的辯證關係。霍布森的“消費不足論”將消費作為核心環節，希法亭的“流通價值論”將交換(流通)②作為核心環節，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則是完全割裂了經濟與政治的聯絡，方法上的錯誤使他們都沒能建立起科學的帝國主義理論。列寧在《最高階段》1917和1920年序言中均強調經濟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我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能有助於理解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這個基本經濟問題，不研究這個問題，就根本不會懂得如何去認識現在的戰爭和現在的政治。”這表明列寧是從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入手展開研究的，並且在研究“經濟實質”時，他首先著眼於生產領域，將“生產集中和壟斷”置於全文具有基礎性地位的第一章，之後無論是定義金融資本，還是給帝國主義下總的定義，列寧都將“經濟實質”的生產方面作為最重要的方面，這一切無不體現著唯物史觀作為基礎方法在列寧帝國主義論中的運用。
其次，辯證法的運用是實現方法的超越的關鍵。列寧在研究帝國主義問題時特別注意辯證法的運用。在研究具體概念時，他經常“成對”考察以說明概念間的聯絡，例如競爭與壟斷、戰爭與和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等等，這體現出列寧對辯證法的實質——對立統一的運用。在描述事物發展時，他慣於宏觀描述而不去做特別微觀的界定，例如在描述壟斷組織的歷史和帝國主義的形成時，他認為過於具體地規定帝國主義在哪一年確立是十分荒唐的。在論述私有制必將滅亡時，他既從宏觀上認為私有制“必然要腐爛”，又不否認微觀上它可能“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這些都體現了列寧對質量互變規律的運用。在籌劃謀篇佈局時，他始終將否定之否定貫穿其中，例如《最高階段》從生產集中和壟斷開始——這是對自由資本主義的否定，以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終結——這預示著“更高階的結構”對壟斷資本主義的否定，列寧始終將帝國主義看作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與否定之否定的運用是分不開的。另外，列寧還善於運用辯證法的基本範疇進行說明，例如，談到無論是自由貿易政策還是關稅保護政策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壟斷時，運用了現象與本質的範疇；談到銀行的新作用、考茨基的錯誤、戰爭與和平時，運用了形式與內容的範疇等等。
(三)立場的超越
在運用正確的方法、闡發正確的觀點，實現方法與觀點超越的同時，列寧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實現了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立場的超越。
首先，列寧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超越了霍布森的資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霍布森在《帝國主義》一書的引言“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中，詳述了他對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國際主義三者關係的看法。他談道：“民族主義一路的高歌猛進似乎摧毀了國際主義復興的希望。但實際上，兩者之間並不存在根本上的對立。在形式或精神上，真正的國際主義都是以強大而自尊的國家的存在為前提的，它們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尋求聯合。……民族主義是通向國際主義的康莊大道，如果它出現偏差，那麼我們有理由懷疑，這是歪曲了民族主義的本性和宗旨。帝國主義就是這種曲解……這是對民族主義的損害，也是對真正國家權力的濫用。最可以肯定的惡果，便是對國際主義的阻礙。”從這裡可以看出，霍布森反對帝國主義對民族主義的歪曲和對國際主義的阻害，然而他的這種反對是站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立場上的，“支援自由貿易的政治家們，試圖透過自由國家之間的經濟和思想交流來有效推動非正式的國際主義的發展，在當時來說，他們的這種夢想並非沒有根據”。對此列寧也有論及，“在1840-1860年英國自由競爭最興盛的時期，英國居於領導地位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是反對殖民政策的”。由此可見，霍布森的立場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立場，這本質上還是一種資產階級國際主義，這在他的“國際帝國主義”中得到了證明。但是，資本主義畢竟是少數人剝削多數人、極少數人剝削少數人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國際主義，甚至不可能實現霍布森設想的“國際帝國主義”。要實現國際主義，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才有可能，因而霍布森的想法只能是一種“天真的願望”，而列寧則找到了它的現實途徑。
其次，列寧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超越了希法亭、考茨基的社會沙文主義立場。前文已述，無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受資產階級收買，成為工人貴族便倒向了機會主義；機會主義者支援“自己的”資產階級政府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便墮向了社會沙文主義。希法亭由於忽視帝國主義與寄生性、機會主義的關係，加之其他錯誤和不足，逐漸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蛻化為一個社會沙文主義者。1914年德國議會舉行戰爭預算表決時，他還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一道反對戰爭撥款，但是卻沒能堅持正確的立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第二國際中派分子，主張同機會主義者調和、同社會帝國主義者統一。考茨基由於錯誤地割裂了帝國主義經濟與政治的關係，因而走向了改良主義，在1910年前後作為第二國際中派領袖堅持與機會主義調和，從而倒向了機會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主張超帝國主義，打著民族主義和保衛祖國的幌子支援帝國主義戰爭，最終墮向了社會沙文主義。列寧指出：“真正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就是進行忘我的工作來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鬥爭，支援(用宣傳、聲援和物質來支援)無一例外的所有國家的同樣的鬥爭、同樣的路線，而且只支援這種鬥爭、這種路線。”社會沙文主義立場上的希法亭和考茨基，既沒有推動本國無產階級革命，也沒有支援他國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民族解放的運動，因而只能是“口頭上的國際主義”，與“真正的國際主義”相去甚遠。
四、結語
列寧帝國主義論與古典帝國主義理論之間是“揚棄”的關係，其中既包含著前者對後者的繼承與發展，又包含著批判與超越，本文著重研究了後一個方面。誠然，本文還有許多未及之處，例如，列寧帝國主義論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繼承與發展了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古典帝國主義理論本身的理論內涵以及不同古典帝國主義理論之間的比較研究；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當代價值以及當代帝國主義理論的新發展等，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註釋：
①《列寧選集》翻譯為“爭奪經濟領土”，商務印書館中譯本翻譯為“爭取經濟區”。
②馬克思認為流通本身只是交換的一定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