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只是少數人，我們不能因此而苛責整個知識分子群體，但雷人的觀點和言論的不時出現，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足以對大眾產生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生態，正在發生一些令人不安的微妙變化，試圖對我們這個社會產生影響的那些知識分子們應如何自律？又怎樣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公知”？

知識分子及公共知識分子的由來

公知：（The Public Intellectual）從字面可理解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縮略詞。具體是指那些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分子，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知識分子”一詞，最早出現在19世紀末的法國，1894年，猶太裔法國陸軍上尉德雷福斯被判定犯了叛國罪，被流外海外，事後證明此為誤叛，但因為德雷福斯猶太人的身份，軍事法庭拒絕改判，議會也不出面為他主持公道。

著名作家左拉在四年後，發表署名文章《我控訴》，為德雷福斯公開辯護。次日，又有一批作家和教育人士發文支援左拉，為德雷福斯伸張正義，這些有文化的人團結戰鬥，用文字展現了一種政治良心，他們以人類普遍觀念和共同理想的名義反對當權者，“知識分子”一詞遂產生。

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傳統的知識分子從上層社會中分離出來，他們有較強的生存能力，可以不依靠體制，靠辦雜誌、寫文章、教書就能活下來，這使他們不必巴結當權者和利益集團，可以獨立思考問題，所以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批判權貴階層，反對專制，抨擊社會醜惡現象，揭露社會陰暗面。

他們還利用所掌握的知識，透過寫文章，發表言論等方式，啟迪民眾思想，幫助民眾思考。

有專業背景具有權威性及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極具影響力，他們足以產生推動社會進步和變革的力量。

其實公共知識分子在我國自古有之，唐代的白居易用詩歌反映現實，反映那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堪稱古代“公知”的代表人物。

在近代，魯迅以文字喚醒民眾，他揭露殘酷的社會現實，號召決定民族未來的青年站出來對那個黑暗時代進行反抗，魯迅代表著那個時代公知們呼喚正義的最強音。

但最近這幾年，“公知”一詞卻逐漸變成了貶義詞，變成了令人厭惡的名詞，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其實，公知日益不受待見的原因，還是在於公知們自已。

首先，很多公知不能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上發表觀點，他們或偏左或偏右，偏左公知們高唱讚歌，以極為誇大的，不符實際的言詞吹噓我們目前的發展狀況和國家的軟、硬實力，他們專講西方世界的弱點，唱衰美國等西方國家，別人的一點批評就是不愛國，揭露批判社會陰暗面，講一講美國的好，就是取悅西方，就被他們說成是西方勢力的代言人。

而偏右公知們則認為人類的希望在西方，應該向西看，中國一團黑暗，制度更是存在巨大缺陷，任何的讚美與辯解都有“五毛”之嫌。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公知”？

真正的“公知”，應當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上，從人類和本民族人民的福祉出發，以促進國家強大，社會向正確方向發展為使命，在此基礎上行使監督的權力，運用批評和建議的方式來揭露社會不合理現象和提出合理化建議。

當代公知們應該認識到一個現實：隨著時代的發展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和網際網路的普及，人們越來越瞭解世界，而在此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的青年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他們更有思想，更有知識，更有主見，面對他們，不拿出點真東西，僅靠忽悠，靠偏激的言論，或以公知之名撈取個人利益，這條路恐怕越來越行不通。

當代知識分子們想在歷史上留下點印跡的話，他們應堅持真理，實事求是，懷揣良知，體現道義。既不能趨炎附勢，對當前社會中存在的問題視而不見，也不能唯西方的價值觀馬首是瞻。更不能真偽不辨的傳播負面訊息，對公眾的判斷進行誤導。

當然，我們希望公知們表現得更好一點，不是說不希望聽到他們的聲音，恰恰相反，社會需要更多批判，這是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強有力的助推器。

我們期望，知識分子們的批判真正是為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而不是為自己在撈取利益，我們期望公知們的功利心少一點，私心少一點。希望公知們心懷一份責任和擔當，這樣，當代公知的形象才能立得住，他們的言論才能具有說服力。